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突然一无所有，我并没像有些人那样伤心欲绝。我不是个官迷，相反，却觉得无官一身轻。当时农村可做的事情很多，只是我一时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所以最早是从养母猪开始，附带走街串巷卖棒冰的。

——许末兴

许末兴在村副业主任的位置上看不到前途，于是主动提出辞职，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他始终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更何况，他还有一颗灵活的经营头脑，以及那么多年来屡屡得到验证的管理才能呢！许末兴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辞职回家后，最先想到的是从事养殖业，具体地说是把家里原来就有的两头老母猪养好。

其实，这已经是他的“老本行”了。早在1979年也就是结婚前后，他家里就已经开始养老母猪了，而且一养就是两只。

正常情况下，一头母猪每年能生两胎，初产母猪可生6至10头小猪，经产母猪在10头左右。如此这般，卖小猪就成了他家里一笔不菲的收入来源。所以，从1979年到1986年间，他家猪圈里一直都保持着两头母猪的规模，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了。他每天要给母猪喂精饲料，为圈舍打扫冲洗，十分辛苦，但总算能救燃眉之急。

那一年，他还在夏天去卖过棒冰。许末兴是在农村长大的，他太了解农村孩子在炎炎烈日下那种对棒冰的渴望了。那可是当时唯一的冷饮，一支棒冰虽然只卖5分钱，可是其**力绝对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种功能性饮料。所以，他从1979年开始就利用每天中午最炎热的时节兼卖棒冰了，只不过现在辞职回家，过去的兼职变成了主业。

许末兴老家龙渚离华庄不远，他一大早就去镇上批货，然后走街串巷地去偏远乡村叫卖。一方面，越是偏僻的村庄同行竞争越少；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要面子，怕熟人看到后讥笑他怎么会“落难到如此地步”。但当他扯开嗓子喊出第一声“阴凉赤豆棒冰”的叫卖声、引来众人围着竞相购买后，害羞之心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然，在这背后恐怕还有一条后来马云总结出来的“生意经”：做销售的人知道，陌生人的钱最好赚，而且陌生人最相信你；最看不起你的人是熟人。就拿卖棒冰来说，虽然一支棒冰只有几分钱，可是遇到熟人时你原价卖给他不是、便宜点卖给他也不是。原价卖给他，你会不好意思，觉得赚他赚得“太多了”，他也会说你“不够交情”；而便宜一点卖给他，哪怕是进价卖给他，他也不一定领情，心里总会盘算着你究竟赚了他多少钱？马云说，可是，当某一天你发达了、聚会请客吃饭时，来的都是这些熟人，以前支持你生意的陌生人一个都不在。

言归正传。此时此刻的许末兴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车架上绑着木箱，木箱里排放着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棒冰。路远的时候，一直要骑到中桥，甚至望亭等苏州地界上。因为望亭那里有个砖瓦厂，高温下的窑厂工人对棒冰的需求量很大。又由于棒冰生意好，所以许末兴有时一天要进好几趟货；只不过因为这毕竟是季节性生意，“打打野鸡”（兼职做做）还可以，要想把它作为一种职业还远远谈不上。

不得不说，许末兴是个勤快的人。中国有句俗话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而《改变习惯，改善生活》一书作者托马斯·科里花5年时间研究了全球177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后更是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起床时间超过上班时间3小时。举例说，如果他们是上午8点上班，那么5点钟之前就会起床，从而拥有一种自己掌控生活、自己主导命运的自信。

而许末兴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说，他在1974年担任生产队长时就养成了早起早睡的习惯。那时候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到田里去看秧水，久而久之，哪怕平时没事干，到那个时点也会准时醒过来，那就干脆不睡了，不是看看书就是到处走走、锻炼锻炼身体。直到后来办了企业后，也会很早就去厂里。因为企业是自己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是上班时间，而是真正地以厂为家。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难怪有人要开玩笑说，“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如果这早起的鸟儿还聪明，那咱们这些笨鸟不穷才怪！”

从大环境看，1983年无锡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业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精神，在农村全面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形式是“三田制”，即把耕地按人口分口粮田、按劳动力分责任田、按养猪分饲料田，全部划分到户经营。在这其中，责任田、饲料田主要是满足农民的自用口粮、油料和牲畜饲料，责任田用于完成国家粮食统购（1985年改合同订购）任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养猪还是有专门的猪饲料田的；而到了1992年之后，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养猪了（养猪无利可图），所以干脆取消了“饲料田”一项，分别补充给“口粮田”和“责任田”，“三田制”从此改为“两田制”。不过，总的原则依然没变也不可能变，那就是“缴了国家的（农业税），留了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剩下全是自己的。”[1]。

从这个宏观背景看，当时许末兴刚刚退下来时把养母猪、卖棒冰等作为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如果想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则绝对不可行。这也是他后来为什么要改行开烟酒店的主要原因。

1　《锡山市志（1986-2000）》下册，P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