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德安，熊子真重上望夫山，在双峰寺里安心读书，潜心著述。1918年冬，他将自己从1916年以来的二十五则笔记，汇编成册，取名《熊子真心书》，进行自费印刷。这部书是熊子真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过去，他积极革命，那是对社会进行的一种表层的政治关怀；如今，他开始转向深层的道德关怀。在《熊子真心书》中，他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乱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发现了民族道德价值的旁落。

尽管《熊子真心书》只是一本自费书，但是为之作序的可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蔡元培。那么，在学术界默默无闻的熊子真是如何请到学界泰斗、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序的呢？

当时，熊子真将《熊子真心书》编辑成册后，正好朋友胡佩九来看望他。看过书稿，胡佩九建议熊子真去请一位在学界有名望的人作序，可以提升书的品位。熊子真觉得这个建议好，立马想到了蔡元培，他认为蔡元培的声望和人品都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于是鼓起勇气，将书稿寄给了蔡元培。

蔡元培，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曾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8年1月中旬，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办进德会，提倡“进德”，以之与社会浊流作斗争，影响很大。当时还在广州的熊子真曾积极响应，向进德会捐赠了一批图书，正是那时同蔡元培先生有过书信往来。

蔡元培先生可谓名副其实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收到熊子真的书稿后，并没有因为作者毫无名气而有丝毫怠慢。在认真阅读完书稿后，他欣然提笔作序，写道：“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合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无事他求矣。”给予熊子真很高评价。

能够得到蔡元培作序，熊子真无疑是幸运的。这份幸运既反映出蔡元培先生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伟大胸怀，也反映出熊子真识人眼光的敏锐和独到。如果当初熊子真选中的不是蔡元培而是另外一人，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想想看，像蔡元培先生这般无私伟大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会有几个？

对于熊子真来说，这个序言极为重要！它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熊子真钻研学术的自信心，也在学界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如果说，熊子真是一块金子，那么，蔡元培就是那个把金子从泥土中挖出，并小心翼翼为之揩去泥土的淘金人。

1919年5月，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二十一条”的签订，终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熊子真离开德安，经朋友介绍，应聘到天津南开学校担任国文老师。南开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于1904年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以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而闻名于世。梁启超曾说过：“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对于熊子真来说，当教师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在黄冈和德安的时候，他都是享誉四方的教书先生。所以，在南开学校，他的教学效果也很不错，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同事的认可。不过，作为国文教师，熊子真却和教理化的老师孙颖川有着共同的话题，经常凑在一块，讨论中国文化，比如就“中国何以向来无科学思想、民主思想”这个话题，他们俩就曾经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探讨，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的毒害，最终禁锢了人民的学术思想。

在教书和探讨学术之余，熊子真依然保持着广泛阅读的习惯。有一天，他在学校阅览室里翻看过期杂志时，无意中读到了一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那是一篇什么文章呢？

原来，在1916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三卷第五至八期上，连载了一篇署名为梁漱溟的长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子真发表在当年《庸言》上的那组文章，说熊子真“愚昧无知”，根本不解佛教真谛。

一向狂放的熊子真一口气读完这篇点名骂自己的文章，竟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个叫梁漱溟的人值得结交。这就好比一个武功大师，忽然有一天碰到了另一位武功大师，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感。

那天，熊子真从图书馆回到宿舍，饭都顾不上吃，趴在桌子上给梁漱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要与梁漱溟进行当面切磋。信寄出不久，熊子真就收到梁漱溟的回信，表示欢迎熊子真能到北京一晤。

转眼到了暑假，熊子真从天津专程跑到北京，在广济寺内见到了借居在那里的梁漱溟。熊子真本以为，从《究元决疑论》所反映出来的气质品质和学术涵养来看，这个指名道姓骂过自己的人，起码应该是个四五十岁的大学教授才对，可是，等见面一看，不禁大跌眼镜。梁漱溟哪里是什么四五十岁的老头，分明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文弱的二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而当时熊子真已经35岁。更令熊子真感叹的是，经过一番交谈，他发现眼前这个小弟弟不仅学养深厚，还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牛人。

熊子真的感觉是对的。梁漱溟1893年10月生于北京的“世代诗礼仁宦”家庭，他曾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转而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他也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岁起，他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后逐步转向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1916年，他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学界关注，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印度哲学。1918年11月，他在北大出版部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9年1月，他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总之，年纪轻轻的梁漱溟已在学界颇有名气了。

与梁漱溟见面后，熊子真就佛学问题与他进行了充分讨论，有些问题还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这不仅没有妨碍彼此的交往，反而促进了彼此尊重，最终成为了好朋友。这多少有点像庄子与惠施交往的故事，尽管庄子和惠施彼此观点相左，却是一对谁也离不了谁的朋友。

“子真兄，我们争来争去也没什么结果，关键有些基本的东西你尚未弄清楚，所以，我建议你赶紧拜一个人为师。”梁漱溟说，“此人佛学造诣极深。”

“他是谁？”熊子真忙问，“此人难道比你还厉害吗？”

“当然比我厉害。”梁漱溟笑道，“此人就是大师欧阳竟无。”

“他在哪里？”熊子真急切地问。

梁漱溟顿了顿，缓缓地说：“你可以到南京金陵刻经处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