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姜厂长的引荐，李思明拜访了0916厂的所有退休人员，当然都曾是技术能手，有许多人是现在那些在职年轻技工人员祖师级的。

人到了一定年纪，譬如退休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养天年，含饴弄孙。 但即使如此，李思明还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 这些退休人员中，有些人李思明还见过，个别人的名字他还能准确地叫出来，有十多人已经明确答应去深圳发挥余热，当然李思明开出的待遇让一些家庭有些困难的人，难以拒绝。 还有一部分人有些顾虑，比如家庭，这也是人之常情。

饶是如此，李思明还是讲得口干舌燥。 为香港老板工作？这些在军工厂这个保密单位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技师们，还是有些顾虑的。 李思明苦笑不得，这保密条例学得太好了，以至于他们本能地有些怀疑，一不小就出卖了国家机密。

“靠，不就是生产一些轻武器吗？这种机密也是宝贝？又不是导弹！”李思明心中不屑，可是人家能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李思明也不能反驳。 这几年打开国门，外国人多了起来，但是中国人跟外国人包括香港人打交道，还是抱着一种警惕的的心态，这当然无可厚非。

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李思明，心情不错，兴冲冲地赶回了深圳。

渡边三郎的动作还是比较麻利地，成了股东就是不一样。 这“主人翁”的精神是值得嘉奖的，这不，第一批设备已经经香港运到了深圳。

“阿明，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这一个月我在东京、大阪、神户间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天天不是在新干线就是飞机上度过，你看我这头发越来越不那么茂盛了。 ”渡边三郎一见面就诉苦。

“你们日本屁大点的地方，一天就走了一个来回。 还叫什么苦？”李思明笑着道，“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要是轻易就挣钱了，那全中国人早就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

“可是这活真不是好活。 我在日本还有些朋友，那些公司一听要最先进的设备，纷纷摇头，好不容易才打通关节。 ”渡边指着自己的脸道，“看，我都瘦了十斤！”

李思明瞧了瞧他那已经发福地脸。 跟上次比，还真是瘦了。

“这就对了嘛。 要是太简单的事，还用着你这位股东亲自驾征日本？能者多劳嘛。 你地苦劳，大家都知道，未来公司会记住曾有一位名叫渡边三郎的股东为公司呕心沥血披星戴月劳苦功高。 ”李思明拍着渡边的马屁，拍得他挺舒服的。

“这个荣誉什么的，我也不再乎。 你们中国最讲究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爽快点。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渡边三郎今天没有喝酒，大脑很清醒，并没有被李思明给忽悠了。 他只记住一条，一定要保持大脑清醒，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要不然就稀里糊涂地被李思明给卖了。

“提钱干什么。 咱什么关系，是生死之交，要不是当年你跟我并肩作战，说不定我早成了狼地年夜饭了。 ”李思明决定出“感情牌”。

李思明不提这个还好，一提那个与狼共舞的除夕之夜，渡边三郎真是无话可说了。 李思明说是他救了李思明，可是渡边三郎自己很清楚，要不是李思明独自与狼群周旋，他可能早就成了狼群会餐的点心了，以当年自己的体型。 还不够群狼分的。 那是个他一生中最寒冷最可怕的一个夜晚。

渡边三郎是个“苦孩子”，他的少年和青年岁月。 是在饥饿与悲伤的岁月里渡过地，后来遇到了李思明，李思明从没把他当作一个“哑巴”看待，从来就没有嘲笑过他，待他不薄，更何况是“生死之交”。 也是因为他，渡边三朗才能在有生之年再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于这样一个从小就在中国出生，吃中国饭长大的日本战争遗孤来说，李思明及其与此相关的人和事物，是他的精神寄托。

即使是自称对日本人没有好感的曾智，对他也是另眼相看地。 这几年每次去香港，曾智虽谈不上太热情，但也没有冷落他。

李思明的“感情牌”让渡边三郎无话可说，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可话一说出口，又感觉自己好像又被李思明给忽悠了一次，只得暗自提醒自己下次要更警惕一些。

渡边三郎这个日本人的身份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这跟李思明希望的是一致的。 这些设备都是属于比较先进的设备，体现出了日本最新科技的结晶。

“小日本就是严谨和精打细算，这些设备真不赖！”李思明感叹道。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在这个被称之为“菊与刀”的国家中，一些现象和事实表明这个国家的矛盾性：他们给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地印象是温文尔雅地，但是残忍的杀戮也是这个国家带给亚洲人地血的教训；他们在传统文化上谨守着日本的封闭与传承，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在亚洲却是西化最严重的国家；他们对有实力的一方顶礼崇拜，但是对弱小的一方却是毫不再乎。

所以，日本人有一种病态的矛盾：自大与自卑。 对于美国这个在政治上和军事的保护国，经济上的援助者，日本人有着彻底的臣服，唯美国人马首是瞻。 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各国，日本人有一种天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是不确定的，他们害怕他们地亚洲邻居某一天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尤其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 所以日本这个岛国，是不会将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不加节制地输往中国。 正是如此，对于输往中国的机器设备，轻易是不会流出日本的。

渡边三郎在深圳没休息两天，又被李思明给打发回日本了，这事别人还真代替不了。 1974年渡边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娶了个香港女人当妻子。 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取了个日本名字。 一个却是随他妻子姓。 他现在将近五十岁了，可是孩子却刚刚上学，现在他虽然有些钱，到了他这个年龄，毕竟不再年轻，早就有了为下一代打拼的想法。

……

李思明在深圳的这个家里地客厅坐了一个下午，当天黑下来的时候。 他也不想开灯。 香烟在昏暗中忽亮忽闪，蓝色地烟尘袅袅升起。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总是喜欢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或者总是不想引起别人注意，那么这个人的性格上应该是比较深沉甚至阴暗的，这观点太绝对，但是却很有道理。 李思明当然不是一个性格阴暗的人，但说深沉。 也算不上。 说起理想或者伟大的未来，人人都能说上三天三夜，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却是举步维艰。

现在什么都缺，人力、物力和金钱。 虽说他地那部电影会带来大量的美元，但是票房分成收入总是会延时支付。 海外市场更是如此。 现在只能边建设边等钱到帐，好在并不棘手。 人力？这只能靠公开招聘加挖墙角了。

在国营或集体企业里工作，现在还没有下岗之忧，属于旱涝保收型的，但是总会是有人不甘寂莫，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人会跳槽到外资企业工作，这些人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但是对于李思明来说，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 另外。 人事、户口、粮油关系、子女教育及退休制度。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深圳在酝酿取消票证制度。 在深圳特区范围内，粮油敞开供应，取消一切票证。 据说很有可能在明年变成现实，那就意味着，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生活必需品。

只有未来的工人倒是不太缺，已经开始形成打工地浪潮，深圳周边的的富余劳动力也是很大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让许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而深圳的建设又让周边地一些农民成了城市人。 要是再过几年，这深圳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人人都想当老板。 设备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还不能马虎，希望渡边三郎能够不负众望。

杨月下班了，骑着她那辆自行车兴冲冲地回到了家，李思明在深圳的时候，每天她都会不停地看表，一到下班的时间就往家里赶。 李思明开玩笑说她是个“落后份子”，不钻研业务，只想赶着回家过小日子。 杨月却振振有词，说他不知好歹，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在屋外没看到灯亮，以为李思明还在工地，就掏出了钥匙打开门。 里面呛人的烟味和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的李思明，把她吓了一跳。

“你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坐在那里干什么？装深沉啊？”杨月把灯打开。

李思明笑了笑，他早就发觉杨月回来了。 杨月有一个习惯，骑车回到家时，总是习惯性地打着自行车铃声，这些天来李思明也习惯性地在她掏钥匙之前把门打开。

“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他沉思的时候。 我这个造型，帅不帅？”李思明比划着自己的“造型”。

“臭美！”杨月扑哧一笑，关心地问道，“你们地‘伟大事业’，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了？”

“人才难得啊，不仅是高级技术人员，还缺管理人员，不管是生产现场管理，还是行政管理。 ”

“要我说，是你们地摊子铺得太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现在知道错了吧？”杨月反问道。

“你们报社接不接受广告啊？我想在你们报纸上打个招聘广告。 ”李思明道。

“这个没问题，我帮你问问，你们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不过你可不要全指望我们报纸，我们地读者范围基本上广东省内，受众范围小。 ”杨月道。

“如果能找一部分香港人来就好了，这里生活上的便利性又比不上香港，即使来了，可是这些人跟内地人共事，又怕有摩擦。 ”李思明叹道。

“你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可不像你。 ”杨月取笑道。

“咱身家好歹也是亿万，做事得掂量掂量。 ”李思明自嘲道，“咱亏了不怕，万一弄得妻离子散的，咱也认了，就怕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 哎，明天再想这个伟大的哲学问题。 ”

“哼，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也。 ”杨月念起了诗，对李思明的话很不高兴。

“怎么会呢？我再怎么败家，也不会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 再说了，咱也舍不得啊！”李思明赔不是道。

“知道就好！”杨月放松了紧绷的脸，却问道，“晚上你想吃什么啊？”

“唐僧肉有吗？红烧最好！”李思明嬉皮笑脸地回答道，逗得杨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