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九岁的苏颂参加省试。试题是《斗为天之喉舌赋》主考官是宰相盛度，盛度对苏颂的学识十分赞赏，并将其试卷列为上等之作。可是，苏颂的闻字四声用错，被复核试卷的考官查出，苏颂故未被录取。事后，盛度对苏颂的父亲苏绅说：“贤郎已高中，而点检试卷者谓以声闻（去声）为闻（平声），为不合格，竟因一字之差未能中第，真乃憾事。”苏绅听后，唏嘘良久。可苏颂并未因此事而心灰意冷，他认为考官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对待学术就必须要严格要求，即使是一字之差也要认真对待。

苏颂从失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决心励志自强，以不断增长才干。从那以后，他便奋起学习音韵之学，由于他的孜孜不倦，在古代训诂学中竟然开创了许多新的见解，以致苏颂成为了宋代最博学的人之一。比如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朝廷进行科举考试，有一个叫暨陶的人，因呼叫考生名字的考官对“暨”字的读音不准确，竟然没人答应。神宗环顾左右，只见群臣面面相觑，都不知所以然。无奈之下，神宗就询问当时也身为考官的苏颂，苏颂说“暨”字的读音错了，然后给出正确的读法，按苏颂的读音呼叫，暨陶果然出列。神宗很是赞叹，苏颂就顺便讲解了暨姓古代有何名人，生在何地，有何历史渊源等等，满朝无不叹服。

二十三岁那年，苏颂考中了进士，与后来在北宋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安石是同榜进士。中进士后，苏颂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不久，他就被安排在安徽的宿州当“观察推官”，主管案件的审理工作。在苏颂二十七岁那年，父亲苏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父亲去世时，苏颂已经被调任为江宁县知县。为父亲守孝期满后，苏颂就在当时大文学家欧阳修手下为南京留守推官。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得欧阳修的器重和赏识。欧阳修曾和他父亲苏绅因政治见解不同，一度成为政敌，而苏颂却能审时度势，辨别是非，他没有因欧阳修是父亲的政敌而加以仇视，而是选择站在真理一边。由于表现突出，苏颂得到了欧阳修的高度赞扬。欧阳修曾这样夸赞苏颂：“凡经苏颂经办的事，是精确审慎的，我可以放心，不必再检查了。”苏颂也非常虚心地从欧阳修身上学到不少学识和做人理政的本领，并尊欧阳修为师。渐渐地，在欧阳修的熏陶下，以及他自身的正直品格，苏颂养成了谦恭谨慎、廉洁公正的做事风格。这为他后来在长年从政的生涯中，坚持秉正为官、作风稳健，而最终成为一代政绩卓著、德高望重、清廉自律的社稷重臣和谦谦君子而打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苏颂被朝廷提升为淮南转运使。当时欧阳修已经被贬为亳州刺史，没想到竟然成了苏颂属下的官员。有一次，苏颂出巡，路过亳州，欧阳修照例率领大小官员，出城迎接上司，欧阳修见到苏颂，躬身便拜，说：“亳州刺史欧阳修，率属下官员，恭迎运使大人。”苏颂一见欧阳修，立即起身下轿，只见他端正衣冠、整理玉带，下跪叩头便拜州官，口中谦卑地说：“恩师在上，晚生苏颂拜见。”这时候，他随从的大小官员都觉得非常惊奇，虽不明就里也只得纷纷陪同下跪，欧阳修赶快向前扶起苏颂，说：“苏大人如此相待，下官怎当得起呀！”苏颂依然谦卑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古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苏颂能有今天，断不敢忘记恩师教诲深情，诸位大人请起，我们一同进城吧！”众官员和百姓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由得都为他位高不忘师的高尚品德所感动。在苏颂的内心里，他一生对欧阳修都是怀有深厚的钦敬之情的。欧阳修去世后，苏颂写给欧阳修的悼念诗词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向春闱遇品题，继从留幕被恩知。何期瀔水缄书日，正是椒陵梦莫时。感旧绪言犹在耳，怆怀双泪漫交颐。谁将姓字题延道，共立门生故吏碑。”诗中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怀念之情。

由于苏颂为人处事谨慎沉稳，深受朝廷信任、百姓爱戴，故仕途一路平稳直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颂出任婺州（现浙江金华）知州。熙宁六年（1073年），苏颂调任亳州（现安徽亳县）任知州。1075年出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现河南宁陵以东除永城外地区）留守司。熙宁十年（1077年），苏颂从地方回到京城，担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正史一职，后来转为左谏议大夫。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苏颂暂时担任开封府知府。

他在出任江宁县知县前，江宁县每年交纳的税收或多或少，这主要是地方官从中偶有“截留”现象造成的，也有的百姓瞒报、漏报人丁和田产。苏颂到任后，对这一现象特别加以关注。他在平时工作中，详尽地了解老百姓的户籍、地产等状况，并一一详细记录在案。到了秋天，他首先把自己的属下教育好，严禁官员“黑手”现象的发生。然后，他亲自到收税现场监督工作。有一次，一个老百姓报出自家的收成后，苏颂突然插话说：“你家还有一个男丁和山南的田产，你怎么‘忘记’报了？”该百姓说：“我没有‘忘记’，而是我报的多，官家就收的多，往年都这样，所以我不敢报。”在场的官员一听，知道从前的所作所为在苏颂面前漏了馅，从此就再也不敢“伸黑手”了；一边的百姓听了，知道他们的情况都被官府所掌握，也不敢再做假了。

不久，苏颂又升迁为度支判官。一次，苏颂奉命送辽国使者返回，走到恩州（今河北清河）夜宿时，驿馆突然失火。这时州兵借口救火，实欲生事，危急中的苏颂非常镇定地毅然将他们拒之门外，指挥自己的部下迅速扑灭了大火。苏颂把情况报告到京师开封，这时宋神宗已继位，对这件事情宋神宗起初还不太相信，当苏颂出使回来后，将这件事入奏神宗，宋神宗这才相信，不久让苏颂任淮南转运使（负责淮南路的财赋，有督察地方官吏的权力）。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我听说近日百姓受灾，望朝廷能开仓赈灾，如果灾民越来越多，想必物价就会飞涨。万一将来秋天庄稼又是没有收成，那么对于百姓来说，就真的没有安身之所了。这样下去，总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存恤百姓之法，莫若先平稳物价，若物价平稳，则和赈灾是一样的道理，百姓常食贱价之米，那么将来就不会造成流民之患的问题。”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还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可以说苏颂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由于政绩显著，苏颂很快就被分派在馆阁编校文书，成为“京官”，而且一干就是九年。苏颂一向廉洁奉公，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在给皇家校理书籍的九年中，俸禄较低，自己和妻子儿女衣食不足，还要赡养祖母、母亲、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但他从无怨言，和这些亲人相处得都很好。

1061年，苏颂自己打报告，要求“外出”为官，并得到朝廷的批准，随后就被派到颍州出任知州。

知州是一州的长官，钱、粮、工、刑等重要职权都由知州掌管。苏颂在颍州一干就是三年。在这期间，宋仁宗驾崩。为了给仁宗修建陵墓，朝廷向全国发出急令，要求各州府按照朝廷出列的单子征集财物。一时间，征调物资十万火急，很多地方官员也乘机敲诈勒索，都想发一笔横财，以致百姓们一时怨声载道。见此情景，苏颂立即上书朝廷，说道：“仁宗皇帝的遗诏中，要求皇陵建设一律从简！现在，按照朝廷的指定征集物资，有的物资本地根本不出产，而朝廷却要强行征集，这不是强行给百姓增加困难，让百姓对朝廷心生不满吗？”

苏颂一边上书为百姓请命，一边采取变通的办法：凡是颍州本地有的物产，他就按照圣旨征收；如果本地没有的，他就以政府名义向别的地方采购。结果，不仅任务完成了，老百姓还不知不觉帮了忙，百姓知道以后，都感激苏颂爱民如子，对他更是百般爱戴。

当时各地又在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这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请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尽行拆毁，并允许各地百姓前来购买。

元丰年间，实行改革官制，这项举措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苏颂被皇帝召回吏部做改革官制的工作。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宋代的官职分官、职、差遣。官用于寄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仅用于确定待遇，宋代官名和拥有实权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的，部分有实权的官又叫做职事官，用以区别寄禄官。职是指馆职（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的职位），加上些虚衔如大学士，学士等，来表示高级文官的清贵地位。差遣才是真正的职权所在，一般都带有“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理论上算是临时性的职务。光有官名而没有差遣，就好比今天的处级科员一样，待遇上去了但毫无实权。只有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就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相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

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出现使州县长官无所适从的状况。为增强国防力量，苏颂支持王安石改革军制的新法，新法主要推行省兵法、将兵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省兵法，即简编并营，裁减老弱残兵。将兵法，即改变兵将分离的情况，使武将对所率部下有统御之权及指挥作战之权。

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拉拢人才、聚集力量推动变法，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位名字叫李定的地方官员来助他变法，神宗一口答应了，然后下旨命担任中书舍人的苏颂起草破格提拔任命书。苏颂接过圣旨一看，这种提拔显然不符合“破格”的条件，就把神宗的圣旨封好，并说明原因，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神宗见状，就把圣旨再次发到中书部门，命轮流值班的宋敏求起草。结果，宋敏求也觉得不符合“破格”规定，也将皇帝的圣旨封退了。经王安石的强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将圣旨发往中书部门，结果又被轮流值班的第三位中书舍人李大临封退。三名中书舍人一致表示：“宁可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

聪明的神宗感到这种办法可能行不通，就干脆直接召见苏颂，向他一再表明“破格”任用李定，“不是违背法令的事情”，指令苏颂“速速拟定草案”。但苏颂听后，无动于衷，就是不动笔。宋神宗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说道：“这一份任命诏书，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制作出来，做为臣子如此拖延朝廷大事，按照法令，这难道不是有罪的吗？”苏颂却不卑不亢地说道：“坚持祖上的规制，这才是为臣的操守！”圣旨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第四次封退。尽管如此，宋神宗也并没有气馁——他想出一个办法，派宰相曾公亮去劝说苏颂，以赶快拟定任命书加快改革的进度，可是没想到，圣旨又照旧被苏颂给退了回来。这下，宋神宗可是忍无可忍了，他龙颜大怒，大声地斥责道：“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于是，就将苏颂、李大临、宋敏求等三人“中书舍人”的职务给一一撤消了。苏颂重新回归到工部任郎中。虽然被撤职，便苏颂一直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几次拒绝草诏，也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第一，破格提拔李定违背朝廷法令，而官吏的任命是必须依法而行的。第二，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此人为官很平庸，从来没有优良的政绩，朝廷绝对不能因为其偶有表奏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他认为完全可以先做一般性的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一段时间，如果真有奇谋高才，再破格提拔，委以重任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虽然不称皇帝的心思，但却是十分诚恳的，对国家法制的遵守与建设也是十分必要和有利的。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三舍人事件”。

苏颂被撤职不久，又被重新起用。熙宁六年（1073年），他被派到安徽亳州任知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来安徽任地方官。

在安徽，有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因犯法而被判处杖刑，但她却生了病，不能受刑。十天之后仍然没有痊愈，当时的簿邓元孚就对苏颂说：“您这样高明，不能被一个小女子欺骗，告诉医官依法检察，不就行了吗？”苏颂听了，对邓元孚说：“任何事情都有公道，如果告诉医官，医官自然会根据官府的意思行事，那在言语的轻重上，也自然是来自官府一贯的作风，如果这个女子因为我们去强行检察而导致病情加重或致死，我们这样做难道会心安理得吗？”后来那个女子病死了，苏颂的话果然是有道理的，邓元孚对此事非常惭愧，更加佩服苏颂的胸襟。

不久，苏颂又被加官为集贤院学士，当时身为副宰相的吕惠卿深受宋神宗信任，吕惠卿对别人说：“苏颂是我的同乡，比我早登进士，如果来见见我，他就可以执掌政事了。”苏颂听说这话以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去巴结他。这时恰遇到三次赦免，与苏颂一同罢去中书舍人的李大临又官复原职，苏颂被任命秘书监一职。不久杭州地区发生了灾荒，宋神宗认为苏颂仁厚，就派苏颂去杭州。苏颂来到杭州后，有一天，衙门外一百多人向他哭诉，原来他们是因为欠了官债被关押起来的。苏颂听后，思索片刻，说：“我把你们都放了，让你们回家去经营，条件是除衣食之外的余钱都交来偿债，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以了吧？”然后就吩咐放了这些人，果然，不到一个月，他们都按期偿付了欠债。

在苏颂担任地方官阶段，他总是关心民生，体恤百姓，尽其所能地“惠爱于民”，以致神宗皇帝对他赞赏有加：“苏颂仁厚，必能抚安民众。”

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还反映在了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农田受灾而哀愁，他写道：滂沱连月雨，愁叹斯民病。已紊四时和，更伤群物性。垄麦将萎摧，况值风威劲。我愿天地心，慎举阴阳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无复三月中，惨惨行冬令。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直向岁寒期茂悦，肯同时俗论甘辛。优游且做江南令，惠爱于民此最亲。

实际上，苏颂在处理宋朝政府事务时，总是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严谨治学的行事风格。比如他在任江苏江宁知县期间，他清查富户漏税的行为，不仅核实了每家每户的庄稼产量，而且还把每家每户都一一编成户籍，并按册进行收税，这样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减轻了穷人的负担；在他被调任颖州任知州，朝廷开始大幅度地修建皇陵，并从各州县调拨大批物资时，各州县官员们想到的只能是不断给百姓增加捐税，这也就给那些腐败的官员们创造了从中大捞一把的机会。可是，苏颂不但没有侵扰颖州百姓，还从州库中拨出官款来救济百姓；担任南京留守时，他也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做事风格，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在对开封府界诸县镇视察后不久，马上奏请疏通自盟、白沟、圭河、刀河等四条河流，以防水灾；在沧州时，疏通沟河、支家河等工程，解除了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在杭州知州任内，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自来水”了；在淮南转运使任内，盐价上涨，又赶上一场饥荒，苏颂不仅降低盐价，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苏颂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苏颂参与的五次外交事务中，或官大或官小，但他从不因职务的差别、地位的尊卑而影响他行事的风格，他总是能够遇事镇静、随机应变、举止得体、分寸有度，对于每次出使他都不辱使命。苏颂一生，两次使辽，每次出使辽国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三次任接待辽使的伴使，苏颂首次使辽，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丁卯，以三司度支判官身份，与张宗益等一同出使辽国的，时年48岁，途中他写下前《使辽诗》三十首，主要记述他的所见所闻及抒发对老友的怀念之情。苏颂第二次使辽，为十年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他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秘书监兼集贤院学士）身份，作为大辽国的生辰国信使，和英州刺史姚麟等出使辽国，参加辽道宗的生辰庆典。往返途中写下后《使辽诗》二十八首。由于时过十年，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不仅记述了辽国隆重的接待，而且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在和睦友好相处下，辽国人民悠闲、安逸的生活，歌颂和平睦邻政策的可贵与正确。

在出使辽国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搜集整理了关于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的资料，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与辽朝和睦修好的政策，由此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换来了数十年的宋辽和平时期。

回国后，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对此，《宋史·苏颂传》有所记载，当皇帝神宗问及辽国的“山川、人情风俗”时，苏颂认为：“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意思是说辽国和中国讲和已经很久了，他们不仅懂得中国的典章礼仪，而且还对礼仪大力推行，目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权，以求得上下相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出辽国和我们中国离心离德的意思。他认为只有宋、辽两国继续和平相处下去，才能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与辽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皇帝的赏识与赞同，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国子博士陈世儒被从京都开封派往安徽太湖任知县，但很快就被召回京城，连妻带妾及佣人，一家共19人被杀头，7人被判处死缓，原因是谋害亲生母亲张氏，其手段残忍，先施毒药，后用铁钉钉在脑门上；而谋害张氏的直接原因可能是陈世儒妻子李氏对一群佣人说的：“世儒如果哪一天回来持丧，定会重赏你们的。”子女谋杀长辈，在宋朝被视为“大恶不赦”的罪行，按照法律规定，将被处枭首示众（“弃市”）。陈世儒夫妇的“谋杀生母”案件，很快被移送到开封府知府苏颂的案牍上。

宋神宗认为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可能合谋杀母，指示一定要查清楚，苏颂则大胆谏言，告诫宋神宗不应该以权干预司法，弄得宋神宗一时语塞。苏颂审理这一案件后，认为陈世儒的妻子李氏、女佣高氏谋杀张氏的事实存在，但陈世儒“不知情”；在那个年代，虽然妻子犯罪丈夫有责，但“法不至死”。说来蹊跷——正当此时，有人告了苏颂一状，说他此前在处理一起僧人犯法案件时，量刑过轻，有“故纵”的嫌疑。一名纪检大臣将此事告到皇帝那儿。经查证，僧人犯罪确有其事，但量刑过轻也是事实，这样，就把苏颂贬到濠州（安徽凤阳）当知府，由京官降为地方官，远离了陈世儒这起案件。这之后，陈世儒的案件被移往大理寺，案情也越来越复杂了。

随着事态的不断扩大，陈世儒案竟然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涉及面之广，牵涉人之多，令人咋舌，就连陈世儒案最早的主审法官，坚持陈世儒无罪的苏颂也未能幸免。

苏颂当时被关在御史台监狱。其间，神宗皇帝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陈世儒夫妇谋杀生母，属于严重违反人伦道德的‘大恶’，应当严处”。苏颂回答道：“案件现在已经被移交到御史台，臣对此固然不敢说从宽处理的话，但也绝不敢说可能导致案件从重处理的意见。”面对皇帝，苏颂照旧阐明其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理寺官员提审苏颂，说：“你还是早早地说出来吧，免得多受困扰。”苏颂正色说道：“该说的，我都说了；要我说本来没有的事，不是诬陷吗？诬陷别人，我是死也不会干的；诬陷自己，那倒没什么妨碍。”后来经大理寺查明，在审理陈世儒案件时，苏颂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可事已至此，苏颂依然莫名其妙地被关押着。此时，苏颂自叹：“失势我如鱼在网”，并写了十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虚构为实尽枝辟，直道公心自不欺……况是圣神方烛理，深冤终有辨明时。”他认定陈世儒案中是有“冤情”的，并坚信这一冤情迟早能得到“辨明”。苏颂感慨地说道：“我将这些事写成诗，并不指望后人把它当诗歌看，而仅仅是希望传给子孙，让他们略知仕宦之途的艰辛。”

苏颂为了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保护百姓利益，他不怕丢官，不怕杀头。苏颂因陈世儒一案下狱，与当时因诗词受到牵连的苏东坡关在一起，仅一墙之隔。铁窗生涯使他体验了封建法制的逼供与严苛，这对苏颂的法律思想有极深刻的影响。后来苏颂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论胡澎释名》《同两制论祖无择对狱》《奏乞春夏不断大辟》等二十多篇专论法律的文献和两组身陷囹圄的咏法诗，在这些奏议与诗歌中，他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法律的看法和对宋代法滥吏苛的不满。他提出的“简化条文，使民易知”，“省刑减杀，劝教为先”，“因时而施宜，视俗而兴化”等有关法律的主张，虽然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更加有利于民众，也更加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值后人借鉴并进行深入研究的。

1092年，苏颂因政绩突出，被拜为右宰相，这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苏颂做了宰相之后，他的原则是按照国家的典章制度办事，让百官都要守法遵职。根据官员们的能力大小授以相应的职务，杜绝侥幸升官的源头，防止边疆上的一些重臣邀功生事。朝廷上如果有处理不妥当的事情，他就会力争纠正过来。

1093年，苏颂因为替一位敢向皇帝进谏的官员说话，而被其他官员作为攻击对象，苏颂就向宋哲宗上章辞相，后来被降为观文殿大学士闲职。

1095年，宋哲宗又要调苏颂去河南，此时，苏颂已经是75岁的高龄。苏颂因身体的原因上书辞官了。朝廷就让他以太一宫使的闲职留居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1097年，苏颂再次要求辞官还乡，被准以从二品的待遇退休。

苏颂从1042年中进士起，到1097年告老还乡，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在这五十多年中，北宋皇朝经历了多次的党争。

第一次是1069年，宋神宗在位的时候，任用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第二次是1085年，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年仅十岁。因皇帝幼小，朝中大事实际上由神宗母高氏（即宣仁皇后）临朝听政。这个时期，把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全被罢免，新法全部废除。第三次是宣仁皇后去世，由哲宗亲政，哲宗任用变法派的一批重要成员，准备继承宋神宗时期执行的新法。但事实上，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斗争，越来越多地陷入了个人恩怨的斗争中。

苏颂在这样一个政局并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未参与这种党争。作为一个实干家，他也未曾对新旧两党的政治主张发表过战略性的意见。

1101年，苏颂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去世。宋徽宗下诏停止上朝两天。苏颂死后，很多人来他家吊唁，当人们看到他家中设施的朴素，无不心生敬佩。

苏颂的一生，不仅政治清廉，爱民如子，道德高尚，志存高远，而且具有创新开拓精神，敢为天下先。他为官五十载，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他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官宦的楷模。就连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也对他盛赞、仰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