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用人之前，总是先征询周边人对所用之人的看法，再决定是否使用。这对于了解所用之人的确是一个好方法。但周边人的评价无疑也形成了领导对此人的看法，领导若仅“凭风向”就简单作决定，那无疑会使真正的人才埋没。

清朝康熙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慧眼识施琅，为后世人做出了识人的典范。

施琅原为明朝总兵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公元1646），郑芝龙降清，施琅亦从降。十三年（公元1656）升副将，十六年（公元1659）升总兵，康熙元年（公元1662）迁水师提督。施琅归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奋力拼杀。但是，当时朝廷内掌权的满、汉官员看不起他，特别是康熙初年掌权的鳌拜集团更不肯重用他。

康熙初年，郑成功之子郑锦欲攻福建。施琅调兵遣将，出海截击，大败之。七年（公元1668），鉴于郑锦已势单力薄，施琅密奏朝廷，“宜急攻之”。刚刚亲政一年的康熙皇帝览奏之后，立即召施琅入京，并亲询方略。施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15岁的少年天子康熙皇帝虽然第一次与施琅当面交谈，但施琅的谋略与能力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很赞赏施琅收复台湾的计划，遂下部议。由于康熙帝刚刚亲政，朝廷大权仍掌握在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中，而这些人一贯反对施琅，因此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为由，将施琅的建议搁置下来，并裁其水师提督，改授内大臣，调回京师。

不久，康熙帝计擒鳌拜，真正掌握了大权。由于三藩事起，统一台湾之事便暂时放下，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三藩平，康熙帝再次提出统一台湾问题，并询问群臣意见，结果群臣“咸谓海波不测，难以制胜”，反对进取台湾。这时，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都认为台湾可取，并推荐施琅担当此任。康熙皇帝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也认为“壮猷硕画，无出公（指施琅）右者”。于是。再次召施琅入宫，并“宴内廷，谘进讨事”。由于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因此他向康熙皇帝详细谈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帝听后十分满意，决定再次任其为福建水师提督，即赴前线，操练水师，待机进取台湾。这时，有人提出，施琅既已调京多年，不宜再派往福建，康熙帝不予理睬。又有人公开反对任用施琅，“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仍不为所动，既然主意已定，就用人不疑。于是，当机立断，晋施琅为太子少保，兼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临行之时，康熙皇帝还特意“临轩劳之”，并勉励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其努力无替。”

施琅受知遇之恩，果然不负康熙帝的厚望，他积极训练水师，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克澎湖，迫郑克王爽投降，使统一台湾大业顺利完成。

清军在收复台湾后，对台湾的处理问题，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李光地甚至提出“招来红毛，畀以其地”，将祖国领土台湾奉送给西方殖民主义者。施琅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力主台湾不可弃，奏请设官兵镇守。他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皇帝坚决支持施琅的主张，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遵照施琅的意见，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并设一总兵，驻兵八千。至此，台湾的行政建置完全与内地划一。

此后，在镇守台湾的问题上，康熙帝仍十分信任施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近七旬的施琅以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请求解任，康熙帝对他说：“吾用汝心，不在乎手足矣。”充分说明了康熙帝对施琅的了解与信任。

一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是基于自身的角度和利益决定的。有才华，能干事的人才往往并不为人所容。领导者若仅“凭风向”，不去仔细甄别，便是有“千里马”在眼前，也无法发挥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