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尚属空白的学术题目，介于文史之间，有些跨学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无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径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缩影着20世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与生命选择的悲剧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或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称之为“文革”的这一中华民族的灾难事件，几乎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现代社会生存还必须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30年、40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30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中借人物之口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我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疑问，并导致了对现在的迷惑。其实，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开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访和研究。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间，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怎样巨大的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之外，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今天人们通称其为“历史”。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已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
当我将这些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无形中是在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我也可通过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质疑，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受访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
1、历史的谜团——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我在十年前开始采访“老舍之死”时，不要说决不会想到现在我会以《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为题作论文，就连自己正从事着的采访，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属于口述历史的行为范畴，认识都是模糊的。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对历史的信任度，是与我采访、调查的深入，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成反比的。采访之初，我理所当然地对所有受访者充满了敬意，而他们对我也都充满了善意。我以为每一位历史的叙述者所口述的历史，都无庸质疑，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每一次采访过后，都兴奋不已地感到“老舍之死”的历史轮廓渐渐清晰了起来。但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的历史细节，彼此间却有着巨大的矛盾、冲突，根本无法按照叙述的样子去还原本真。最典型的例子是，三个互不相识的自称是打捞老舍尸体的人，按照他们的叙述还原“历史”，他们竟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老舍。
我采访调查“老舍之死”遇到同样的问题。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是史实的细节。那么到底谁的生活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述说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陈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以“老舍之死”为例，历史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故事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可老舍还是死了。这让我感到，历史真是有太多人性的弱点，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可能非常大的历史“真空”。我们绝不敢说，这本书在文字里构成了一部“绝对历史”。就拿再简单不过的打捞老舍尸体这件事来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打捞者。老舍尸体是捞上来了，但到底是谁捞的？所以我用“真实的神迹”来指那惟一的史实。
通过口述历史的实践，我忽然意识并深深感到，以往头脑中被灌输的历史是何等的幼稚和残破不全，历史仿佛成了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重塑了的历史，有的甚至还成为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我开始极端认同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所说的，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看来以往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可能只是一个个的圈套，或许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无法去戳穿它们。无形中我对“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和学术研究，或许就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一种努力。但愿并非徒费无益。
我无意去指摘任何人故意隐瞒或伪饰历史，也从没想过去戳穿谁说的就是历史谎言。相反，我越发觉得，“历史”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了。“历史”本身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它是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才鲜活和立体了起来。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当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只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努力，把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即便后人不再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确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印记。
因而，从这个角度说，所有寻访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老舍之死”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历史的“结果”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过程性”却具有了更大的和真正的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的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的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我与他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我还同样感到，“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975—976页，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
无论所谓“正史”的书写，还是“口述史”的记录，“历史”就是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出现过的人、事、物，即“过去的声音”。但它又都是由“当代人”书写的。西方有学者认为唯一的历史是思想史，意思是书写历史者，（当然并非全是史学家，）都会注入自己的思想。科林伍德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实之中。”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思想的延续与重叠。光接受生硬的历史知识，（我们以往最习惯接受约定俗成的历史结论）而不对以往的思想加以思索，即对历史“过程性”或何以成为“无物之阵”的细节缺乏探索发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还只能是停留在平面。因为有思想的知识才成为历史。换言之，历史都是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在它瞬间发生了之后便不存在了。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史学家独坐书斋自我陶醉于翻阅史著检索卡片的精神活动，而应当努力去寻找构建起一个崭新的“活着的”世界。
像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干脆“视历史为戏剧，有着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因为他的历史是“建立在成百上千次采访那些出现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们的基础之上，”他称其为“活着的历史”。但他的问题在于，“还要尽量把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在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与一个叙述者说——或一份官方报告或政府声明说——发生过的事情之间进行辨别。我尽量避免的就是掺入个人的评判或是解说，那就意味着不是作道德方面的评价就是要找出某种事件之外或事件之后的‘意义’的企图。”这也正应当是书写历史者的“史德”。
透过研究“老舍之死”，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
《西方文明史》的作者之一，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勒内在作为书的序言《历史的本质》一节里，精到而透辟地说：“历史包括对事件原因和人类组织及思想模式的探讨以及对推动人类从事其伟大事业的力量和导致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历史学家运用其全部聪明才智也无法创造出证据。几乎数不胜数的过去事件已无法知晓，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许多其他事件至多只能知其一部分。因此，关于过去‘事件本身如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要么永远无法回答，要么仅仅凭借高超的推断来作出回答。有关动机和原因的问题也许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由于个人常常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何在，因为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完全有把握确证其他人动机的想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掌握的证据越多，我们就越接近于作出有关过去发生事件的确凿的重新构想和解释。而且，对出于历史分析的目的而搜集和解释各种资料中遇到的困难灰心丧气是不应该的，应当将这些困难视作激发智慧的挑战。”
因此，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言：“将过去与当今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的一项工作。”可是，历史应如何书写呢？在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看来，任何的历史叙述都是文学笔法完成的。因为历史叙述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过去，这就从本质上天生带有了文学和美学的性质。所以，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过去的每一次努力，首先是一次“诗话行为”；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中的，不如说与文学中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严格讲，我们以往多的是“结论”的“历史”，太缺少真正“诗话”的、“思想”的“史著”。
3、老舍的文学地图——从老舍作品及性格看“老舍之死”
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有一幅由创作精心绘制成的文学地图，那上面每一处不同时期的人物和地点坐标，都是解读作家创作文本及进入其深广的内心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学密码。因为每一幅地图上都烙印着那个作家不可磨灭的个性创造，它无疑承载着作家生活、恋爱和痛苦等太多层面的现实折光。即便像哈代和福克纳创造的威塞克斯和约克纳帕塔法郡那样似乎纯粹的文学地名，也并非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这里，现实与虚构灵动而艺术地交融在一起。因此，若非以与作家心灵相契合的灵犀想象破译这份特殊的密码，或许就会在解读作家作品的探幽析微中产生迷失。也许这正是文学地图的奇妙与魔幻。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作家文学地图上的坐标原点，往往就是他度过有童年深刻记忆的地方，即是日后给他写作带来无尽素材和灵感的心灵故乡。这故乡可能是一处，也可能是多处。真实的和文学创作中艺术想象出来的两个故乡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美国作家威尔第说，“事实是，小说与地方的生活密不可分。”“地方提供‘发生了什么事？谁在那里？有谁来了？’的根据——这就是心的领域。”也就是地理为文学提供了艺术想象的领域和空间。这自然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另一个独特视野。
当老舍服膺于狄更斯、康拉德等英国小说家，以创作之笔描画文学地图之初，就像许多大作家一样，把坐标牢牢地定位在——北京——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故乡；文学写作中心灵和精神的故乡。他从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铃儿》，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再后来一发不可收连续创作的小说《二马》、《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四室同堂》，最后到未完成的鸿篇巨制《正红旗下》，除了《正红旗下》，几乎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或伦敦，或济南、青岛、重庆写的。换言之，虽然写作时他是在故乡之外遥远的异地，但他创造的文学人物和文学情境却在文学地图上呼之欲出。这种文学创作中自觉而自然的反照，理应成为研究者尤其是传记作家敏锐感觉到的。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他形式独特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段描写：“大汗拥有一部地图集，里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有的城市有着筑石坚固的城墙，有的已是被风沙淹没的废墟，有的依旧会继续存在，有的迄今只存狡兔的窟洞。”美国作家梅尔维尔曾说，“在某种意义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旅游指南。”
那么，每位作家手里的这部地图集，是会蚀刻在历史时间的永恒记忆里呢？还是像人们丢弃一张废纸一样扔进垃圾堆？是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文学想象同在？还是偶尔被拾起时已变得支离破碎？则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一幅导览心灵探险的真正而纯粹、高贵而艺术的地图，并有着永恒的历史与文化的生命力。
作家的艺术生命是靠着他的文学地图延续着，莎士比亚笔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乔依斯笔下的都柏林，劳伦斯笔下的伊斯特伍德小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老舍笔下的北京也是这样。
一、 关于老舍解放后的创作：
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是第二次创作高峰说，认为老舍几乎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外。像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作家，解放后便没有像样的东西拿出来。而老舍尽管也写了许多不成熟的作品，便他毕竟留下了《茶馆》、《龙须沟》和《正红旗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老舍写的是自己熟悉的有体验的生活，而且所有的生活又都发生在他所最熟悉的北京。如果离开这一点，再有才华的作家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像老舍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奔赴朝鲜前线采访写成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不成功。再像《青年突击队》那样的作品，根本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西望北安》更是碍于当时某些中央领导的情面不得不写的败笔之作。??
第二种意见多以学者为主，即认为老舍解放后虽也写出了《茶馆》、《在红旗下》那样的杰作，但总体上已没法同解放前的创作相较，似乎只有从《在红旗下》才能看到那个写出过《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的老舍的影子。可惜随着老舍的投湖，《在红旗下》只留下个颇有韵味的开头便令人遗憾地嗄然而止了。老舍解放后主要是凭了一股政治热情在进行写作，甚至有些时候与自己早年在《文学概论》里提出的创作原则相违背。他那么拼命，那么疯狂地写，难道不知道艺术规律是什么吗？但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出身贫苦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作家，是个对未来抱有憧憬、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想的是怎样与新中国和新时代合拍，通过自己的艺术劳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巴金、曹禺等都是如此。但热情对艺术来说不能起决定作用，热情远不能和成功的作品划等号。在这一点上，老舍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以热情投入的是他太熟悉的生活，以他的《茶馆》是成功的，曹禺的《明朗的天》是失败的。老舍毕竟是位自觉的艺术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茶馆》的主题与政治“可就配合不上了。”
第三种意见则来自于我在采访中碰到的未尝过文革滋味的青年学者，有的已完全跳出了那些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文人学者设身处地为老舍着想的光圈，从纯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茶馆》和《龙须沟》，认为都是主题先行的浅薄之作，这与以上两种意见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感觉那个才华横溢，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双的老舍在建国后已经心死了，他无法再创作与他原来水平持平的作品了。有人觉得写《龙须沟》那样的作品，根本用不着老舍那样的才华。??
二、关于老舍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角色：??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溶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例如他写过一篇《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生命》。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政治斗争，大体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与此说相较，似乎敷衍说更站得住脚。持这种观点的觉得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而且他回国时已有50岁，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表态，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王蒙先生清楚记得，老舍在会场上批谁时全都称对方“您”，语调是平缓儒雅的。再者，老舍身上有满族人仗义和爱面子的秉性，上面请他出马表态，他便碍于情面，不好不从。若非如此，就不大好解释老舍在批完吴祖光之后，尽量接济新风霞。梅志老人在回忆老舍当年批胡风时，明显感到老舍是在应付。后来，当胡风和梅志在狱中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深深感叹这个社会竟连老舍这样的好人都容不下。
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无法承受说。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形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文化的所做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一个作家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自身作为一个文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我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个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好多机关寻求帮助，但行政体制并不买他的帐，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他写了《茶馆》就给他面子。还有一点，老舍向以“文牛”自誉，他的自由自在是因为天天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与闲在受着时间的煎熬。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红色八月“红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那么一个爱体面懂幽默，总是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疲惫而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出路。??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这种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在国共谈判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80年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风顺，人人尊敬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且是那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名。邓拓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到处是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他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4、老舍之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
似乎东方人的历史观，是喜欢在时间上把历史分段割裂开。相比较而言，更喜欢展望未来，却不喜欢反思历史。我们的历史观常常特别功利、实用，老希望某一个历史主题对我们今天有用，所谓“古为今用”。小时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本小人书，是描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书名早忘了。但那武士们押着被绳捆索绑的儒生去“坑”和把搜罗来的竹简堆积如山放火焚烧的场景，却像海滩岩石上的牡蛎深深粘在我的脑际，难以磨灭。当时的正面教育告诉我，那些书该“焚”，那些儒该“坑”，心中对秦始皇油然充满了敬意和崇拜。我估计这很像日本在教科书里美化侵华战争，日本年轻人接受的是被重新塑造的历史，也就是被篡改了的历史。所以日本人中的右翼仍然是把侵华战争当成是把黄种人从白人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大东亚圣战”。像我当初把秦始皇当英雄一样，他们也是把东条英机当成崇拜的对象，也才会屡屡去参拜靖国神社。这非常可怕。如果忘记历史，很可能重蹈覆辙。
“戏说”历史无疑是在帮着历史设圈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他经常是经过文学的加工把历史给神话了。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又常习惯于为了后人今天的现实目的而重新塑造历史。正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说：“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反思决不能用“戏说”来替代。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省、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采访完钱理群先生，骑车沿未名湖转悠，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便对他做了短时采访。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留下。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先生的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