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理论常识

1.社会不满意指数

在利益动力机制的循环中，对人们积极性与心理影响最大的环节是评价。评价的根本依据是利益，直接依据是由利益所规定的目标。

通过评价，既可能产生满意感，也可能产生不满意感。当效果与目标、利益相一致时，特别是趋向于等值时，容易产生满意感。当效果与目标、利益不相一致时，特别是趋向于较大负值时，则会产生不满意感。

标志人们不满意程度的概念是不满意指数，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理想失落指数。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了一段时期以后，其效果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人们就会将原来的理想与眼下现实进行比较。如果现实大大落后于理想，人们就会产生理想失落感。

理想与现实的比率，即为理想失落指数。为了降低理想失落指数，既要适当降低人们的理想预期值，使之实事求是，更要提高实践活动的现实效果，使之达到最优。

（2）相对剥夺指数。相对剥夺的原则，是一种群体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相对剥夺有以下两类：一是多寡相对剥夺，即在一个某种利益大量存在的群体中的人们，不如在一个某种利益较为稀缺的群体中的人们那样重视这种利益。他人或他群体获益与本人或本群体获益的比率，即为相对剥夺指数。二是有无相对剥夺，即在一个某种利益大量存在的群体中的人们，不如在一个没有某种利益的群体中的人们那样重视这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对剥夺指数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本人或本群体获益”趋近于零，所以有无相对剥夺的指数趋向于无穷大，远远高于多寡相对剥夺的指数。一般来说，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人与群体的相对剥夺指数较高。

（3）社会不公正指数。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成就与承认、越轨（或错误）与惩处相称，则产生社会公正感，失衡则产生不公正感。换言之，它们的相互比率等于或接近于1，则为社会公正的标志，相互比率大于1或小于1，则为社会不公正的标志。义务与权利、贡献与报酬、成就与承认、惩处与越轨的相互比率称为社会不公正指数。一个社会的不公正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个社会公正现象的多少与普遍性的程度。一个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越多，并且越是普遍，则该社会的不公正指数就越高。

以上所讲的理想失落指数、相对剥夺指数和社会不公正指数都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获得。

2.社会风险

社会的不满意指数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社会风险。所谓社会风险，就是指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管理者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或社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确定社会风险程度，可以分为最小限度内风险、合理界限内风险、超荷临界点风险三个等级。

3.社会承受力

区分社会风险的不同等级和阶段，其客观依据在于社会系统对风险的不同承受力，即社会承受风险的不同能力。社会最低的承受力一般与合理界限内风险相吻合；而社会承受力的极限一般与风险超荷临界点相对应。社会管理活动必须遵循合理的风险与适度承受力的原理。

社会对于震**与不安的承受力的大小，既受社会震**与社会不安的程度制约，又与社会物质实力、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要正确对待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其次，要适当降低社会心理对社会运行状况的预期值。

二、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

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系列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例如，美国的F.T.汉厄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末设计出第一个综合反映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的评价指数系统，即“富兰德指数”。其中包括评估一国外汇收入、外债数量、外汇储蓄、政府融资能力等定量评级体系，评估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理状态、政府贪污渎职程度、政府应付外债困难的措施等定性评级体系，评估政治风险、商业环境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环境评级体系。三个评级体系在“富兰德指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0%、25%与25%。

另外，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设置一个称为“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的风险分析指标体系（ICRG），其中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与官僚化程度等13个政治指标（PF），停止偿付、融资条件、外汇管制损害及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金融指标（FF），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能力等6个经济指标（EF）。三个评级体系在整个风险分析指标体系（ICRG）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0%、25%与25%。

美国外资政策研究所还提出“政治体系稳定指数”（PSSI），包括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与政治过程指数，评分时各占1/3。这些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指标体系，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对于社会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设计对策，那么就只能听任社会风险升级，最终发生危机。反之，如果能够及时地发现并设计对策，那么就可能有效地控制社会风险，使社会系统顺利地运行。为了观察社会风险状况，以期在风险出现之前就预先发出警报，提醒政府注意。我国有些社会学者提出设置“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13]（SREWS）。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指数体系。

1.痛苦指数体系

痛苦指数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长率与失业率三个指数。通货膨胀率与收入增长率反映民众实际生活受影响的程度；失业率反映民众的职业安全程度。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以百分点评分，收入增长率以负百分点评分。在我国，这里的失业应包括待业、待岗、下岗及企业中尚待重新安排就业的人员。痛苦指数反映民众社会生活中“痛苦”的程度，也是评价政府领导人实绩的重要指数。

2.腐败指数体系

腐败指数体系包括受惩干部的人数、职位、渎职方式及后果等3个指数。邓小平早在1979年底就说：“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14]如今，政府大力倡导清正廉政，再加上群众举报监督，干部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问题依然存在，对社会机体仍然有着侵蚀作用。

3.贫富指数体系

贫富指数体系包括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比例、贫困线下人口比重、富裕者致富方式与消费方式等5个指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的是劳动致富，有的是非法暴富，有的则是雇工致富。他们的金钱，有的用于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扩大消费，也有的用于奢侈与堕落。绝对收入影响人们的积极性，相对收入有时更能影响人们的情绪。人们将会把自己和别人的“投入”与“产出”比例相对照。如果发现自己同他人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不相符合，则会产生不公平感。所谓贫困线，即是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人均费用。显然，贫困线下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越大，社会不安定的潜在能量就越大。

4.不安指数体系

不安指数体系包括政策变动、激进言论、牢骚、谣传、怠工与**等6个指数。社会运行中特别是改革时期政策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过于频繁，就会使人们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就会造成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短期行为”，就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政策变动指数包括废弃政策的比重和频率。激进言论指数包括各界政论激进度与普遍度。牢骚可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由于生理、安全需要不能满足而引发的怨气；第二级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不满足；第三级是政治价值方面的不满足。谣传也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会新闻方面的“小道消息”；第二级是市场供求方面的“小道消息”；第三级是关于政府行为与领袖人物的“小道消息”。怠工也可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生产效率下降1/3左右；第二级为生产效率下降1/2左右；第三级为生产效率下降2/3左右。**指数包括**事件涉及范围、持续时间、参与人数等3个评级。

痛苦指数、腐败指数、贫富指数是社会风险的一级指数，在“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SREWS）中所占的比重各为20%；不安指数是风险的二级指数，在“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SREWS）中所占的比重为40%。各个指数体系内的分指数。对于定性指数和非百分率指数，不再用文字表达，均以0、1、2、3、4、5等6个分值进行评分。

综上所述，得到如下公式：

SREWS=0.2（**+BV+CV）+0.4DV

根据社会风险计量分值，社会风险可分为六级：

A1级基本无风险

A2级低风险

B1级一般风险

B2级超警风险

C级高风险

D级超高风险

当风险分值达到B2级时，SREWS系统即开始发出警报，主持SREWS系统的机构即开始设计对策，社会必须为不满情绪提供多种发泄渠道，创设宽松的社会心理环境，及时疏导人们的怨气，即是社会学中所倡导的“安全阀”功能。SREWS系统的作用是对社会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并进行分散、减轻、转移等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