确立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苏联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俄国革命时，也把苏俄的教育思想和经验介绍到了中国，但是很快就被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淹没，特别是1919年杜威来华以后，中国教育界就只听到实用主义教育一种声音。苏联教育思想在中国大量传播是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在东北新解放区开始的。

1948年秋季，东北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的形势要求解放区的教育既要考虑到解放战争继续发展中对各种干部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恢复和建设所需要的大批干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召开各种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中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造问题。东北解放区最先开始向苏联学习。

由于历史的原因，辽宁省的旅大（旅顺、大连）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人，他们在那里办起了苏联中学。1948年10月，中国的旅顺中学开始和苏联中学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着手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当时主要从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和五级记分的成绩考核方法入手，改变过去的填鸭式教学法。继而双方合作，旅顺中学学习苏联的教育内容、思想教育、学校管理及教育理论。为此，旅顺中学还专门成立了苏联教育研究小组。

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口号。1949年12月5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在《东北教育》上发表文章：《学习苏联，改造我们的教育》。在董纯才的直接领导下，从1949年到1951年，《东北教育》共组织发表苏联教育经验文章89篇，介绍研究新教材的文章53篇；东北教育社翻译出版了苏联教育理论书籍，包括冈察洛夫的《教育原理》、凯洛夫的《教育学》及《五级分和它的用法》等。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还组织力量，以苏联十年制中学的自然科学各科教科书为蓝本，编写中学教科书，从初中一、二年级开始逐级试用。与此同时，政府培养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先进典型，并组织这些典型到各地传播经验。[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2]“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3]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4]从此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

为什么新中国教育建设要“以俄为师”？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第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的第一步，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是世界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的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展开的，并取得了胜利。走苏联的道路，无疑是中国的选择。同时，两个国家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苏联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从思想体系来讲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它与苏联教育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新中国的教育自然应“以俄为师”。

第二，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苏联建国不久就战胜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受到世界的瞩目，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仰。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自然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苏联教育在改造旧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方面已有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借鉴苏联教育的经验自然被认为是中国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的捷径。

第三，当时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行对中国的封锁，迫使中国只能“一面倒”，在政治上和苏联结成联盟，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当然也要更多地依靠苏联的帮助。

向苏联教育学习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进行的。

第一，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前面已经谈到，东北解放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经翻译了苏联的许多教育理论书籍和教科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的论著更多。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的《教育学》（1948年版）的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等。接着1950年12月和1951年2月，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凯洛夫的《教育学》（1948年版）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2月，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了此书，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该书后面还增列了俄汉名词对照表。其发行量之大，是空前的。笔者手头的一部标注为“1953年4月上海十六版”，全国发行量之大，可见一斑。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

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图为苏霍姆林斯基带领学生们一起实习。

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

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凯洛夫总主编，冈查（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父母必读》。

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办了一份刊物《教育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

第二，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讲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49年10月，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代表团成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在北京、上海等地向我国教育工作者介绍了苏联教育工作的经验。以后许多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课。1950年至1952年年末，教育部先后聘请了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福民、达拉巴金、顾思明、戈林娜五人担任教育部顾问。另有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专家二人兼任教育部普通教育与幼儿教育的顾问。专家的主要工作是：参加部务会议、部工作会议和专业会议，介绍情况，提供意见，解答问题；开办各种讲座，给训练班讲课，到各地视察，帮助各级教育干部和学校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等。[5]全国主要高等学校也聘请苏联专家任教。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1950年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到各系讲学，其中，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就有8位。他们基本上是把苏联的课程搬过来。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而且是后来老师编写教材的依据。为了把苏联专家讲的课学到手，每位专家都配备了年轻的骨干教师做其助手，教研室的老师都要跟班听课。为了扩大影响，苏联专家讲学期间，我国还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在这些进修班或研究班学习过。为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自1949年至1960年，在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前，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共聘请了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6]

第三，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学校。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立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7]。该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8]根据这个决定，中国人民大学以老解放区华北大学为基础筹建，第一任校长是吴玉章。吴玉章校长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中央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第一，为国家培养建设骨干；第二，改革旧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新型大学的典型。学校聘请了36名苏联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培养教师。先由苏联专家给教师讲课，再由教师向学生授课；培养研究生，给研究生讲课；指导教师编写讲义和教材，自1950年至1957年，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的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帮助建立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9]

1950年4月29日，教育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该计划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以代替派大批学生去苏联留学；每年抽调各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助教和教授150名，入该校参加教学研究班，在苏联教授的帮助下研究深造，以提高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水平。[10]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是中俄工业学校，由中苏两国共管。1950年由中国正式接管。原来规模很小，设备简陋，行政人员和学生基本上是苏侨。1950年，根据中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学校按照苏联多科性工科院校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增设了许多专业，先后自苏联26所高等学校聘请了67位专家来校讲学，引进了苏联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五年制本科专业及二年制研究生部。

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从而影响到其他大学的建设。

第四，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1年8月19日，首批派往苏联的375名留学生启程。他们学习的领域包括理工农医、财经、外交、师范等各个方面。首批留学生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几个大城市中著名的大学和学院。自此，我国每年都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每年少则200多人，最多的一年达2 000多人。除留学生外，国内许多企业部门还派遣了大批实习生，到苏联的企业实习学习。这批留学生回国以后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骨干。他们不仅带回了专业知识，而且带回了苏联的某些文化。

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众多中国青年学子理想的留学之地。图为苏联莫斯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