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何时成立？其实早在1923年，徐志摩就提议成立新月社，在石虎胡同七号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聚餐活动，却一直没有挂牌。

作为新月社成员之一的陈西滢曾回忆说：“新月的成立是在泰戈尔访华以后。泰戈尔是在1924年来游中国。四月到上海，月底到北京，五月底由上海到日本。在北平的时候，在史家胡同租了一栋洋式房子请他住，所以新月社那时还没有成立，要是已成立的话，不会不请他去参加集会的。新月社成立大约是在泰戈尔离华不久以后。《志摩全集》的年谱中也说新月社在这一年成立，没有月份。……泰戈尔来华以前，志摩便有成立‘新月社’的提议，只是房子一下子找不合适，所以在泰走后，方才成立。”

徐志摩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的新月社只是个口头的名称，与现在松树胡同七号的那个新月社俱乐部可以说并没有怎样密切的血统关系。”

其实，在泰戈尔访华前，新月社只是一个口头名称。它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完备的章程，没有记录在册的成员，没有固定的活动经费，没有明确的活动场所。泰戈尔访华后，新月社正式挂牌——地址松树胡同七号。

不难看出新月社“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

阿莱桑德雷说过，所有的火焰都有着**，而光芒却是孤独的。

浪漫诗人徐志摩孤独地忍受着痛苦，在不尽人意的生活中，建立新月社，出发点是为新诗的发展趟出一条路，他本人也提炼诗思，挖掘诗性意义，经过生活、意志和人性三者熔铸的炉膛，对生存的现实进行理性的深入思考，力求用现代诗歌的精神经验，传达钟爱自然、钟爱一切美好事物、钟爱一切生命的信息，构建诗思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影子，即思想的火焰。他的那些有如血液流注的文字，沉郁、苍劲、高致、精微，囊括了中国这片黄土地上所繁衍的一切。

无疑，新月社是他灵魂的栖息地。

“月满则亏水满溢，大智若愚真修为。”凡事不能做得太尽，如果做得太尽，缘分势必也会早尽。如果不谨慎，所做的努力会像月亮圆了以后，就会残缺，又像杯子里倒满了水以后就会漫洒出来。徐志摩办新月社，与其说是做得太尽，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他的意愿美好，他的追求绚丽，他的叹息绵长，渐渐地斑驳成苔封的题咏。

今夜，月光舞蹈着。谁的梦想，在银色的辉光中闪亮？

诗歌，让徐志摩领悟到了什么是辽阔。在柔情的**里，他看到诗歌扎根在沃土里，他的心，如舟飘动。追逐飘泊的灵魂，崇高与圣洁只有在诗歌中才能相遇，银色的月光镀亮的梦境，纯洁而晴朗。

虽然挂了牌的新月社已经具备了组织的性质，但在经费上却是依赖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

徐家代代经商，经商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正德年间，家业传到徐申如这一代，已经扩展到酱园、钱庄、绸庄、电灯厂、蚕丝厂、布厂、票庄银号等，富商之家，家大业大；而徐申如又是硖石商会会长，在江南一带的金融实业界颇有号召力。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的共性，徐申如也不例外，他将徐志摩送到美国去读书，目的就是想让儿子继承家业，日后能够成为名震天下的金融实业家。徐志摩也曾立下宏愿，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对于儿子“背叛”走进了诗的灵园，徐申如虽说愤怒、失望和遗憾，却也没有拼尽全力加以反对。他自己原本就开明，头脑灵活、思想活跃，好结交名流；于是，当徐志摩有意组织新月俱乐部时，他很支持，大方地出钱垫资，新月俱乐部才得以在松树胡同七号挂牌。

徐志摩的激动，可想而知。他说：“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然而，活动经费仍然是他最头疼的问题，因为新月社日后是要偿还徐申如和黄子美的垫资的。拿什么偿还？只依靠成员们每月交纳的会费是远远不够的。

就成员而言，新月社除了徐志摩、胡适以及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黄子美等最早参加聚餐会的成员以外，还有政客、银行家、社会活动家，使得新月社似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名流团体，而非文化团体；也使得新月俱乐部成为一个交际场所，而非文化活动场所。

徐志摩发起组织了新月社，但他却不具备管理新月社的能力。会费无人收缴，会员流动性大，一个文学社竟然变成了朋友团体。

新月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其成员也并非社里的全职研究员。“新月社”的牌子虽然挂在松树胡同七号，却常常见不到一个人，当然除了徐志摩。那期间，徐志摩常在那里写信、做文、会客。因此可以说，新月社代表徐志摩，徐志摩代表新月社；或者说，新月社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

新月社每两星期定期聚餐、游艺。在新年时开过年会，元宵节时办过灯会，除此之外，有过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

“新月社”是什么？为什么成立新月社？在徐志摩的设想中，它不是一个只包含躺沙发、吃饭菜、看书报、办游艺等内容的俱乐部。徐志摩说得更直接：它“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

徐志摩办新月社的初衷，当然是想在文艺上有所建树，在泰戈尔访华时，新月社组织排演了《齐特拉》，徐志摩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几个创始人得承认在这两个月内我们并没有露我们的棱角。在现今的社会里，做事不是平庸便是下流，做人不是懦夫便是乡愿。这露棱角(在有棱角可露的)几乎是我们对人对己两负的一种义务。”

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新月社的存在越来越向供一小撮富人消遣的娱乐场所沦落，也就越来越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俱乐部了。徐志摩不免痛心，他长叹：“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他分明感受到了俱乐部里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腐败气味。他很受不了，也极其感伤。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感叹道：“假如我新月社的生活继续下去，要不了两年，徐志摩不堕落也堕落了。我的笔尖再也没有了光芒，我的心再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我就完了——‘泯然众人矣’！”

落寞、迷惘使得徐志摩在新月的脚步踉跄、沧桑、迟疑。

夜的黑云遮住了那枚新月，一种恐怖的力量阻止他，漫长、漆黑和孤独，缚住了他飞翔的双翅。而他，是要牵着夕阳赶路的。

徐志摩的目光深入远方，只有远方，才是他要看的那本书，看了这页，还想看下一页。

他弹去一路追随的风尘，向前走去。

夕光从他的指间滑落。

可贵的是，徐志摩一直存有信心。1925年3月，他在赴欧游历期间，写了《欧游漫录——第一函给新月》一文，他充满豪情地说：“跳蚤我们是不怕的，但露不出棱角来是可耻的。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

徐志摩远远的凝视着那枚只剩下弯弯月牙的新月，那新月的姿势，闪着圣洁的光芒。他多么想重振新月。他以为有几个爱做梦的人，又有创作的能力，而且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傻气，就能做成任何事业。

他想，动作一定要稳要准，让每个动作都从容而经典。

他的脚步将月光踩得叮咚作响。

可惜事与愿违，最终，他没能成功。

当他疲惫而倦怠地回望那个新月下的高坡时，他依然发现了那片悠然自得的空旷和辽阔，那遥远的无垠和苍茫古远，像他迟疑、坚定的脚步，追赶浮华的年月，而错过和遗忘了与时间的对话。

这是诗人的特质，在支离破碎的情感下，煮沸理想的希翼。

徐志摩真想为那枚新月化作一只彩蝶，萦绕在那一束临风开放的花儿的枝头，再不离去！

煅烧、磨合、碰撞、包容，徐志摩与新月相依为命。

是谁在一场无情的大风中，苦苦地延续着一朵花的花期？

1925年春，徐志摩再赴欧州游历。而随着他的离去，新月社就已经社不成社了。回国后，他接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更无暇顾及新月社。到1926年，新月社基本上名存实亡。1927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胡适等人纷纷离京避走上海，新月社正式摘牌。

一切都隐去了，尘世所有的故事，定格在大地的词典里，储藏在蓝天的稿纸上。

走过唐诗，再走过宋词，徐志摩又走过了新诗兴起之时，留下诗香数瓣，在蓝天上书写了新月散发着清白的馨香，却留下一代诗人黯然诗魂，犹如血洒疆场一样的凄凉。

新月社从成立到解体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几乎没有以“社”的名义进行过大的活动。只是在成立当天，林长民发表了含有政治意味的演说。此后，就再也不曾有过，更没有讨论会、研究会什么的。新月社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陈西滢说：“‘新月社’成立，并没有多少人聚集开会，讨论名称宗旨等等。”

徐志摩的人格魅力，使得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像胡适、陈西滢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自然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至少也会有相近之处，比如对政治的见解，对文艺的看法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差异，没有分歧。何况，各人又各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术领域。一旦环境有变，正如徐志摩所说，人散了，心散了。

徐志摩的新月社，就像一个青涩的梦。醒来，展现真实或虚构的传奇。

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徐志摩为新诗的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

起码，在梦里，早已是浪花朵朵。

那浪花抚摸梦的岸边，从此，新诗岸边，草木丛生，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