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或学人向来都被认为是专做学问的，以独守青灯黄卷考据出扎实而严密的学问为己任。但学问似乎还不完全等同于思想，学问不一定非得有思想，而思想却一定得有学问。学问尚可以闭关在书斋孤芳自赏或狭窄的学术圈顾影自怜，而思想的胚胎则只有到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才能真正茁长。从古至今，思想的流传不都是如此吗？

就个体生命而言，思想首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与生命的成长相始终。但思想的价值更在于它一定比一个生命的物理时间活得持久，甚至永恒，并对其他生命的成长产生影响。我们不是经常被灌输某些思想或被某些思想支配吗？

我时常问自己一连串十分幼稚的问题：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我怎样接受思想？我要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我有思想吗？我的写作和学术研究是在传播思想吗？对于自己，我始终觉得，若把“思”和“想”连在一块说，总是透出沉重。我愿意把“思想”分开来说，即有思考、有想法，足矣。有思有想，有智有识，写作只为心性。

思考和想法从何而来呢？最近读了几位有“思想”的学人对话出来的一本书《思想操练》，忽然觉得，“思想”是“操练”出来的。正像一位不因循守旧的拳师，其拳技的精湛不全在拳不离手的勤快，而全在于操练中有体悟，有创新。

思想并不是僵硬的死东西，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并能够激活无数的生命，使其有思想。以前我们接受思想的东西，似乎大都是正襟危坐的。思想的传播与接受还是自然而然的好，越具有宣教色彩，倒反而容易有逆反。

这或许与思想的操练形式有关，因为以往思想的产生也是太过于形而上和一本正经了，以至思想者总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都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当然，这或许又与思想者大多是正统的另类叛逆难以善终有关。所以，总有人提醒：思想是危险的！可由不思想而来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精神贫瘠、道德堕落不是更危险？

我向来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样的思想操练充满了仰慕和敬畏，他们的思想使人类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更有了价值。然而思想操练并非具有惟我独尊的罢黜专利，人人都有操练思想的自由。人也惟有在生之涯里不间断地操练思想，才能够时刻远离仅凭着本能满足兽欲的动物。

说到家，“操练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职守和责任。《思想操练》便是五位参与者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敬业“操练”的集体的“思想”成果。几位学人间活跃的对谈，并不求孤独思想者那样的深刻，却容易刺激思维，交流出思想的灵光。但遗憾的是，很多知识分子似乎变得不愿意思考了，头脑也随之相应平庸起来。因此，对于丁东所言现在是知识分子“失职的年代”，我深有同感。知识分子要向公共领域发出良知和思想的声音。“本书或许可视为向公共领域努力的一次尝试。”

《思想操练》是十次专题对话的口述实录，包括“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90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

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在聊天话语形式现场感的氛围里，透露出大量历史和文化的思想信息，很多都是得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的。我概括出其中的三个思想命题，也正是我本人的兴趣所在：如何评估中国的现代教育；如何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如何书写历史？

先拿教育来说，今天大学校长们自比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们的教育理念如何？大学教育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是百年来都没有解决好的。书中引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大学多在努力修大厦，此基础设施，现代化自是不在话下，但大学真正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也。

看看当下的问题，一点不让人松心。已有大学想改革推行全盘美国化，甚至连中文系都要用英文来授课，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想当年蔡元培、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同样来自欧美，但他们并没像今天这样生搬硬套，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再看，“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在金钱的**面前，学术尊严的堤坝已经大面积坍塌。”博士点的增设成了大学政绩的考察，市场化地操作学术，导致在博导奇观下的博导质量整体下滑。更涌现出一批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的学术新贵，忙着占山为王，受享起英年学术太岁的清福。

这便让我想起书中谈到的清华学人，仅几个细节的披露，就足已见出胡适、钱钟书的书生本色。但马上又牵引出疑问了，我们以往对胡适的评价历史吗？客观吗？科学吗？为什么钱钟书的临终遗言只有“冷漠、决绝”的一句话“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只有清楚了钱钟书的历史命运，才能够理解他和他的家人根本不会为骨灰堂里某某级别的位置争高下。他走得如此干净，洒脱，令敬畏者独怆然而泪下。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他。

说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竟与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历史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正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丁东说得好，要寻找历史的真实，需要勇气和真诚。我也很认可谢泳所言，“近现代史的缺陷是缺少细节；没有细节，就会失去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不能很好地解读历史。”

注重和挖掘历史过程中的“细节”，而不仅仅去接受历史的“结论”，才应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书中有些见解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像认为“日记是另一种学术史”。以朱自清日记为例，就透露出朱自清对闻一多“过于热衷政治”的看法。这样的细节，没有日记留存，就被历史永远尘封了。再像“回忆录靠不住”。当一部回忆录成为孤证时，还是存疑的好。因为，有些回忆录，一旦与其他相关的旁证史料对照，就会发现其文过饰非、遂非的现象十分明显和严重，甚至按自己的想象重新编排、过滤和塑造了历史。

《操练思想》黑色封底上醒目印着五位学人的思想语句，读者“思想”一下无疑是有益的：“了解真实的历史，探索未知的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赵诚）“对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先生的话。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谢泳）“戴着‘需要的眼镜’解读20世纪的中国，只能是陈旧的传说；怀着问题意识反思，给我带来强烈的震撼。”（智效民）“历史是不能回避的，学术是需要刷新的，思想是应不断反思的。”（高增德）“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只能窥见其中的一隅。”（丁东）

把思想操练起来，何尝不是一种“自由胸怀的陶养”。我想起了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开始时期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广阔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

我与他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

我还同样感到，“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