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芬教育各有优势 两国要加强学习互鉴[1]

——顾明远教授对话哈内娜·涅米教授

2015年5月24日到5月29日，应芬兰坦佩雷大学副校长哈里·梅林（Harri Melin）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对芬兰教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考察。参访的学校包括坦佩雷大学、坦佩雷大学附属学校（1～12年级）（即坦佩雷教育培训中心）、Mets?niittyy幼儿园和坦佩雷Tredu职业学校，访问考察涵盖芬兰各级各类教育。在此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芬兰教育中心和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联合发起并策划了一场题为“当东方遇见北方——学习花园之中芬教育大师对话”的活动，邀请赫尔辛基大学原副校长、芬兰资深教育专家哈内娜·涅米（Hannele Niemi）教授在芬兰教育与文化部，围绕中芬教育的文化基础、中芬教育的社会环境、中芬教师的使命与专业发展、中芬教育合作前景等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小时的“中芬教育大师对话”。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两位同样有着一线任教经历，均在各自国家著名大学担任过副校长，并都在近期参观考察了对方国家教育系统的两位教育大师在此次对话中碰撞出了怎样的思想火花。

一、芬兰和中国上海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有相同的“秘诀”

主持人：芬兰与中国上海在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都有优异的表现，两位教授认为这一优异表现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涅米教授：我认为芬兰之所以能在PISA测试中成功，有很多原因。首先，卓越的教育归功于我们卓越的教师队伍。我们非常幸运，芬兰许多优异的学生都想成为老师，他们不仅有卓越的天赋，受高质量的教育，还有发自内心的教育意愿，这就造就了芬兰领先世界的教师队伍。其次，卓越的教育要归功于芬兰的教育理念。芬兰历来重视教育平等，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有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有困难的学生会得到老师和社会更多的支持，真正做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最后，重视个性化教育。在芬兰，我们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兴趣，为他们量身定制适合他们的教育，及时发现和改进薄弱环节。

顾明远教授：非常感谢涅米教授给我们分享有关芬兰PISA成功的原因。我这次对芬兰教育的考察，发现芬兰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上海在PISA测试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上海所取得的成绩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中国学生的成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教育发展很不均衡，上海教育是中国顶级教育的代表。我很赞同涅米教授的分析，教师水平很重要。我国上海教师平均水平高，而且教师们有良好的合作精神。他们成立教研组，共同研究教学创新。同时，上海在行政部门领导下还有教学研究组织，优秀的教育教学专家们会亲临各校指导教学。此外，上海的成功还得益于21世纪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简称“课改”）。新一轮课改不但继承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而且吸收了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强调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我也常常说，给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二、教育的差异折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主持人：两位教授对中芬PISA的成功原因做了很好的分析，包括教育理念、教师质量等，其中涉及历史和文化的问题。两位能否谈谈中芬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如何影响两国现有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体制的？

顾明远教授：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教育传统，如尊师重教，又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孔夫子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成为“君子”，即一个有高尚品德修养的人。但是，传统的文化中也有缺陷。比如，传统的教育强调知识训练和人格修养，但很少关注批判精神和创新思维。所以，我们的新课改特别强调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及批判学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升学竞争依然激烈，中考、高考等重重考试给学生带来巨大压力，也对批判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造成极大干扰。芬兰教育平等、注重学生自由发展的思想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经验。

涅米教授：非常开心顾教授从中国的视角展开的中芬历史文化对中芬教育影响的论述。中芬传统有不少相通之处。我们也有尊重学习的悠久传统，在历史上，芬兰曾长期被瑞典和俄国统治。建国后，国内民族运动强烈呼吁建立本民族文化，芬兰需要自己的文明和教育，尤其是国家公务员和教师一定要受到良好教育。当然，芬兰尊崇教育的历史渊源还能追溯到更早。芬兰是路德教占主流的国家，路德教要求每个人都有知识，才能阅读《圣经》，才能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对路德教的推崇，使教育和知识在芬兰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婚姻更重要。今日，芬兰教师高度的专业自主权也得益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信任我们的教师，相信教师能凭自己的专业能力找出适合学生发展的方案，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指导。

顾明远教授：芬兰重视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很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其中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特别是100多年以前，受到一些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国本来有很多世界领先的发明、创造，但由于封建的统治和列强的侵略，这些发明创造没有能够传承并发挥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十多年的侵略使中国的教育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开始恢复和重建教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主要进行的是一些政权巩固活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教育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用了15年时间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这个成果是举世瞩目的。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仍是当今中国教育面临的两大挑战。事实上，真正的现代中国教育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因为过去中国实行的是私塾教学，学习的是四书五经。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所以，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很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涅米教授：是的，芬兰教育发展的历程中，也有很多里程碑式的节点。1944年，芬兰建立了7～16岁儿童的综合教育系统。自此以后，芬兰教育朝着更为综合、全面、更多选择的方向发展，教师教育也有很大提升。

顾明远教授：中国教育近年来里程碑式的节点，是中国政府在2010年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提高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三、“教育污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治理

主持人：相比较而言，芬兰学生的学习负担可能要比中国学生的负担轻。请两位教授谈谈对学生学习负担的看法？

顾明远教授：这个问题很复杂，中国的国情与芬兰的国情很不同，芬兰的教育很普及，也很公平。有一些教育中的问题不是教育可以解决的，其中包含很多社会问题。我去年（2014年）春节期间12天没下楼，写了一篇7万字的文章《中国教育路在何方》，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以获得优异的生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当下中国社会存在不同阶层，学校的层级也不同，有优质的，也有薄弱的，所以竞争特别激烈，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问题。另外，还有教育观念的问题，我们的家长不太愿意让孩子去读职业学校。减轻负担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就像治理空气污染问题一样。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只看GDP，不顾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只强调升学率，不顾影响孩子终身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教育污染”。“教育污染”的治理和空气污染的治理一样，需要社会共识和各方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4年，国家公布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意见，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引导我们的中学开展多样化的学习，引导学生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未来的专业，将学生平时的综合表现纳入高等教育选拔系统，而不是仅从考试成绩来判定，以削弱学生之间的竞争。

涅米教授：我们相信勤奋学习是必要的，但我们同样想让学习更有趣，有效的学习应该是兴趣加努力。我们同时也强调学生和教师自信心的培养，因此，我们的评价方式以鼓励为主，让学生、教师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更好地学与教。我们不想通过标准化测试来判断学生学得怎么样，而是想用这种鼓励的方式促使教师发现学生的学习困难，从而帮助他们。在芬兰，学习的方式、方法是很灵活的，学制系统里面没有死胡同，即使一个学生在某一个阶段失败了，他还有机会爬起来继续成长。当然，家长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通常来说，家长都不去选择，因为每一所学校都是好的学校。当学生完成中等教育后，可以分流，职业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并没有价值鸿沟，完全取决于学生的兴趣。而一旦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有偏差，同样有机会从技术型大学转到研究型大学，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调整自己的选择。

主持人：两位教授都反复强调当今社会在历史中是有回声的。除了历史和传统因素，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也对教育有驱动力。两位教授认为当代社会环境及政策是如何影响两国教育体系的，教育如何平衡历史和当代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

顾明远教授：教育确实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我经常讲，就教育论教育，是说不清教育问题的。中国的教育正处于这么一个矛盾、冲突的阶段，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中国教育遇到的很多困惑是历史遗留产物。以职业教育为例，中国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而没有“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家长都不愿把孩子们送到技术学校去，只有学习不好的、考不上普通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才去这类学校。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教育的挑战。此外，当代经济发展对教育也有挑战。30多年前，中国还是小农经济，还没实现工业化，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不大。但是现在经济正在转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已经占据了很大比例，我们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知识技术型产业，就非常需要有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在近年来非常受国家重视。但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现在发展职业教育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干扰，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涅米教授：芬兰在20世纪50年代是农业国家，20世纪60—70年代成为工业国家，90年代成为高新技术国家。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终身学习技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幼儿就开始关注其终身学习的技能。教师不仅帮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还帮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学习如何去学习各种新的技能。芬兰每十年就有一个大的改革，尤其是综合学校的国家核心课程改革。2014年，芬兰教育与文化部就发布了新的国家核心课程标准，新一轮改革将在2016年实施，内容包括融入“主题式教学”，打通学科壁垒；用“现象教学”（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分析现实生活，进一步实现合作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但这一标准只是对当地学校起到一定指导作用，我们的学校完全有自主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来选择、调整。

芬兰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放权”。各地区负责当地教育质量，国家核心课程只是起到宏观指导作用。各地区和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特色编制当地课程。教师们也有权自主选取教学方式、教材、评价方式、课堂组织形式。比如，一个教室或者一个教师教学，或者两个教师合作教学，这些都是由学校和教师们决定的。当然，这一切自主权都是基于国家核心课程中的基础价值观念，即要保证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

四、要让教师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职业

主持人：正如两位教授所强调的，好的教育离不开教师的质量与培养，下面请两位教授具体谈一谈对教师培养的认识。

顾明远教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把教育办好，首先要有优秀的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师是一个专门的职业。1985年，在我们的呼吁下，中国设立了“教师节”，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但仅仅靠社会呼吁是不够的，要使教师在社会上真正受尊重，就必须使教师像医生、律师一样，成为不可替代的职业，因此，198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要使教师成为不可替代的职业》。同样，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我在担任全国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组长期间，就建议国家设置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教育硕士开始招生，到现在，中国已经培养了几万名的教育硕士。从2013年开始，我们国家又设立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为教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以往，中国的师范教育体系是三级体系，即中等师范教育、专科师范教育、本科师范教育。但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师范教育体系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所有的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都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培养，同时建立了一个教师资格考试证书制度。2013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的专业标准。2014年又颁布了校长专业标准，同时规定每一名教师每五年要重新认证一次教师资格。所以，最近几年的教师培训如火如荼。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有1 200万人，培训也分国家一级的培训和省一级的培训。1 200万名教师，这个数目非常大，想整体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农村的教师。农村比较艰苦，很多取得师范学校毕业资格证书的学生不大愿意回到农村当教师。怎么吸引优秀青年到农村当教师，是我们当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加强农村教师专业化，我们制订了城市教师向农村流动的计划。我觉得就教师专业化的培训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念。首先，教师要热爱教育工作，热爱每一个孩子。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事业，教师拥有重要的责任，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有动机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准。教师专业化发展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涅米教授：谢谢顾教授为我们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的教师专业发展。芬兰也具有一些相似性，同时也有一些区别。顾教授提到教师要爱学生、爱教育事业，这一点与我们芬兰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有爱教育、爱学生，教师才有积极的动机与责任。

20世纪60年代末，芬兰的教师专业学历水平也经历了从中等教育水平提升为大学水平的阶段。现在，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具备硕士学位。他们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学校不仅要教授教学法方面的内容，而且对其学术研究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学生必须撰写他们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选题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在知识型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每一位教师具备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考。同时，我们还要求每一位教师有很强的实际教学能力。当然，除了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要求以外，教师还需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每一个教师不仅对学生学习知识负责任，而且要对学生的个人成长负责任。尽管我们的教师已经非常满意他们在大学所受过的五年教育经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他们依然需要进行在职培训，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此外，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是，芬兰没有教师专业发展资格认证更新制度，地方学校校长就是负责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人物。我们始终认为，对教师的支持永远重于对教师的监督。当然，芬兰教师培养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师范生从大学毕业以后已经拥有比较好的学术背景，但当他们毕业后进入一所学校成为一名新教师时，如何引导他们还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会指派一名老教师对新教师进行为期三年的引导，帮助他们很好地进入角色，但如何具体引导也还需深入研究。

主持人：教师不断适应新的挑战，其中一大挑战就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关于信息技术在教育中运用的优势，我们已经有很多讨论。特别想请教两位教授，能否谈谈信息技术可能对教育产生哪些负面的影响？

涅米教授：一说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我们通常强调的是它带来的好处，而忽略了它的负面作用。我想，可能的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因为信息技术发展得很快，我们的教师就必须学会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提供资源和学习方式，如果只有电脑而没有良好地运用，这不能算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第二，由于信息过于丰富，我们的学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媒体素养，在海量的信息里面识别出哪些信息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用的。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应该具备道德感，欺辱、暴力等不良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所以学生、教师都要加强对信息的辨别与处理，共同促进信息技术的良性发展。

顾明远教授：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很多教师还不太能够真正理解信息技术的价值。信息化最大的优势是使教学个性化、网络化及国际化，互通有无。至于负面影响，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人—人的交流，变成人—机的交流。所以，我强**师利用信息技术的时候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器（硬件）、技（软件）、气（人文精神），不管用什么技术，都要贯彻人文精神。第二，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智慧。现在的信息很多是无用的垃圾信息，年轻人可能没法辨别，我们教师就应该指导学生在信息的海洋里如何选择与处理这些信息。第三，学生可能会迷恋技术，比如，小孩玩电脑游戏、迷恋手机等。

主持人：很抱歉时间有限，最后想请两位教授对今天的讨论进行总结，怎么通过互相学习与合作来提高两国的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发展？

涅米教授：今天我们有机会相互学习，从教育的结构、系统和不同层次等角度进行中芬教育的比较。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和普通公民，真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些中芬教育合作研究项目，比如，在环境工程、学生健康等领域，我们应该开展多学科的多方面合作交流，而不仅仅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方法来促进两国的合作与学习，比如，我们可以加大力度进行联合办学，可以让我们的芬兰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学生也可以来芬兰，更好地了解芬兰的教育和社会。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顾明远教授：从今天上午开始到现在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和芬兰在国情、教育方面有多么不同，但是培养人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观念的，我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开展交流需要一个机构和平台，组织今天对话的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也成立了一个芬兰教育研究中心，通过这个平台，今后双方可以更好地促进合作与研究。我来芬兰访问的时间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所以我们交流合作的空间非常大，我希望未来可以加强这种交流和合作。

主持人：谢谢两位教授对中芬教育发展的未来和合作前景的展望。今天两位教授对共同关注的一些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对话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与认识。我们还可以通过顾明远先生的《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涅米教授的《无边界的教室》等著作，进一步理解两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

（本次对话主持人为芬兰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副教授蔡瑜琢。文稿由滕珺、毛霁燕、郑灵臆根据对话记录整理，特别感谢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岩的全程录像。）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