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倡教育的文化研究的意义

大家知道，教育是人类社会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教育离不开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的情况下，恐怕不大可能普及教育；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决定了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规格。教育离不开政治，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决定着教育体制的建立和教育内容的选择。但是教育更离不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又相对独立于一般文化。教育受文化的影响比受经济、政治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久远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是快速的，而民族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民族文化具有相对的凝固性、传承性。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东西方国家的教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而且不同文化圈的教育观念也不相同。在西方，北美文化圈国家的教育与欧洲大陆文化圈的教育不同；即使在欧洲大陆，法国与德国的教育也迥异。而在东方，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教育观念却大致相同，都沉溺在追求名校、激烈考试竞争之中。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持久的，虽然有时因社会的剧烈变革，有些文化传统会隐匿起来，但一有气候又会很快复苏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传统，虽然在苏联期间被大大削弱了，但苏联解体以后又立即恢复起来。我国延续了近1 300年的科举制度虽然在100多年以前就废除了，但科举文化的观念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研究教育必须研究影响教育的文化传统。

教育的文化研究由来已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E. Sadler，1861—1943）在一次讲演中就提出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它们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他指导下发表的《教育问题专题报告（1897—1914年）》就详细分析了各国教育的文化背景。[2]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汉斯（Nicholas Hans，1888—1963）提倡因素分析法，把影响教育制度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自然因素包括种族因素、语言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宗教因素包括天主教传统、英国国教传统和清教徒传统；世俗因素包括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3]可以看出，在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因此，大到一个国家，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小到一个地区，要了解这个地区的教育就要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分布在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新中国成立前，只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包括通用汉文的回、满、畲3个民族）。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也不平衡。有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经济，有的从事农业经济。56个民族虽然语言不同，生活方式、生产水平也不同，但都统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中。研究中国的教育就不能忘记这些。

我国教育要走向现代化，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时代精神的创新人才。但是我们的“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原因是什么？原因虽很复杂，但其中之一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的精华是优秀的，但不能不承认其中也有落后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旧时代的文化，据学者认定，它从先秦时期就开始形成，在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它起到了团结中华民族和统一国家的作用，它的基本精神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吸收时代的新精神，就会阻碍现代化的进步。因此，我国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就要克服上述教育现实中的缺点，就必须研究形成这些缺点的文化基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应该继承和发扬，哪些需要摒弃或改造，以便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这也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研究的初衷。[4]我在后来出版的该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有一些教育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为什么素质教育在我国如此难以推行？为什么学历主义在中国人头脑中经久不衰？为什么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发展不起来？近些年来我国大力提倡教师和家长都要转变教育观念，但转变什么观念？旧的观念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新的观念又如何才能产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思潮，哪些理论切合我国的国情？又如何使它本土化？思来想去，觉得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5]

以上是就中国教育而言的，对于外国教育，也需要开展文化研究。我们提倡教育国际化，吸收世界文明的一些优秀成果。但哪些是优秀的，其优秀的教育经验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也需要做深入的文化研究。我们曾承担了“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课题，选择了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6个国家，分析了这6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教育的影响。后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我们所做的教育文化研究还是极其初步的，在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中仅仅开了一个头。我认为，无论是进行多国教育的比较研究，还是对我国教育现实的研究，都必须重视其文化背景的研究。本文也想引起教育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重视。

二、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为了开展教育的文化研究，需要厘清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首先我们对文化要有一个认识。文化的内容很广泛，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据说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我们采纳其中几种较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说法。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化。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6]又说：“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体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的各个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体人生的总全体。”[7]梁漱溟先生说的与此有点相似：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的样式罢了”。[8]这里梁漱溟先生提出了民族的概念，也就是说钱穆先生说的大群体，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当然不限于民族，集居在不同地区的群体也会有自己的文化。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9]这是指文化的大概念，没有具体说哪一民族或哪一群体的文化。以上几种对文化的界说都强调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方式。人类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有物质活动，有精神活动。教育是人类的重要活动，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又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大家都知道，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就是用文化来培养人，培养具有文化的人。

人类一开始就是分成族群存在的，后来逐渐组成国家。文化存在于每个族群之中，因此，文化总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拥有的文化，没有抽象的文化，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同时文化又具有时代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这种变化才使得民族文化有活力。因此，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大特征，而民族性包含着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科学、艺术、教育、宗教、道德、法律、制度、建筑、思想、价值观、风俗、习惯等。学术界对文化的构成有多种分类。一是二分法：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或者分为观念与实体、内隐与外显。二是三分法：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是四分法：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10]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又相对独立于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承文化，把文化传授给下一代，使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文化对教育又起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文化与教育的相互关系。

（一）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价值观和民族心理影响到教育的价值观。有的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是求善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求真的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11]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别必然会影响教育的价值观。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其价值取向是追求人格的完善。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细分起来，东西方文化圈内，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就不相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来到美洲新大陆，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靠个人的奋斗和开拓，因而个人主义融于每个美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影响到美国教育的价值观。英吉利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美国大不相同，他们崇尚传统。这是由于传统在英国没有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彻底否定，所以英国人生性保守，许多古老的制度和观念保留至今。他们的教育价值观也趋于保守，贵族式的教育制度、培养绅士风度的教育目标至今仍是英国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东方儒家文化圈内，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日本文化的价值观又有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和谐、中庸、宽容，中国的教育价值观历来强调“立人”“达人”，培养学生自我修养、关心别人。日本文化是一种岛国文化，强调一个“忍”字。这个“忍”字反映了一种压抑的、狭隘的心理。日本学者南博就认为，作为日本人社会行为动机的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一种自我不确定感。[12]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教育价值观。

第二，作为制度文化的国家文化政策影响到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总会制定一定的文化政策。这种文化政策当然受到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时影响到当时的教育，并形成相对凝固的教育制度。欧洲大陆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双轨制教育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虽然随着教育的普及，双轨制正在逐渐淡化，但重视技术教育是其传统。法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大学区教育管理体制延续至今。中国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影响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长达2 000年；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文化也影响中国教育近1 300年，而且至今还有其影响。日本明治维新采取全盘西化的文化政策，提出“和魂洋才”的主张，培养了日本一代精英。

第三，作为物质文化的文化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和呈现形态，也影响着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影响到文化本身的发展，也影响到学校教育；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典籍能够广泛传播和保存，学校教育开始有了教学用书；工业生产的出现促进了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的创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校课程的改革。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反映工业发展的要求，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认为要把有用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13]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是使学校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信息技术正在冲击着课堂，迫使传统教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第四，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是文化的精神产品，这些著作无不影响到教育的观念、内容和方法。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哲学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的教育著作，近现代的赫尔巴特、杜威等的教育思想，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不同国家的教育。

第五，宗教文化影响着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西方早期大学都有宗教背景，因此，西方教育研究很重视宗教因素的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汉斯就把宗教因素作为影响教育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少数民族多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虽然宪法规定，教育与宗教分离，但民族的宗教信仰无形中影响着教育。

第六，民族语言影响到教育。语言是民族的标志，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民族世代创造文明的结晶，它反映着民族精神、民族生活的全部历史。正如俄国伟大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说：“语言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14]因此，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重视本国、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但是一个民族要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又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必须学习主流文化的语言，才有利于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就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教育的文化功能

下面我们来讨论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或者叫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具有下列几方面的文化功能。

第一，教育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文化的传播有多种渠道，有横向传播、纵向传播两种方式。横向传播主要通过民族之间友好交往、婚配、贸易、战争；而纵向传播主要依靠教育。当然，现代媒体，如报刊、图书、电视、手机、网络等也在横向、纵向地传播着文化，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依靠教育。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它的任务就是向下一代传播文化，使下一代能够从一个自然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人。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年长一代向年青一代传授狩猎、捕鱼、采集、养殖等生产知识和技能，同时传授祭祀、敬祖、交往、战争等社会活动经验。学校出现以后，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授保存于典籍中的物化知识和价值观。同时，学校还通过各种制度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向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民族礼仪，使得民族文化世代相传。随着近代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在教育领域进行国际交流，学者互相往来、互派留学生、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教育也起到横向传播文化的作用。

第二，教育具有文化选择的功能。教育在传播文化的时候，并非把前人所有的活动经验都传授给下一代，总是有选择地把有益于下一代健康发展的文化内容传授给他们。教育的选择有多种出发点。

一是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出发，教育对文化进行选择。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总是把有利于它统治的内容作为教育的内容。我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一种文化选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是对文化的一种破坏，而独尊儒术则影响了我国教育2 000多年。近代以来，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这些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教育对文化的选择。

二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教育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的年龄特点，选择有益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且适合于他们学习的文化内容。课程改革历来是教育改革的内容，课程的设计就是对知识的一种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增长，学校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必须选择最基本的、最新鲜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我国语文课本中的课文变化就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对文化的选择。

三是从育人的目标出发，选择优秀的文化内容传授给学生。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总会有优秀的内容，也会有某些低俗的内容，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文化在旧时代可能被大家所接受，但后来变成落后的东西，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校教育总是会选择优秀的、高雅的文化来陶冶学生，避免社会上流传的低俗文化进校园。

对待外来文化，教育更有一种选择的功能。文化总是在各民族间交流发展的，教育既要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要吸收世界上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这就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认真选择，把外来的优秀文化，或者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传授给学生。

第三，教育具有创造文化的功能。教育通过选择而传播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文化，因此教育总带有文化创造的意义。就拿儒学来讲，经过董仲舒、朱熹等诠释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本的儒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都对儒学经典做了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儒学文化的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创造。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的思想内容，更是对儒学文化的一种创造。

学校教育在文化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特别是大学的任务，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创造知识，两者紧密结合。学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开展学术研究，创造出新的知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丰富和创造了人类文化。中国古代的书院、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高等学校更是文化知识的策源地，许多新的科学技术都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首先创造出来的。即使是中小学校，在课程改革、教育改革中也在创造着新的文化。[15]

三、教育的文化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教育研究是研究教育现象的，要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本质、它的发生发展，评价这种教育现象的优劣，或者分析它的经验和教训，就需要研究这种教育现象发生的文化背景。我过去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主要讨论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但是，文化研究不限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任何教育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但各民族仍然保持他们的文化特点。因此，不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很难理解这个民族的教育。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在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方面会有差异。例如狩猎民族的空间知觉辨别能力较强，农业民族的重量守恒能力比较发达。[16]贵州师范大学吕传汉、汪秉彝教授率领一个团队多年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数学教育研究，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许多数学概念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理解。[17]例如，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母语中没有“零”（用“无”或“完”来表达）和负数的读法，没有无理数概念，但计数原理与现代数学相符。[18]苗族的服饰中充满着几何图形。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学习，不了解他们的教育。不仅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即使是汉民族，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拿食文化来说，各地都不相同，中国号称有八大菜系，就是不同地域的食文化。其他文化形态也各不相同，如安徽人喜欢黄梅戏，陕西人喜欢秦腔，河南人喜欢豫剧。这些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内容和方法。因此，研究当地的教育不能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

教育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广泛的教育研究方法。宏观上可以做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教育研究，微观上对一个地区、一个学校的研究也需要采用文化研究。就拿学校来说，由于学校发展的历史不同，学校的办学理念的差异，就有不同的学校文化。例如，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就有不同的学校文化。因此，即使研究一所学校，也需要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它呈现出来的教育现象。

有的学者把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的文化观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观，其实不够确切。按照作者引用杨思信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19]其实我只是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第一，我并不坚持民族主义倾向。我认为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民族文化总是在各民族交往中互相吸收、冲突、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是每个民族都会坚持的。但这种态度是不是就叫“文化民族主义”，值得商榷。第二，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并非只限于跨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包括跨地区文化的研究。我是把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来的，当然，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时候，突出了它的民族性，因为文化总是存在于某个民族中，民族也总是依存于它的独特的文化而存在。至于讲到地域的文化，这是一种亚文化，它也必定存在于某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中。但在教育研究中也不能不研究亚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例如，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提出小学“六年影响一生”的理念，并运用电影《红岩》主题曲“红梅花儿朵朵开”作为其校园文化的标志。这就是利用了重庆这个抗日战争大后方和革命城市的文化来构建学校文化。我们要研究这所学校，就需要研究这所学校的文化背景。

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很多的，有文献法、历史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测量法等。教育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是方法论的概念。开展教育的文化研究，要注意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相结合原则。现在国外都重视量的研究，中国更重视定性的研究、质的研究。我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量的研究也为了说明质的性质，没有质的分析，光有量是没有意义的。反之，质的研究需要有数量来支持，没有数量的支持，质就没有依靠。科学研究讲真实，但有些真实并不全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最近看到《报刊文摘》中一篇从《环球时报》上摘编的小文章，很有启发。现抄录如下。

有位保安在一家公司里一干就是三年，从未出过差错。但是有一天，这位保安在值夜班时喝醉了。这对于他来说是头一次。值班经理发现了这位喝得醉醺醺的保安，于是在值班日志上写了一句话：“这名保安在今天值夜班时喝醉了。”

等保安醒过来，看到经理记下的这句话，知道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个抹不掉的污点，所以，他来到经理的办公室，请求经理删掉这句话，或者添上一句：“这在他的三年工作期间是第一次。”但经理拒绝了保安的请求，说道：“你说的是实话，但我说的也是实话，你今天夜里确实是喝酒了!”保安很是恼火，可无言以对。

第二天，轮到这位保安写值班日志了，他在日志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经理今天值夜班时没喝醉。”经理看到这篇日志时急了，他找到这位保安，让他修改或者补完一句话加以解释，因为保安记下的这句话是暗示说，经理只有今天夜里没喝醉，平时都是喝醉了的。保安笑了笑，对经理说：“我说的也是实活，你今天夜里确实没喝醉!”经理终于明白了，片面的实话未必就是实情，于是只好同意，互相修改了给对方的工作记录。[20]

这个故事虽然不是讲的教育问题，但对理解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很有帮助。“这名保安在今天值夜班时喝醉了”，这是质的判断；“这在他的三年工作期间是第一次”，这是量的概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了解那位保安，否则都是片面的。因此，任何研究都要把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联系起来。教育中对学生、老师、学校的评价也要把量和质结合起来，不能由一两次表现来评价他的全部，所以我们提倡全面性、经常性、发展性的评价。教育的文化研究是质的研究，但也要重视量的研究，才能充分说明问题。

二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教育现象的判断要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充分了解其存在的背景，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并发现它的本质特征。文化研究切忌唯情绪化，用研究者的主观情绪去判断，不能先入为主，设定了框框；切忌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判断研究对象，需要坚持客观的态度，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当然，研究者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事物的判断不是纯粹客观主义的，而是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文化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我们还将在后面讨论。

三是全面系统性原则。教育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强**育的文化研究时，不能忽视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前面讲到文化传统对教育的影响至深至远，但不排斥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对教育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分析时，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因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毕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不过它一旦形成，就有相对凝固性。例如，中国职业教育不发达，固然与中国旧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有关，也与我国经济不发达有关。我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因而不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技术工人的短缺就凸显出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才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的旧的观念并未改变，因此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最近，长江教育研究院发表了2013年度教育报告《中国教育黄皮书》，其中有一篇论述“建议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文章。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实施以来，报名招生的人数并未增加，免费政策并未起到激励青年报考职业学校的效果，因此，建议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文章还详细深入地分析了免费政策未取得期望效果的多种原因。[21]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量的研究和质性分析的好文章，许多论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只运用了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等职业教育报考招生下降的原因，缺乏文化学的分析。其实，歧视职业教育在中国由来已久。前面已经讲到，“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这种旧的传统观念不是短时间就能改变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正是为了扭转这种观念，让全社会都来重视职业教育。但作为文化的旧观念影响太深，再加上我们长期不重视职业教育，其教育质量较低，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入中等职业学校。要改变这种状况，恐怕并非朝夕。但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随着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加上免费政策的鼓励，人们的观念才能逐步转变。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教育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四是在发展中看问题的原则。教育是发展的，时时在变化，只有坚持发展的观点才能了解教育现象的真相。教育的文化研究特别要重视教育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它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现在还有什么因素影响着它的发展。例如，我们要研究杜郎口中学教育改革的经验，就不能走马观花地到那里去参观一下，而是要研究其教育改革的背景，这20年来发展的情况。据我了解，杜郎口中学的改革，开始时并非是自觉的，但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提炼，逐渐由不自觉到自觉，认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这些年来他们的教改已有很大的发展，已经不是原来那种规定老师在课堂上只能讲多少分钟，主要让学生自学讨论的情况。他们经过总结提升，确立了“学生主体”的教育观念，提出学生“自学、共学、再学”的教学方式。同时，这是一所农村学校，它与城市学校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研究了当地的文化背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这所学校。我对它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也只能说出一些皮毛。近几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出现并校风、升格风，中小学出现集团化、超大规模化，恐怕都需要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

四、教育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有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一般来说，教育现象就是研究的客体，研究者是主体。但是在文化研究中还隐藏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化，我们称它为主文化；另一种是教育研究对象拥有的文化，我们称它为客文化。研究者本身对研究对象来讲，是另一种文化（主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主文化的传统，也就是说已具有主文化的思维定式。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去研究客文化，就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所以，前面我们说到文化研究切忌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主文化的观点、思维方式，去理解、判断客文化的教育现象，要考虑到客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比较教育主要进行跨国跨文化研究。研究者主体（主文化）就需要对客文化有所了解。另外，比较教育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开展起来的，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比较教育持现代化理论，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讨论各国教育问题，表现出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历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家埃德蒙·金（E.J.King，1914—2002）比较客观，他持文化相对论观点，论述了主、客文化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作用。他曾经批判西欧文化中心的观点，他说：“至少从18世纪的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来，准自动性‘进步’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一个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了解如何产生变革并不总是有所帮助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一旦人们从政治奴役或工厂田间的艰苦劳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进步几乎会自动出现。因此，有些人把西欧教育或西欧文化看作许多小国和不发达国家可以追求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文化’顶峰。或者……他们就不可避免达到美国的生活方式……”。[22]我赞同他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中心主义。有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才是救世之主，特别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似乎要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这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方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为了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就要真正了解客文化的实质。教育的文化研究也是这样，不能用哪一种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的标杆。

正确处理主、客文化的关系也适用我国国内的教育研究。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主体就要充分考虑到和尊重研究客体的文化，要避免“大汉民族主义”的文化观。

当然，要做到纯粹的客观性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埃德蒙·金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科学的’研究中都带有主观成分——特别是研究像教育这种涉及个人的、和文化密切关联的东西。”他主张在研究中两个主观都应该加入，即“在有关教育的辩论中我们自己主观的卷入；想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的人的同样主观的卷入”。[23]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教育现象时最好请客文化的研究者一起参加。教育的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持客观主义立场。研究者本身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观念，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在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更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以便能融入主文化中，即所谓本土化。但研究时对客体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

五、教育文化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

教育的文化研究为了真实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文化背景，最好的方法当然莫过于田野研究，也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如萨德勒曾经说过的，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上，也不能仅仅盯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24]。但是这种方法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困难。一是语言问题，中国学者一般只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在比较教育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中，语言就是最大障碍。欧洲学者比我们有优越性，他们能掌握十几门语言，许多原殖民地独立国家也都用欧洲语言。所以他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比我们发达。二是东西方文化差别太大，没有较长时期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

进行教育的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与已有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进行历史研究就要运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梳理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有关文化历史资料。

文献研究要与田野研究结合起来，从文献研究中找到文化的源头和线索，用田野研究来验证文献中的真伪，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引证的作用。历史遗承下来的文献大多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有时与实际有很大出入。因此，鲁迅曾经提倡研究历史还需看看野史和杂记。因为正史往往是“官修”或“钦定”的，粉饰太多，不可信。野史和杂记自然免不了有讹传，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真实情况。[25]即使现在的一些文献，也有与实际相出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最权威的，但那些统计数据也都是各国政府报上去的，里面难免有水分。例如，1990年美国布什总统提出要“重建美国学校”，要建1 000所新学校。1991年，我访问美国时，问那里的教授，新学校建得怎样了？他们说，那是政治家的口号。可见，文献研究必须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了解真实的教育现象。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文化研究比较忽视，因此，对一些教育现象难以透彻地理解。本文就是想抛砖引玉，引起研究者对教育的文化研究的重视。

[1] 原载《中国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

[2]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63～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91页。

[4] 该研究成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于2004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5]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1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6] 钱穆：《文化与生活》，1页，台北，乐天出版社，1969。

[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2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0]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2] ［日］南博：《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转引自顾明远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7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3] ［英］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5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4]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4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5]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35～38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16] 王军、董艳主编：《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1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17] 吕传汉、汪秉彝主编：《中小学数学情境与提出问题教学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18] 罗永超：《侗族数学文化中的2与1/2及相关计算》，载《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9] 朱旭东：《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见王英杰、曲恒昌主编：《教育人生 明志致远》，93～10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20] 孙开元编译：《“片面的实话”》，载《报刊文摘》，2013-02-27（摘自2013年2月18日《环球时报》）。

[21] 周洪宇、雷万鹏主编：《中国教育黄皮书》，116～12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22] ［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3] ［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15页。

[24] ［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6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5]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见《鲁迅全集》第3卷，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