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薛理银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观点。时隔快二十年，国际教育交流越来越频繁，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对比较教育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观点，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今天有重提的必要。

薛理银在论文中把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分为三类：即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把比较教育看作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的论坛、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的论坛、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论坛，并用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他的观点，当时大家觉得很新颖，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光芒，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分析框架加以重视。①[2]

常年困扰比较教育学者的问题是比较教育是不是一门学科？如果是一门学科，它的方法论体系是什么？许多学者认为，比较法是一种研究方法，几乎所有学科都用到，并非比较教育学科所独有。至于比较教育常用的其他方法都是借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的方法，比较教育没有自己独有的方法论体系，于是产生了比较教育学科的身份危机。虽然身份危机已经喊了几十年，但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人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虽然比较教育在发达国家已经有所衰落，但在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其魅力何在？笔者认为就是教育国际化的需要，也就是国际教育交流的需要。

薛理银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访问过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谈到比较教育发展的前景。霍尔姆斯说：“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教育是如何被激起的。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关注其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基于当时的美苏关系，这个危机激起了美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兴趣。英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激起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兴趣。”他又说：“我认为比较教育将不会像从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得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将来出现新的世界危机，那么人们也许就会重视比较教育。”[3]今天的世界遇到了新的危机，这次的危机不是美苏的对抗，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危机。

大家知道，新的科技革命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不仅是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因素，而且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各种变革，其中最大的变革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知识经济使人们看到了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和教育的价值。知识经济使人们认识到，人不是简单地创造资本的机器，人是社会的主人，又是自然的一员。人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人的创造、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人对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教育确实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教育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教育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带来新的国际竞争。争夺能源的竞争、贸易的竞争、技术创新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苏联的解体和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世界格局新的变化，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体的多元化使得国际竞争愈演愈烈，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种竞争。培养人才的教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筹码。正如中国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加快人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四次提到中国，特别提到中国的教育。他说：“中国和印度等国已意识到，他们在做出一些变革后将能够在新世界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所以，他们开始对孩子进行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教育，更加重视数学和科学。他们投资于研发和新技术。”他还说：“美国要想赢得未来，就必须赢得教育竞争。”[4]

在这场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比较教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值得各国比较教育学者思考的问题。今天的比较教育已经不是去研究敌对国家的教育优势或问题，也不再是去研究民族独立国家如何模仿宗主国的教育模式。世界已经变了，各国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学者都有一个共识：今天各国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要在交流合作中达成共赢。因此，教育更需要互相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教育的发展。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交流越来越快捷，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教育与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产品借助新型的大众传媒跨越国界，传播全世界。大量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在异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和顾问、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专业会议、学者之间的信件往来，都促进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某一国家的某项教育改革可以迅速传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闭关自守，无视国际教育的发展。

现代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历史上，欧洲的大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儿童的成长有共同规律，教育有共同规律，因此，培养人也是有共同规律的，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教育只有坚持扩大开放，加深国际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各国自己的教育。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支新的比较教育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与合作组织等，它们对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们并不直接参加比较教育学者们的讨论，但它们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研究教育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和1996年的报告，以及1990年发起的全民教育会议，对世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几乎每隔几年就发表教育报告，再加上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贷款，都在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政策。

由此可见，把比较教育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就可以摆脱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危机的困境，开辟比较教育研究新的广阔天地。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参与者就不限于专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只要是关注国际教育并对世界各国教育、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研究的学者，都可以参与。国际组织的参与大大地扩大了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舞台。

国际教育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薛理银把比较教育看作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的论坛、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的论坛、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论坛。教育理论建设是研究教育的客观规律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虽然也要符合客观规律，但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意向；而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完全是经验性的。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教育学科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比较教育要从这三个方面，通过交流来寻找教育教学的规律。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价值、教育制度、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对教育规律和对普适性的教育经验的追求。三者的区别在于研究的主体、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比较教育学者更多地关心教育理论的建设和规律的探索，教育行政工作者主要关心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并非漫无边际地讨论所有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交流讨论的教育问题必须具有国际性、跨文化性、发展性和预测性。国际教育交流论坛更关心的问题是国际性的课题，如全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女童教育问题、移民教育问题、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跨文化教育的比较、预测教育发展未来等。

我们选取了《比较教育》《比较》和《比较教育评论》这三本专业期刊近五年发表的论文和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三种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5]从中不难发现：“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世界各国“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交流的论文在绝对数量上，从1975—1979年的175篇增长至2007—2011年的266篇（见图1），其相对比重也大幅增长，从1975—1979年的58%（见图2）增长至2007—2011年的65%（见图3）。而曾经备受比较教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相关研究论文的绝对数量从1975—1979年的41篇大幅下滑至2007—2011年的27篇（见图1），其相对比重从1975—1979年的13%（见图2）下降至2007—2011年的6%（见图3）。相比之下，关于“国际教育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日益增长，其论文绝对数量从1975—1979年的6篇大幅增长至2007—2011年的34篇（见图1），增长近6倍，其相对比重也从1975—1979年的2%（见图2）增长至2007—2011年的8%（见图3），增长4倍。由此可见，比较教育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依然会是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特别是随着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共同面临的“国际教育与全球治理”问题将进一步扩大比较教育这个国际教育交流的舞台。

图1 三大专业期刊不同时期发表不同类型的论文的数量

图2 三大专业期刊在1975—1979年不同类型的论文所占比重

图3 三大专业期刊在2007—2011年不同类型的论文所占比重

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举办的学术大会、各国比较教育学会举办的年会、各种比较教育机构举办的论坛等都是国际教育交流很好的舞台，各种比较教育杂志也是比较教育交流的极好园地，各种比较教育学术著作和各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函信来往都可以视作国际教育交流的方式。国际教育交流论坛其实就是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发表意见的平台。既然称交流论坛，理论的多样化和方法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不能要求对问题必须有统一的认识，而是可以自由地讨论，从交流讨论中拓展学者的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提高对国际教育发展的认识和预测教育发展的未来。

教育交流中有一个方法问题。正如薛理银讲的，“某一文化的主体怎样才能理解另一文化主体的教育价值观念”，他认为相对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将发挥作用，即“按照他人理解问题的方式理解他人是实现真诚沟通的基础”[6]。笔者也同意他的观点。在论坛中必须客观地对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不能用研究者的价值观去评论别的文化体的教育价值，这样才有交流的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从一个小小的外国教育研究室，逐渐发展为外国教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9年又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名称的变化也说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今年召开第四届“比较教育国际论坛”，就是想使比较教育真正成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比较教育学者在这个论坛上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政策和全球教育治理等问题。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

[2] 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2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 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

[4] 《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 要美国提升竞争力》，载《成都晚报》，2011-01-27。

[5] 《比较教育评论》1957年创刊，是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1971年创刊，是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会刊；《比较教育》1964年创刊，同样是国际比较教育领域享有高度专业声誉的学术期刊。受资源获取方式的限制，本研究分别选取了1975—1979年及2007—2011年，这三本期刊公开发表的722篇学术论文（不包括书评、文评等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这些论文的内容取向。其中，《比较教育》1977年第1期网络资源不可获取，而2011年度《比较教育》《比较》和《比较教育评论》都仅收入最新一期的文章，不代表全年的文章。

[6] 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21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