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本以为是本很枯燥的学术书,但是,看进去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这本书颠覆了过去我们对“财政税收”这个话题的基本理解。
过去我们总觉得,财政税收,就是政府从民众手里提取财富,重要的话题,无非是三个。第一,税收多还是少,不能收多了把老百姓逼急了,要轻徭薄赋。第二,政府怎么收,才能更加公平和高效。第三,收税的过程中,怎么避免腐败。
你看,这三个问题,都是政府该关心的。老百姓的心思从来一样,能少收就少收,最好不收。至于那些政府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过问呢?
但是看了这本书才恍然大悟——税收不仅是一个单向的政府收税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向塑造政府的过程。说白了,有什么样的税收,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税收,不仅是一个全民该关心的话题,而且也是民间社会参与国家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道理,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到底有啥区别?
传统的农业社会,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土地无法移动,也难以隐藏,民众逃避税收的可能性就很小。
于是我们便看到,农业社会政治的压迫性要比工商社会严酷得多。因为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政府来说,征税时固然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但是只要政府拥有足够的武力,民众就得老老实实地缴税。反过来说,这种收入来源也促使政府把执政重点放在确保武力优势上,那当然就是严酷的压迫性社会。
而反过来看那些工商业社会,工业、商业创造了大部分财富。政府要从流动资产上征税,比从土地上征税就难多了,因为民众隐匿流动资产的手段多得多。征收商业税,政府的武力虽然也有用,但效果要大打折扣。实在把商人逼急了,要么跑掉,到别处做生意,或者干脆少做生意。因此,工商社会政治制度的压迫性就小得多,协商性、开放性要强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建设,就会豁然开朗。比如,议会制产生于英国,过去我们从文化、政治观念等角度来解释,但是从税收的角度也能解释。因为英国靠商业立国,政府税收主要来自流动资产。当政府需要更多钱时,比如要和法国人打仗了,仅仅依靠武力强行征收,很难扩大收入。增加税收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至少是默认。
于是,吸收工商业代表进入政府,直接参与税收法案的制定和执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不过这样一来,议会就拥有了制约国王的权力,议会制在国家落地生根。
所谓“无代表不纳税”这种看起来很先进的观念,实际上不是什么制度优越性的结果,根子是在税收方式上。
有了这个基本观念,其实我们就获得了看历史的另外一个工具。
比如,为什么中国从清末开始,国家也开始了现代化过程,有了很像样的工业,但是社会建设就是不行。一直到1949年,农村社会的变化实际上不大。为啥?其实也可以从税收来源上找原因。
清政府后期,主要税收增长是来源于海关,一度达到了四分之一。你想,在农村收税,那个成本多高啊。就算没有抗税,仅仅挨家挨户把税收上来,就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工程。
但是海关就不一样,在港口设一个衙门就行了,数额又大,又稳定。只要国家贸易在增长,税收就在增长。
国内缺乏海关专业人才,清政府干脆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过去我们总说,赫德一个洋人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管,这是丧权辱国的表现。但是你想,赫德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和清政府上上下下关系那么好,这恐怕就不是强加的,而是朝廷自己的需求了。
表面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往深一想,关税的特点是征收简单,对国家整体社会环境的依赖不高,政府只要能确保主要进出口岸的正常秩序即可。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也不需要健全和完善国内的公共设施。那怎么可能花心思搞内地农村地区的建设呢?
民国之后,这个现象就更明显了。国民党政府,它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江浙的工商业和上海的海关税收,对内地的治理可有可无。所以,当然就把广大的农村地区让给了共产党去经营,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国际上的例子是19世纪的拉美国家。当时,关税收入占拉美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比清末的中国还要高。这种收入结构,不但造成拉美国家长久贸易保护倾向,还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严重不足。这些弊端延续至今,严重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税收这个视角,也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国家的现状。
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主要靠寻租型收入,就是指那些不依靠生产,而是通过特殊资源获取的收入,比如中东国家依靠出售石油获取收入。
这对国家发展的危害尤其明显,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源诅咒”。特殊的自然资源是先天形成的,和国内制度建设、市场环境、人民素质等等都没多大关系。政府只要严密控制这些特殊资源,就可以确保收入源源不断,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去做艰苦的国内制度建设。
这种国家,短期内收入会很多,甚至能给老百姓发很多钱,但代价是国家制度长期不上正轨。社会潜伏着各种危机。国家和人民之间,没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共同激励,国家的认同感、整体性都有很大问题。税收本是国家大事,对我们个人来说,分析这个问题的启发是了解一个重要的规律:收入来源会反向塑造组织的行为方式。
就拿公司来说,公司也是一种组织,它也是被收入方式反向塑造的。
比如,靠牌照挣钱的公司,最重要的是保住那个牌照,至于人就无足轻重了。不管它怎么高喊重视人才,你都不要信。一个想发展的人,要离这种公司远远的。
一些大型制造业公司,主要依靠特殊的、昂贵的设备赚钱。一个人在这种公司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能和物绑定,比如熟练掌握操作专用设备的技能。设备和技术一过时,人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而在那些主要依靠人来赚钱的公司里,个人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就要广阔得多。当然,同时对员工个人的要求也高得多。最典型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各种创意类公司。他们的老板说尊重人才,那才是一句掏心窝子的真话。
一个系统对人的态度,对制度建设的诚意,实际上在它决定怎么赚钱的那一刻,就已经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