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欤？”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欤？”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六雍》

【解意】

鲁国的卿大夫季康子问：“子路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子路办事果断，去从政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又问：“端木赐也可以让他从政吗？”又答：“端木赐能通达人情事理，那他从政，你说还有什么问题呢？”又问：“冉求能让他去从政吗？”又答：“冉求多才多艺，你说让他去从政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汉献帝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达第一道《求贤令》，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不仅为了改变东汉后期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且是为矫正自己政权中前一阶段在选拔官员标准上的偏差。曹操在统掌朝政大权后，委任崔琰、毛蚧主持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崔琰与毛蚧以清廉正直著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节自励”。朝廷之中，廉俭之风大行，贪秽浮华之人都被贬退。

建安19年，刘备入据益州，三国鼎立的局势已基本形成，曹操并未因自己占据中原，在政治、经济上都有明显优势而稍有松懈，仍以招揽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年的12月下达《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指出德行与才干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贤令》中已谈到的“盗嫂受金”的陈平，认为陈平虽然品行不正，但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基业，功不可没。因此，曹操申令有关部门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埋没那些有缺点的贤才。

建安22年，曹操已是63岁，在前一年已被进爵为魏王，这年四月，献帝又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但他志在统一天下，连年出师征讨，同时，也更迫切地需求贤才，于这年8月，下达《举贤勿拘品行令》：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唯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他不仅任用荀彧、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何夔而等大族名士，也同样信任有“负俗之讥”的郭嘉、简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业为重，不念旧恶，如张绣在归降后又起兵突袭，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爱将典韦，但以后张绣来降时，曹操捐弃前嫌，对他的宠遇优于诸将。陈琳曾为袁绍撰写檄文，痛斥曹操的罪行，并辱及曹操的父亲和祖父，可陈琳归降后，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未加惩处，还委派他掌管文书往来。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死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释用】

孔子是非常看重做官从政这件事情的，他不仅身体力行，孜孜以求，而且还经常鼓励并大力推荐弟子做官从政，因为孔子一直以来都认为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一个国家，作为以读书学习和掌握知识为业的士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国家民族效力，这也就是广为流传的“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当鲁国权臣季康子问仲由、端木赐和冉求能否从政时，孔子列举各自的长处，说他们都可以做官从政，为鲁国效力。

其次，孔子认为人应该各有所长，作为执政者应该了解他们的长处，用其所长。只要取其所长，人人皆可任用。这对那些认为国中无人，求全责备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教训。

执政者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目空一切，目中无人。目中无人主要是目中没有别人的优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唯我独尊。别人一无是处，只有他最高明，于是就事事听他的，于是他说一不二，这样就产生了独裁与专制。

【小语】

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即练习造就完美，熟练才能精通。那些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士，尽管优点不一而足，成就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也是最基本的特点：热忱、专注与勤奋。因为热忱，所以能够投入巨大的动力与能量；因为专注，所以能够心无旁骛、勇往直前；因为勤奋，所以才能够练就一手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