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学术性、理论性教育刊物。“**”以前，虽然《人民教育》等教育期刊，也发表一些学术性文章，但主要是政策性的，而非纯学术性的理论刊物。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的教育现实，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探索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学，《教育研究》在这个背景下于1979年4月应运而生。《教育研究》首先讨论了教育的根本问题，即教育的本质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极大地解放了学术界的思想，为之后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30年来，有关教育理论的重大问题都在《教育研究》上讨论过，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教育方针问题、素质教育问题，90年代初的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现代化问题、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等等。这些讨论推动了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

如果说中国教育科学现代化之路是从癸卯学制引进西方教育学开始的，那么至今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主要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蓝本，虽然也出现过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流派，但没有重大的突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我国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十年，教育科学被摧残殆尽。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繁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此，《教育研究》的30年也就是我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的30年。30年来，《教育研究》为教育科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研究》在繁荣学术的同时锻炼了教育科研队伍。当前教育界从老一辈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无不是通过在《教育研究》上发表论文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可以说，《教育研究》是中国教育科学人才成长的摇篮。

中国教育科学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希望《教育研究》今后继续发挥推动教育科学发展和培养人才的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密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正处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当前，我国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教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认真研究和解决，要克服当前学术界的浮躁情绪、功利主义的学术价值取向。现在有些论文引用一大堆外国人的理论，有些甚至生造出许多概念术语，这样既无助于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也无助于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我们要向老一辈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等学习，虽然他们都是留学生，但他们都不是照搬外国的理论，而是脱下西装，深入民众，所以，他们提出的理论至今仍放射出光芒。希望《教育研究》在文风上加以引导，多发表一些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理论文章。

第二，正确处理外国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关系。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引进并发展起来的，自然渗透着许多西方文化思想。一百多年来，我们接受和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和经验，近30年来更是各种教育思潮蜂拥而入，如何鉴别、吸纳并使之本土化，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只有结合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科学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中心主义。当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猖獗，引起了一些东方学者的极大反感，于是产生了狭隘的东方中心主义思潮。实际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都是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东方中心主义只是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消极抵制，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并和我国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实现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第三，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学术争鸣、学术批评。真理总是越争越明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一个人的见解总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大家来讨论，就会互相补充，克服个人的局限性。前面讲到《教育研究》有讨论问题的传统，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几乎都在《教育研究》上讨论过。希望今后《教育研究》继承这种优秀传统，组织学术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目前，中国教育学术界的争鸣很不够，更加缺少学术批评。这种状况不正常，如果不改变，中国教育科学难以走向现代化。当然，这种争鸣和批评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否则就会阻碍争鸣，使得大家不敢参加到学术争鸣，特别是学术批评中。希望《教育研究》能够正确引领，繁荣教育科学。

[1] 原载《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