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全民优质教育的发展
随着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教育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被提到议事日程，同时，提高教育质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一、《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教育民主化思潮兴起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获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但从“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国家始终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困境。这迫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开始反思本国的发展模式。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首先质疑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他们认为整个世界市场就是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工业国家和处于“边缘”地位的贫困落后国家构成的一个世界分工体系。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之所以发达，主要是因为他们剥削和压迫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如果“边缘”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永远遭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永远成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对于“边缘”国家而言，真正的出路在于“自主内生”的发展。
这种“自主内生”的发展路径迫切要求各国大力发展本国的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当时全世界共有1亿多儿童未能接受初等学校教育，其中包括至少6 000万名女童；9.6亿多成人是文盲，其中2/3是妇女，功能性文盲已成为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世界1/3以上的成人未能学习书本知识、新技能和新技术，以改善其生活质量，并帮助他们适应社会、文化的变化；1亿多名儿童和不计其数的成人未能完成基础教育，即便是那些完成基础教育的人，也并未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28]与此同时，经济停滞、环境恶化、债务负担、人口增长、战争、暴乱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的基本学习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各国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全民教育”的理念。事实上，早在1983年，“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EFA）就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上。由于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面临严重的内部危机，全民教育的思想并未真正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直至1990年3月，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在泰国宗滴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及其指南《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全民教育才被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教育专家接受。然而，当时全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财政经费的原因。为进一步推动全民教育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于2000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世界教育论坛”，1 10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重申了全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此后，为实现全民教育的发展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了有关全民教育的会议，如“全民教育高层会议”“E9国家全民教育教育部长会议”等，并从2002年开始陆续发布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全民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全民教育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教育问题？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提出要满足人的基本学习需求，以便能帮助人们生存、发展自己的能力，并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29]这其中既包括基本的学习技能，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问题解决，也包括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态度。在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提出了更具体的六大发展目标：①扩大并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的幼儿保育和教育。②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高质量的初等教育。③确保所有的青年人和成年人能平等地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以学习各种生活技能。④2015年前使成人脱盲人数，尤其是妇女脱盲人数增加50%，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机会。⑤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实现男女平等，重点确保女童能充分、平等地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础教育。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2015年4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最新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全民教育2000—2015：成就与挑战》，对六大发展目标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各国在全民教育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全世界只有1/3的国家实现了全民教育发展目标的量化指标，且只有一半的国家实现了全民教育计划的主要目标，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而未来15年，也就是到2030年，国际教育发展的新目标已经确定。根据2014年5月12日至14日全球全民教育会议发布的《马斯喀特共识》（Muscat Agreement），国际社会已经确立将“到2030年实现公平性、包容性优质教育与终身学习”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
二、《德洛尔报告》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在《富尔报告》中若隐若现的“终身学习”，在“学习化社会”概念的催生下迅速发展，大有取代“终身教育”的势头。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的报告，因报告由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主持，又名《德洛尔报告》。《德洛尔报告》特别强调学习的地位和作用。它认为，学习是社会的核心，是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是21世纪最为关键的一项投资。“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它超越了启蒙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传统区别。它响应迅速变革之世界的挑战，但是这种看法并不新奇，因为先前一些有关教育的报告已强调过返回学校以接受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种需要。这种需要现在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强烈。每个人如不学会学习，这种需要是无法得到满足的。”[30]
更重要的是，《德洛尔报告》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成人。其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和“学会成人”都是以往已经多次强调的教育观念，而“学会共同生活”则是该报告的一大亮点。“教育的使命是教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同时还要教他们认识地球上的所有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又是相互依存的。”[31]因为人类社会“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迫切需要，即在生活的传统范畴发生深刻变化之后，迫使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他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迫切需要。人们有相互了解、和平交流以及和睦相处的需要，这几方面正是我们的世界最为缺少的。采取这种立场之后，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它作为教育基础而提出并阐明了的四个支柱之一，即通过增进对他人及其历史、传统和精神价值的了解，学会共同生活”[32]。
三、提高教育质量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教育又掀起了新的改革**。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公开信，拉开了新的教育改革的序幕。之后，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文件。1989年，美国制定了《中小学数学课程及评价标准》，随后美国科学院又制定了《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社会学科课程标准》。1991年，布什总统提出了《2000年教育战略》。克林顿执政以后，以追求教育质量优异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在他第一任期内，国会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从而使由布什提出的国家教育目标完成了立法程序。1985年3月，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威尔士事务部向议会提出《把学校办得更好》的白皮书；1987年4月又提出《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的白皮书；198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自1989年起，全国公立中小学实行统一课程，英国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国社会党自1981年5月执政以后，即着手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和专家，按各级各类教育专题开展调查研究，对改革提出具体建议。日本自1984年开始，拉开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序幕。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首相府下面设立了一个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三年中提出了四次教育咨询报告，并提出了八项基本指导思想：①重视个性原则。②重视基础。③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④扩大选择受教育的机会。⑤教育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⑥向终身教育体系过渡。⑦适应国际化社会。⑧适应信息化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课程改革的措施。1998年6月，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从学前期开始的心灵教育》的咨询报告，对中小学的课程进行了改革。苏联于1984年开始改革，当年发布了《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1986年又公布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按照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等政治、经济的要求，参照西方的教育制度，对苏联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造，于1992年7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教育法》。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更加重视，把它视为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途径。例如，2011年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报告又大谈教育问题，而且四次提到中国。他说：“中国和印度等国已意识到，他们在做出一些变革后将能够在新世界里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所以，他们开始对孩子进行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教育。他们投资于研发和新技术。”他还说：“美国要想赢得未来，就必须赢得教育的竞争。”
当然，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包括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财政的紧缩，高教育与低就业的矛盾，教育管理效率的低下，教育失败严重，学生厌学、逃学、吸毒、自杀、欺侮弱小等。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教育经费不断紧缩。如英国财政研究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011年10月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公共教育经费急剧下降，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高下降率。研究人员表示，排除物价因素，估计教育经费在2014—2015年的支出将比2010—2011年的支出降低13%。资深的经济研究专家鲁克·斯比塔（Luke Sibieta）说：“在21世纪初，英国教育经费空前增长，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教育经费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削减。”财政研究院预计，英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将可能削减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教育改革如此频繁，反映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改革的动因可以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教育外部来讲，改革的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以微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形成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且以高度综合为主的趋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切都要求教育做出反应，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改革。
第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结束了世界冷战的局面，但美国企图一霸天下，为了实现其野心，它需要在军事、经济、科技各个领域保持优势。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公开信第一句话就提出：“我们的国家处于险境。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33]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都深感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培养了掌握高新科技的人才，培养了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因此，各国都寄希望于教育改革。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资源的严重浪费，遭受破坏和污染的环境，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圈。物质丰富带来的人们物欲的高涨，青少年吸毒、道徳水准下降等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教育要从小培养儿童的责任心，关心环境，关心他人，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教育内部来讲，教育质量的下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科学技术革新也需要改革课程内容和方法；教育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也呼唤着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革新。
我国教育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除了上述各种内外因素在推动着我国教育改革外，我国还面临着经济转型的挑战。我国的教育制度长期以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教育内容都要加以变革。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凸显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同时，近些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重大的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就难以解决。但是我国在国际人才培养上，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根据联合国秘书处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年7月4日至2011年6月30日，在联合国秘书处就职的工作人员共有43 747人，中国人为473人，仍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其中具有高级职位[34]的人员仅为11人（见表1）。这不仅与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相去甚远，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差距。例如，作为非常任理事国的印度，在联合国秘书处就职的工作人员为622人，其中，高级官员为10人。
表1 联合国秘书处部分国家职员分布状况[35]
因此，我们亟须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国际人才。从教育内部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教育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教育仍然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因此，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为我国未来十年的教育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第四节 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教育的发展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育民主化
教育民主化成为世界教育的主要趋势，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是教育平等。教育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从捍卫人的基本受教育权利的角度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思想。为了实现教育平等，各国都制订了照顾弱势群体的计划，如21世纪初，美国出台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的第一条，就是要求提高弱势群体儿童（贫困地区学校的儿童、英语不好的儿童、移民儿童、残疾儿童、印第安儿童、被忽视和违法儿童，以及在阅读方面需要帮助的儿童）的学业成就，缩小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此外，比较典型的还有美国的“开端计划”、法国的“教育优先发展区”等。我国最新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今后教育的两大重点。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就是要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不让一个学生因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家庭经济状况而失学。
二、教育终身化
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思想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998年，英国工党政府发表了《打开通向学习型社会之门》（Opening Doors to the Learning Society），认为学习型社会是一个“所有个体作为文明的、繁荣、充满爱心的社区积极公民均能实现自身潜力的社会”[36]。2005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教育报告《迈向知识型社会》（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中就提出：“教育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20世纪，在国际社会的反复呼吁下，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规和标准，以保障人的基本教育权。然而，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看待整个教育的社会、政治和哲学内涵，知识型社会正在逐渐形成。”[37]事实上，学习化社会绝不只是一个信息社会，学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个模式。[38]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2013年中期发展战略》（2008—2013 Medium-Term Strategy）将“达成优质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作为未来五年发展的第一目标。[39]201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教育委员会通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年）》修订文本[40]，特别凸显了终身教育的重要性。按照2011年版分类的界定，受教育程度是指个人已经完成的最高教育等级，而国家承认的教育资格证书是划分受教育程度的重要依据。其主要有三种类型：成功完成一个阶段的教育课程而取得的正规教育资格证书；成功完成一个教育课程的某个阶段而取得的中间资格证书；通过非正规教育或以非正式学习方式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当于正规教育的资格证书。2011年版分类允许以非正规或非正式学习途径获得的相当于正规教育的资格证书作为衡量受教育程度的依据，反映出世界各国在推进终身学习的过程中日益重视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三、教育信息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人类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时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为远程教育、终身教育、个别学习提供了条件，而且悄然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改变了师生关系，改变了教育组织形式，甚至引发了教育思想的变革。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和教育过程。
四、教育国际化
随着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与教师的流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海外校区的建设、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搭建等，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基本策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75—2008年，包括经合组织及其伙伴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留学生数量增长速度非常快，从1975年的80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330万人，绝对数增长了250万人。[41]各国政府在积极吸纳国际留学生的同时，也纷纷鼓励本国学生跨境学习。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高等学府中国际学生的比重为3.24%，对于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而言，国际学生的比重更大，分别为17.7%、13.6%和9.3%。而美国出境学习的学生比重也从1995—1996年的0.6%上升至2005—2006年的1.5%。[42]2008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外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制订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计划到2020年，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增加到30万人，以此作为日本加强国际化、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扩大留学生规模。2008年有出国留学生17.98万人，1978—2008年累计达到139.15万人。每年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2008年，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7.1万人。计划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达到50万人。[43]
区域性的合作项目也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世界计划”。“博洛尼亚进程”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最宏大的教育国际化计划。该计划宣称在2010年前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自由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HEA），该自由区的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高质量的课程，同时实现学历互认。当然，“博洛尼亚进程”的实现需要其他很多项目的支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就是“伊拉斯谟世界计划”。“伊拉斯谟世界计划”主要提供在三个欧洲国家学习硕士课程的机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毕业生和学者提供奖学金，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高校建立伙伴关系来鼓励欧洲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目前已有90%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参与了该项目。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也参与了该项目，成为国内首家以“全员合作伙伴（full-partner）”身份参与“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单位。
五、教育优质化
各国政府在关注教育公平的同时，也普遍重视提高教育质量。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地推行“教育新政”，借助《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向教育领域投入了1 000多亿美元，全面提高美国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质量。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出要建设21世纪的教室，为更多的教室配备计算机等设备，加强对教师的技术培训，让新技术在美国中小学充分发挥作用，帮助学校在课程中融合更多的技术元素，让所有孩子都有机会使用互联网。2008年，英国政府也成立了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提出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以确保英国的国际竞争力。2010年5月11日，英国新上台的联合政府将实现社会公平摆在政策的核心地位，并增加一笔总额达70亿英镑的“公平津贴”，针对2～20岁的儿童和青年，旨在使最贫困的儿童获得更好的生活。2007年，陆克文竞选澳大利亚总统时，将“教育革命”作为一条重要的政治纲领，提出改善公共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德国大学为了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为中学毕业生设置“预备学年”，参与社会实践，使其选择专业和学习更有目的性。日本也重提“间隔年”，和德国大学一样，强调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体验，以提高学习质量。
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愈加激烈。教育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追求自身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石。不断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1] 本文原为《比较教育》第五版第十章，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 日本文部省调查局：《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教育研究室译，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
[4] 逸帆：《战后三十年美国高校学生增长情况的初步分析》，载《外国教育动态》，1980（6）。
[5] ［美］布鲁纳：《布鲁纳教育论著选》，邵瑞珍、张渭城等译，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6] ［美］戴维·萨维奇：《我们学校中科学水平差距日益增大》，载《华盛顿邮报》，1981-05-31。
[7] ［日］天野郁夫：《教育的国际动向》，司荫贞译，载《外国教育动态》，1980（2）。
[8] 顾明远：《新的科技革命和教育的现代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5）。
[9] 刘苏雨：《现代科技革命影响世界格局变动》，载《中国科技信息》，2005（6）。
[10] 顾明远：《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载《外国教育动态》，1981（1）。
[11] 许平：《“60年代”解读——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载《历史教学》，2003（3）。
[12] 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21～3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4]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4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5]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4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6]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6～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7]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5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8]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5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9]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57～6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0]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8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1] ［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滕星等译，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2] “learning to be”本是一个导向人性自由和教育解放的概念，“学会生存”的译法在中文语境中过于功利化，不符合英文本意。另外，从《德洛尔报告》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with others；“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两项主要针对教育如何帮助人认识和控制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第三项主要针对教育如何帮助人学会与他人相处，而第四项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延续“外部世界—他人—自我”的思路，集中关注人本身的一大教育支柱。因此，笔者同意应将“learning to be”翻译为“学会成人”，这样才能体现“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样的教育主体性内涵。具体参见沈俊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合作关系的研究——以“全民终身教育”为视角》，98～100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19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199～20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20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20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7] 顾明远：《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8] UNESCO，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to Meet Basic Learning Needs，Paris，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90，p.1.
[29] UNESC，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to Meet Basic Learning Needs，Paris，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90，p.3.
[3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3] 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一集）——美国、苏联、日本、法国、英国1981—1986年期间教育改革文件和报告选编》，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34] 高级职位包括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和分管各部门的主任官员等职位。
[3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 doc. asp？ symbol=A/66/347&referer=http：//www.un.org/en/mainbodies/secretariat/&Lang=c，2012-08-20。
[36] The Labor Party，Opening Doors to the Learning Society，1998，pp.133-142.
[37] UNESCO，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2005，p.69.
[38] UNESCO，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2005，p.60.
[39] UNESCO，2008-2013 Medium-Term Strategy，2007，p.16.
[40] 该标准制定于1976年，并于1997年第一次修订。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各国教育政策和结构发生的变化，第二次审查和修订了教育标准分类。2011年修订的教育标准分类，根据教育课程内容的复杂程度和专门化程度，将教育体系从低到高分为9个等级序列，即0级早期儿童教育、1级小学教育、2级初中教育、3级高中教育、4级中等后非高等教育、5级短期高等教育、6 级本科教育（学士或等同）、7级硕士教育（硕士或等同）和8级博士教育（博士或等同）。
[41]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0：OECD Indicators. http：//www.oecd.org/document/52/0.3746，en-2649-39263238-45897844-1-1-1-1，00.html，2014-10-11.
[42] 曾满超、王美欣、蔺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2）。
[43] 顾明远：《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