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

这是西方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但是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历史中无数历史评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的种种“原罪”。 西方国家商业化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开始的最早，慈善活动也并非一日之功。 而后来西方国家遗产税的开征，让富人们在让后代继承遗产的同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税金，而相关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税的鼓励措施，让富人们在享受减税的好处之时，又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 这是现代的西方，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所有的西方富人们都比我们中国富人伟大。

当代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起初刚富起来的人，心里还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动将自己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捐出，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怀，而是“花钱消灾”。 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并且麻烦不断的“青年德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焦点之一就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 “青年德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 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地同时。 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 “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是老皇历了，恐怕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淡忘了，现在都到了1995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贫”，整个社会风气变了。 富人们不再遮遮掩掩。 他们可以花一大笔钱买名车，买别墅。 可以很潇洒地给饭店的服务员一大把小费。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对待弱势群体“为富不仁”的“好”名声。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许多人捐钱为家乡修一条路，却不忘同时修建一个纪念碑，记载下自己的壮举和伟大事迹。 还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机，慷慨地捐钱。 只是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资本和不为人知地利益。 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古代地那些张大善人陈老员外们，一边开着粥铺救济穷人，一边对官府充满期待，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诸如“泽被乡里”的扁额，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我们的社会里还是很有希望的，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热心于公益事业。 并不求回报，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也是值得提倡的。 只是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需要更多地人去参与。 身体力气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为富不仁，或者指责某某人不讲道德，重要的是要先问自己做了些什么。

陈诚的知青联谊基金会自从1983年的夏天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工作人员，而会员也基本保持着刚成立时的状态，300人不到。 这十二年以来，陈诚为此付出了心血。 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 然后扩大至全国，而主要出资人李思明也一再的追加捐款。 那些知青们会员们比如身为私营老板的钱大海也积极捐款，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来的知青朋友们，也反过来给基金会捐款，这让陈诚十分感动。

现在基金会早已不限于知青这个范围了，她地救助对象已经扩大至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 但话说回来，要不是因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的资金，光有一颗慈善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诚及他地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锦旗之类的东西。 最初的时候，陈诚专门腾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将各种锦旗奖状一一“展览示众”，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是中央级的媒体，还是地方地媒体，都有对基金会地报道，也都是不吝嘉奖，但是陈诚的基金会，除了那些接受过救助地人之外，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慈善基金会，不是赢利机构，更不是新闻宣传部门，况且我们又不是缺钱，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实处，让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获得帮助。 ”陈诚曾经这样说道。

但是，随着知青联谊基金会求助的群体数量在一天天地增长，她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青朋友热心地加入进来，踊跃捐款。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前下属夏天先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 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 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 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 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9月发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月给陈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 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地人才加入的，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 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 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 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 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地严重损害，也很后悔。 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 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派爪牙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打成重伤。

陈大会长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地事情。 他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向当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赔偿名誉损失一千万，并且承担两位受伤工作人员的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五百万。 本来这喝保健品喝出病来，就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这个名誉侵权案更是引起了轰动。 因为单单这个名誉侵权的赔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是个很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众说纷纭，而媒体也是很积极地宣传着。 知青基金会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她地能量却也不容小觑，她的知青会员们，都是从事着各种职业。 有国家干部，有新闻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画家，也有企业家，还有很普通的工人。 殴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是殴打了这些会员，他们感同身受，更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基金会的名誉，纷纷各展所能，掀起了舆论的批评力量。 更让人意外的是。 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基金会捐助的人。 何止一万，这些人又引发了更多地人。 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长。 在媒体大讨论的同时，每天都有无数的声援信件，如雪花般飞向了事件发生地的法院，当地法院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清点这些声援信件，压力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知青基金会是何方神圣？这一千万是不是有点高了？普通地中国人也是从此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我们基金会从1983年夏天成立以来，走过了12年，但是我们累计直接救助了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我们在全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和三个直辖市外，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至少无偿建立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受益学生达到了7万人。 而我们至今已经累计拨出了50亿元人民币。 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如果这当中有人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将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难道这不值一千万？

我们的许多知青会员，都热心地为基金会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劳苦地投身这种爱心事业当中，并且赢得了无穷的良好声誉，这难道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投身于基金会的大量繁重地工作之中，用无私地爱心去关心和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地这种爱心难得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赔偿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些钱就能挽回我们基金会的损失！”陈大会长这么解释。

50亿元，当然不是可以简单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尤其是用来捐助，更何况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很想知道这些钱是从何处而来。

事情发生到顶峰的时候，李思明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考察，他得知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这件事的发生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教训。 但是我们却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们过去还是太封闭了。 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也不要太谦虚，惮于展示自己地成绩。 我和曾智他们几个虽然捐给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也不在乎那个‘伟大博爱’的名声，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参与进来。 我们不会羞于高调宣传自己，但也要让世人了解我们基金会的原则。 这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让他后悔，让他损失百倍。 ‘李大善人’地名号，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陈大会长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调宣传基金会地组成以及资金的来源，人们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思明早在1983年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公益事业，而那时。 他手头并非太宽裕。 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为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为人所知，甚至还有无数的人“现身说法”，极高地评价基金会的伟大。 这虽然也有宣传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局了，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力量让那位沽名钓誉者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他公司的业务完全停顿，谁还敢喝他的保健品？汽车被不速之客给轧破，就是他家里的大门口也被人画上了个大乌龟，质监局上门查封设备，税务局上门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总之只能宣布破产。 这位老板哀叹：“我好不容易人品爆发。 吐血捐了一万块，怎么就捐给了李思明这位超级大富豪？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个人生前无论他是多么地荣耀，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其实在他死亡之后，也不会比别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只能便宜了盗墓贼。 弄不好被人掘了墓。 弄得尸横遍野。 而如果能在生前将自己的财富捐出，让贫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 让失学者重新拿起书本，让更多的人因为你而获益，那才是永生！

对于李思明及他的创业伙伴来说，这50亿只不过是一个小数目，将来会更多。 在保证自己事业发展地同时，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红，他们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 他们这些行为，让那些即使是对李思明这样的巨富曾经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够以身作则的，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引起了社会对于有钱人的财富进行了讨论，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能看到有钱人出点血，看着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从来就“一毛不拨”的有钱人，就很郁闷了：

“他李思明当然有资格这么说了，只要有人卖，他即使是去买一艘航空母舰来当游艇，买一百辆二战坦克开几场免费展览会，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小老板，挣点钱不容易啊！”

知青基金会的每一笔钱的用处，也都一一公示出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让更多地有钱人或者普通人，也乐于为这个基金会捐款。 当然李思明也不会要求所有地人都必须得低调。

“我看咱们还是得高调一些，多宣传一下，将来还要有自己的网站，进行公示。 最好是那些有钱人相互竞争，建个中国慈善榜，那就最好不过了！”回国后地李思明在某次公开场合说道，“想沽名钓誉，也要在我们限制的范围内高调宣传。 ”

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既不能让捐献者太嚣张，也不能让人家太默默无闻。 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会有企图的，知青基金会也满足这些人对于名誉的要求，但严禁捐献者有跟商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

虽然这减少了投机的行为，但是由于知青基金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她强大的公信力，富豪们也打破头想挤进这个排行榜，因为他们发现排在前几位的总是那些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与这些人为伍，那才是有面子。 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则因为这个排行榜也赢得了大量的现实利益，因为人们包括外国人也都很愿意跟这些人谈生意谈合作，当然李思明和他的亲密创业伙伴永远排在前六名。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咱们有个好处就是，咱们不缺那几个钱，你想捐，我还不一定愿意收呢！”陈诚对着媒体这样自信地说道，他恐怕是全中国最“嚣张”的慈善事业工作者了。

而李思明正满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寻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