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教授是在北大任教的物理学家，但从1985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等职。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教育受到“**”的破坏开始恢复时期，学校百废待兴。王义遒教授在恢复北京大学教学秩序、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义遒教授善于思考，在领导学校工作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抓住问题的要害，通俗易懂地提出自己的观点。1997年出版的《谈学论教集》就是他指导学校教学工作的经验体会。该书既谈到教师怎么教，又谈到学生怎么学。他让我作序，我读了很受启发，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收到他另一部著作《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拜读之余更感到他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见解十分精辟。此书是论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涉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又有所侧重。其中谈论最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问题。1999年我国高等学校扩招以后，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时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等学校片面追求高大全，专科想升格为学院，学院想升格为大学，都想办成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王义遒批判了这种现象，认为高等学校的趋同化、千校一面是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前进的主要障碍，而多样化则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方向和关键。作者对“多样化”的内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是论述了一流大学与大学精神。作者认为一流大学应该对国家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志应是国际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科水平，而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大学领导人。同时，大学是最高学府，是文化组织，因此构建一流大学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作者对于大学精神，以及北大精神写了多篇文章，对大学精神的内涵、形成、表述和功能等做了详细的论述。

三是论述了文化素质和通识教育问题。大学文化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也曾参加到这个讨论热潮中，王义遒则是这个热潮中最热心的弄潮儿。我曾听到他在许多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也写了不少文章，现收集到本书中。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依据政策的要求，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新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就要加强“通识教育”。作者对如何把“通识教育”纳入教学系统，它与文化素质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四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问题。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永远是高等学校的主题。作者在北大负责教育教学工作多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发表了多篇文章。作者认为：（1）提高教学质量根本上是要使学生树立和养成积极主动地学习的态度和能力。（2）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仅在于教学活动，而且是全校的事情。他提倡全校师生员工参与的“全员教育”和整个校园的“全园教育”，即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3）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主渠道，教学质量标准主要在于是否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好教师要做到“四真”：“真知、真信、真行、真情。”（4）基础与创新是不矛盾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提，因此要夯实基础。作者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校主要是面向全体，打好基础，拔尖创新人才是在工作以后逐渐冒出来的，学校不能制造出拔尖人才。

我与王义遒教授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北大担任行政教学工作，我则在北师大负责行政教学工作。我们经常在会议上碰面。特别是北大教务长汪永铨教授在北大筹建高等教育研究所以后，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90年代末，我们与教育部高教司王冀生同志、清华大学吴显章教授等组成一个研讨大学文化的课题组，多次开会研究大学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建设问题。我们对大学文化建设都有一致的看法，王义遒教授每次发言都给我以启发。

当前，我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正处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既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又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技术人才。高等教育必须深入改革，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立德树人，培养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资源。王义遒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办学经验和思考。王义遒教授作为我的老朋友要我写几句话，是为序。

2016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