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补贴只补了一年，但这对我们生产队所起到的“引水”作用却不可小看。正是从此开始，龙西生产队的收成年年翻番，不但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士气，同时还硬是把一个当时有名的落后队逆袭成远近闻名的样板队。

——许末兴

许末兴担任生产队长后，队里的面貌开始出现很大变化，年底分红工价提高了，人心逐步思归，农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道路，并一举把当时有名的落后队变成远近闻名的样板队。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当时县里的补贴虽然只给了一年，但许末兴对此依然心存感激。这不但因为为了领取这份补贴而签署的军令状凝聚了群众的力量，更为龙西生产队的长远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

这里，许末兴很形象地用到了这样一个词：引水。

在农村，凡是用过新式水井的人都知道，在采用手压式机械装置抽水时，先要在轱辘里倒一碗水作为引水，从而使得轱辘处封闭起来形成真空，这样才能利用这种真空的牵引力将井里的水抽上来。而县里的这笔补贴就起到了这种引水作用，不但让龙西生产队起死回生，而且还让许末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凡事要“先付出，再得到”、只有舍得花“一碗水”才能换取“一缸水”的道理。

许末兴心里很清楚，劲可鼓而不可泄。趁着军令状和县里补贴的东风，第一年的年底分红就提高到0.45元，虽然已经与周边生产队缩小了差距，可依然是低水平（其他队的工价约在0.60元）。现在没有了这笔补贴，唯有趁热打铁把原有分配水平提高到一个新台阶，才能进一步鼓舞士气；否则因“失血”过多让这股热情降温了，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他整天都在动脑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长期生活在农村、具有丰富基层经验的他认为，得先从农业抓起，这既符合当时“以粮为纲”政策的号召，也是龙西生产队的客观实际。

因为农村年底分红，说到底分的就是粮食，这是农民们看得见的“真金白银”。每家每户有大担小担的粮食往家挑，他们才会真正服你这个队长。换个角度看就是，先要把农民的肚子喂饱了，才会有力气干其他事情，“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嘛。

当时龙西生产队里的实际情况是，全队30多户农民虽然出工的人很少，但并不是每家每户都闲在家里，有许多能工巧匠在外打工。这些能工巧匠在江南地区通称“五匠”，即木匠、泥瓦匠、石匠、篾竹匠和船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各有一技之长，在外面挣得比队里多。平时他们不回来对农业生产影响还不大，可是每到每年的“双抢”（抢收抢种）季节，本来人手就不够，这些年富力强者不回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摆在许末兴面前的，首先就是要说服他们农忙时回来帮忙。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农民最讲实惠，在外面做工每天收入有1元多，而回来帮忙每天的收入只有前者一半不到，两者悬殊也太大了；并且，众所周知，干农活既脏又累。更要命的是，随着农忙季节的到来，在外面干活的工价也会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回来帮农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许末兴就有这个本事，他的策略主要是以情感人。

他充分理解匠人们这种发挥特长、去外面多赚几个钱的心情，鼓励他们农闲时出去找活干，适当增加家庭收入；与此同时，又充分阐述生产队里农忙时人手不够的难处，用今天的常用句式来表达就是“队里是我家，××靠大家。”而其实，他背后的潜台词是：队里太需要你们这些青壮劳动力回来帮忙了，有时候甚至能一个顶仨。

为此，一方面，他挨家挨户地对有匠人的家庭进行走访，苦口婆心地对家属进行动员，“三顾茅庐”；另一方面，又擅长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行为，给这些农忙时肯回来帮忙干活的匠人适当提高工分。容易看出，这种经济倾斜政策正是他后来搞企业一贯采用的做法。

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农业投入多了，粮食亩产量大大提高，年底分红额度就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几年后，每工分红就达到1.08元，使得这些能工巧匠们愿意主动留下来务农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队里干活比去外面更划算。由此，年轻的许末兴成为社员们心目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刮目相看，不服不行！

从当时无锡县的整体情况来看，1956年全县农民人均年分配收入为57.48元，1961年下降到48.60元。1975年比1956年人均增长不到40元，平均每年增长2元左右，可以说增长速度极其缓慢[1]；到1978年时，也才约有100元。

这就是说，龙西生产队当时每工1.08元的分红，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全县农民平均收入的三四倍，其先进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先进是相对的，总体上看当时的农民和农村依然非常贫困。以许末兴结婚的1979年为例。据当年无锡县对30家农户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户人口4.8人，每个劳动力负担1.7人；人均全年纯收入为217.5元，可生活消费支出却高达227.4元，换句话说，家家处于“超支”状态。这些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高达120.6元，占总支出的53%；人均原粮消费高达386.7公斤[2]。

1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P946。

2　同上，P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