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遗风
作为旁观者钟爱的谈资，张爱玲的出身一再被提及：父亲张志沂是清末“清流派”大臣张佩纶与名臣李鸿章长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这段现在看来颇有传奇色彩的身世，对童年的张爱玲来说，既是一种莫名的骄傲，也是一种遥远的揶揄。
祖父张佩纶因“直声”和“清流”享誉官场，鼎盛时期与张之洞等人同称“四谏”“十朋”，祖母李菊耦也有“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美誉，按说这样的天作之合不会生出一个不思上进、性格暴戾，还一度沉迷鸦片的独子。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在人前大谈“我们老太爷”如何如何，在人后却没有一点名臣公子的样子：逛妓院、抽鸦片、打孩子……当时的他完全想不到，他将来能在历史的文海里偶尔露一下脸面，不是因为祖上的余荫，而是因为那个被他毒打多次的，瘦瘦的、倔倔的女儿。
当然，张志沂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只是在父母光耀的阴影里失去了方向，且又缺乏基本的自制力。这似乎是名门之后的“通病”：一面享受祖上的荣耀，一面承受那份荣耀的巨大重量。最后，要么负重，继承衣钵；要么甩手，放任自流。七岁时，张志沂的父亲张佩纶去世，母亲李菊耦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独子身上，严格督促他读书，虽然此时早就废除了科举，但身处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强大的惯性使得他的母亲和他都别无选择。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屋子里背诵古文。明知毫无用处，还是得一遍遍地吟咏嗟叹。时代早已转变，抑郁不得志的张志沂只得从鸦片、招妓、赌博里寻求安慰。
这种矛盾在张爱玲身上似乎也有所体现，张爱玲成名之后，不少人嘲讽她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念念不忘：“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是嫉贤妒能的恶意揣测我们不得而知，但反方的说法也不少：《古今》的编辑周黎庵某次见面时曾向她问起家世，她却含糊其辞地带过，丝毫看不出对祖上荣光的留念与向往。
其实，张爱玲并非刻意隐瞒，也不是低调，而是性格使然。她虽然在文字上“张狂恣意”，但在生活中，却不乏“矜持自省”。可以说，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心眼很多”的女人，像猫一样小心而敏感——这当然和她身处的恶劣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张爱玲对祖上的“矜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子的害羞，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一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荣耀还伴随着不少“污名”。那时，清朝才结束不久，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也不像今人这般宽容。所以，张佩纶、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更多的是以“丧权辱国”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因此，敏感如张爱玲，自然会在公众场合与祖上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当然，这并不表示私下里张爱玲也对祖上“敬而远之”，当文化界兴起对小说《孽海花》里的人物原型的考据时，她表面上从不参与，私下却抱着祖父的集子一点点对照着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发出这句感慨的小姑娘，有种可爱的倔强。
敏感而倔强的张爱玲在读完那些集子后，究竟对祖上持什么态度呢？在她的世界观里，毁誉参半的祖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遥远的亲人。她不需要“政治评价”，她只需要“情感评价”。她在后来的文章里，固执地将祖父张佩纶形容为一个“好人”“真人”——哪怕她从未见过祖父的真容。“好人”是祖母告诉她的，“真人”则是她自己从集子里读出来的。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祖父的事迹和文字里读出了一种“人生的回声”。只是，当她真正听见这回声的振聋发聩时，已是同样历经沉浮与爱恨的多年之后了。直到那时，我们才能从她的文章里，看见她既不自矜，也不自得地以一颗平常心去谈论祖上的种种。
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许并不只是年岁使然，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族谱里的名字好奇而敬畏，后来她自己则成为了族谱上最耀眼的名字。小时候的张爱玲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小心而敏感，后来她自己赢得的荣耀则远胜过任何贵族的光环。从那个敏感而倔强的“小姑娘”，到那个平易而从容的“老奶奶”，张爱玲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从“贵族少女”到“传奇女人”的蜕变与成长。
童言无忌
1920年9月30日，“与月亮共进退”的张爱玲选择在一个下弦月的晚上，降生在上海麦根路——那时，她的名字还叫张煐。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父亲张志沂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张爱玲便随父迁居天津。1924年，母亲黄逸梵奔赴英国游学，四岁的张爱玲在姨奶奶的看管下开始私塾教育。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并搬回上海，母亲也结束游学返回上海。同年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1930年，张爱玲插班到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正式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仍和父亲一起生活。
仅从张爱玲十岁前的人生履历上看，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或异样。但这种印象多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我们不妨走近一些，从她幼时“童言无忌”的缝隙里，去听一听这个将来叱咤文坛的传奇女子的一些宿命般的言语。
张爱玲生于上海，但她的童年生活却是在天津度过的。两岁时她就随父亲搬到天津法租界，住在一座豪华的宅院里：朱漆大门、两座石狮、漂亮的喷泉和花坛……颇具贵族气质。但张爱玲却对这些提不起兴趣，每天萦绕在她耳边的是那个只知抽鸦片、背古文的父亲浑浊的吟咏声，三十多岁的人，六十多岁的神态，父亲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幼年张爱玲眼里的世界。大年夜外面的鞭炮声好不热闹，她却在呼呼大睡；等到鞭炮声渐渐稀疏，她却惊醒过来大哭：“热闹已经过去了，没有我的份啦！”佣人赶忙将她抱起，连声宽慰：“小煐子不哭，快穿上新鞋出去玩吧！”她兀自哭着：“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热闹已经过去，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句话恰是对她身处的家族的最好注脚。李鸿章的时代过去了，张佩纶的时代过去了，张志沂的时代虽然来了，但他却依旧活在过去的荣光里。我们“小煐子”的时代在那时尚未铺展开来，但她却早早地感受到了“穿上新鞋去追赶热闹也不可得”的悲凉。更悲凉的是，当她晚年早已不再贪恋繁华与热闹，只希望在遥远的异乡土地上安享宁静时，她却不得不面对跳蚤长达二十三年的骚扰——那时经济拮据的她买新鞋的唯一原因就是：旧鞋她已经不敢再穿了。
当然，张爱玲幼时也不总说这些和年龄不相称的感慨。搬进天津这座宅院后，她每日都要佣人将她抱到铜**一边嬉戏一边学背唐诗。
张爱玲虽然天性聪颖，但却十分懒惰，为了鼓励她学习，女佣规定每认得两个字，便给她两块绿豆糕吃。自幼对文字有着独特感觉的张爱玲喜欢给这些佣人们取外号，一个额头上有疤的高个女佣被她唤作“疤丫丫”，一个略通文墨，常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男佣被她固执地叫作“毛物”，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张爱玲却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一家称为“二毛物”“三毛物”“毛娘”……有趣的是，后来“疤丫丫”就嫁给了“三毛物”。从这些古灵精怪的称呼里，我们看得出：早熟而敏感的张爱玲其实并不缺乏童真童趣。
张爱玲有个小自己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子静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生得十分清秀，很像跳蚤他美丽的母亲。作为一个漂亮的小公子，子静很受家里人的喜爱，所以就连他的贴身佣人张干也因此骄横起来，相比之下，张爱玲的佣人何干则要唯诺许多。四岁的张爱玲渐渐意识到家里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地和张干争论。张干气不过，赌咒道：“你这脾气只能住独家！希望你将来嫁的远远的，弟弟也不让你回来！”
虽然为了争个男女平等，张爱玲总爱和弟弟作对，但她却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弟的疼爱，她在《弟弟》里写道：“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据说张干能从人抓筷子的位置预测未来，一次，她骗张爱玲说：“筷子抓得近，以后嫁得远。”
张爱玲赶忙将手指往上挪：“那抓得远呢？”
张干大笑：“那当然嫁得更远了！”
张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将来当真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再也不曾回来，也再没有见过自己这个“秀美可爱”的弟弟子静。
所以说，童言虽无忌，却常常透露着命运的秘密。
当然，四岁的张爱玲并不懂得这些玄妙的道理，她更不懂得父亲荒唐的世界。父亲到处寻花问柳，还在外面养了一位“姨太太”，他甚至还带张爱玲去姨太太的住所玩过。张爱玲的母亲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不再理会，她一心想着伺机离开这个陈腐的家，离开堕落的张志沂。机会很快就来了，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需要一位监护人陪同，黄逸梵主动请缨，很快便踏上了远行的航船。
母亲远走后，父亲干脆就让姨奶奶搬到家里来住了。这位姨奶奶一开始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相比漂亮的弟弟，她更喜欢张爱玲，每次去舞厅跳舞，她都会带上张爱玲。高兴时，她还会给张爱玲做时髦的衣裳，每次她都会逗问张爱玲：“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妈妈？”被“收买”的张爱玲立刻回答：“喜欢你！”那时的她沉浸在拥有新衣服的喜悦里，未曾感到不妥，但长大后，每每念及此事，她都会觉得不安，仿佛做了很对不起母亲的事。
这份愧疚也许源自多年后母亲重病时，窘迫的张爱玲只能寄去区区100美元的支票。所以她才一直对童年的妄言耿耿于怀，心心念念着：“若是当初自己说的是喜欢母亲，也许母亲的结局就不会这么凄惨了。”
是的，张爱玲幼时无忌的童言总是萦绕着些许宿命的味道，宿命又总是伴随着悲哀和无奈。但历经人生的起落阴晴，我想张爱玲早就明白了：哪怕一切注定，也要亲身去一一践行。因为旅途中的风景，只属于望向它的眼睛。赶不上繁华时代，就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传奇；宿命般远走他乡，也是以爱之名，欢喜满心……这世上有太多懊悔幼时“童言无忌”的宿命女性，但只有充满宿命的张爱玲，写出了《童言无忌》。
不幸的她
在天津的生活随着姨太太的“发疯”而结束，那时，姨太太渐渐暴露张狂的本性，不仅对张爱玲和张子静动粗，甚至还敢殴打一家之主张志沂。这件事的结果是姨太太被家族赶出了门，声名狼藉的张志沂则被单位赶出了门。1928年，张志沂带着八岁的张爱玲和七岁的张子静搬回上海定居。之后，张爱玲先后就读于黄氏中学和圣玛利亚女校。
十二岁时，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里面的文字让人惊艳，却透露出深沉的哀伤。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小说里那个年轻的，向往自由的“她”为了寻找自由而四处漂泊，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对童真欢乐的追忆与向往。小说用词之妙、情致之深，都令许多成人感到汗颜。只是，一个十二岁，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在展露无匹才华的同时，为何又会发出这样沉重的感慨呢？她笔下的“她”的不幸，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呢？
“不幸”也许是张爱玲最不喜欢，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父母为她取名“瑛”，意为似玉的宝石，却没有给她足够的珍视。十岁那年，母亲黄逸梵一时兴起给她改名为“爱玲”，这似乎也是她留给女儿的最后一件“礼物”，因为就在那一年，她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正式离异。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动**不安的年代。所以，女作家闫红说造成张爱玲父母离异的第三者，不是某个人，而是“新时代”。
父亲张志沂虽然眠花宿柳、不求上进，但古文尚佳，小有才情，换到魏晋兴许能博个“真名士自风流”的雅号，但他的一切都是与古代相宜的。而母亲黄逸梵则是一个叛逆且时尚的现代女性，她是胡适的牌友，是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闺蜜，向往自由的她完全接受不了张志沂的花心和种种旧时代的恶习，所以早在张爱玲4岁时，她就趁着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的机会，以监护为由跑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4年。当她在英国欣喜于丰富的现代艺术、礼仪、社交生活，甚至因为觉得原名“黄素琼”不够浪漫而改为后来的“黄逸梵”时，她无力也无暇去预测张志沂的心性会因她的逃离而产生怎样可怕的变化。
张志沂本来就因郁郁不得志而脾气不好，加上妻子的冷淡与逃离，他就愈发放纵自己：毒瘾日深、沉迷赌博、将姨太太带回家……直到后来姨太太大闹门庭被驱逐，他自己也因毒瘾太深而病重时，他才感到后悔与自责。搬回上海后，他写信给妻子道歉，并承诺痛改前非，妻子也答应了他的请求，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上海。但好景不长，早已朽坏的张志沂很快就对自己的“毒誓”反悔了，他甚至还想出了不出钱养家，逼迫黄逸梵花光积蓄依附自己的昏招。最后，心灰意冷的黄逸梵请律师逼他协议离婚。
离婚后张志沂对张爱玲姐弟的教育全凭心情，高兴时带他们背背书，不高兴时就斥责殴打。看到女儿十岁了还在家里闲着，母亲黄逸梵便偷偷将她带去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在填写姓名时，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不甚响亮，便自作主张地填上了张爱玲的英文名Eileen的音译：“爱玲”。后来，黄逸梵多次想更正这个略显潦草的取名，但却因为张爱玲出名太快而不了了之。
就在张爱玲还没断断续续地享受够母亲这“潦草”的爱时，黄逸梵再次远行，这次踏上的是法国的土地。张爱玲的不幸远未结束，就在她写出《不幸的她》的第二年，她就要面对一个更不幸的，甚至是可怕的名词：后母。
1934年，张志沂迎娶了民国总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蕃。讽刺的是，当时人们盛传“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但惟独这个七小姐是以爱抽鸦片著称的，所以她嫁给张志沂时已是三十六岁的“大龄剩女”了。
也许是愤懑于张家没落的现状，也许是沉迷鸦片太久，性格变得扭曲，孙用蕃一进门就成了张爱玲姐弟的梦魇。孙用蕃经常羞辱家里的佣人，对他们姐弟也是多次打骂。弟弟从小逆来顺受惯了，从不吭声，但张爱玲却受不得这种屈辱，总是奋起反抗。但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父亲总是站在后母那一边。
一次，全家一起吃饭，仅仅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就给弟弟狠狠一巴掌。张爱玲看到之后十分难过，将脸埋到碗碟里强忍着泪水，此时后母却阴阳怪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打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啧啧！”这一刻张爱玲明白：这个家已经再也没有温情和幸福可言了。
持“天才来自不幸”论调的评论家们或许会欣喜地将这段旧事视为又一例证。但是，倘若就这么粗暴地将《不幸的她》里的“她”与张爱玲画上等号，并因此武断地推导出“家庭不幸造就了孤傲且天才的张爱玲”，那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心思细腻不代表神经敏感，遇事沉着不代表性格冷漠。心灵鸡汤者教世人感谢苦难，张爱玲却教我们感谢在苦难面前，不曾屈服的自己。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林林总总地记叙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地感慨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好像更加印证了童年苦难造成她悲剧人生观的说法。只是，张爱玲的重点不在磨难，而在人生。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苦难身上的人往往会忽略她之前的那句：“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计较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读书就像唱歌，没耐心听完前奏就直接唱副歌的人，哪能了解一部作品真实的情感与况味呢？虽然张爱玲的不少文字都充满人生的苦涩与残酷，但她更不缺希望与温情。在《不幸的她》里，除了前面那段夹杂宿命悲凉的感慨，更有充满温情的描写。
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所以，虽然张爱玲的童年充满不幸，但在她单纯的眼里，世界依然是如此美妙动人，丝毫没有被现实的阴影所遮蔽。这份历经风雨却不染风霜的纯粹，才是她灵魂深处最弥足珍贵的璞玉，也是她文字里除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惊艳之外，最值得我们细细品赏的温润质地。
天才少女
当然，人们不免好奇，为什么从小经历家庭的种种磨难，张爱玲依然能保持清澈无染的心性呢？
答案是文字，文字就是张爱玲的救命稻草。
十二岁起，也许更早——也许从她正式被称作“张爱玲”开始，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倾城之恋。只是，她热恋致死的对象不是某个将要伤害她的男人，而是文字。有些人生来就被缪斯把着手，因此他们写出的每个字都能开出花。
当然，文字带给张爱玲的并不只有鲜花。有些人在生活中困窘不如意，只能将自己放逐到文字的天地寻求庇护；有些人偶然间发现了文字世界的奇妙，竟然渐渐学会了如何自动屏蔽外界的风雨。这两种情境看起来类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和结果。
张爱玲很幸运，是后者。
文字的柔和温暖，给了张爱玲在苦难面前继续执拗下去的勇气。勇气积聚在心，就成了一辈子改不掉的脾性。
1931年，十一岁的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开始显露自己非凡的文学才华。那时的她已经可以画一手很好的铅笔画，钢琴也弹得不错，但张爱玲最大的爱好却不在此，她更喜欢看小说，《红楼梦》《广陵潮》《泪珠缘》《日出》都是她的挚爱。这使得张爱玲在历来轻视国文教学的圣玛利亚女校，显得十分另类而突出。
一次，老师在黑板上给他们写了两个题目，让他们任选一题作文，也可自己命题。那些说惯了英文的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多“惨不忍睹”，但张爱玲自己命题的《看云》则让老师汪宏声为之惊叹，虽然别字较多，但“神情潇洒，辞藻瑰丽”，所以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面对褒奖，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瘦骨嶙峋的少女却没有丝毫的表情，她像往常一样“沉默而懒惰”。沉默是说她不爱参与活动，不爱交朋友，懒惰则是说她经常不交作业。
这个世界的一切仿佛都与她没有关系，她只是埋头做着自己中意的事情。上课时她也不听讲，翻飞的铅笔不是在记笔记，而是在画老师的素描像。老师们拿她没辙，一来多少了解她的特殊家庭情况，对她的“可怜样”没有抵抗力，一来也是因为她很争气，考试时总能稳稳地拿A。
那时的张爱玲有一种“潦草的可爱”，若是有人问起她的校园生活，人们一定会调侃地说：“爱玲？哦，我忘啦！”
“我忘啦”是张爱玲最广为人知的口头禅，作业没交时她会无辜地说：“哦，我忘啦！”鞋子因为没有放到鞋柜里而被拿去“展览”时，她也会毫不在乎地说：“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
张爱玲的文名广受师生议论，她的“潦草”也为圣玛利亚女校带来一丝生气，之后老师收上来的文卷不再是各种“八股”，而是包含了诗歌、小品在内的诸多形式。但张爱玲自己却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汪宏声对她之后交来的文卷的评价是“文章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但总是缺少热情。”但让他无奈的是，似乎对一切都缺乏热情的张爱玲，时不时总能写出让他惊异的文章。
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霸王别姬》，技巧之成熟让所有人惊叹，汪宏声在课上甚至说张爱玲的《霸王别姬》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敦促她“好自为之，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地懒散，她甚至打算把这篇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当两次作业来交。汪宏声生怕张爱玲埋没了自己的才华，常督促她去体验生活，还建议她学写童话，但后来当他看到张爱玲厚厚的《传奇》时，他才知道这个懒散的瘦弱少女对生活的体验，要远丰富于常人——她只是不喜欢轻易地在人前表露自己的喜好与感情罢了。
汪宏声老师和张爱玲也并非总是意见相左。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里“最恨”那一项填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而汪宏声老师在1944年写的《记张爱玲》的末尾一句就是：“爱玲是有天才的，我希望她暂时——我只好希望暂时——不结婚！”
让汪宏声发出这句感慨的是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唯一的好友：张如谨。张如谨和张爱玲一样喜欢文学，而且相比懒散的张爱玲要努力得多，汪宏声还曾试图帮她出版长篇小说《若馨》。可惜的是，结婚之后，张如谨就再没写过东西了。
那时，张如谨偏爱张资平的小说，但张爱玲却“看不上”他，认为他的文字和名字一样“资质平平”，她更推崇张恨水：“（张资平）文章总是差一口气，鸳鸯蝴蝶派只有张恨水的作品才够得上水平。”旁人若是听了这番评价，一定要嗤笑这个小姑娘“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充满不幸的小女孩对周遭的世界，尤其是对文字有多么敏感，他们当然更无法预见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姑娘将来会给中国文坛带去怎样剧烈的冲击。
对不善交际又自视不菲的张爱玲来说，张如谨是难得的既能在感情上与她交好，又能在文字上与她交谈的知己。相比人们更熟知的张爱玲一生的挚友炎樱，张如谨带给张爱玲的快乐与温情是短暂而纯粹的。那时，张爱玲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午后和张如谨一起散步于幽曲的巷道，闲聊文字，漫谈理想。
张如谨喜欢冰心，希望和她一样在诗歌、散文、小说上都能写出成绩；张爱玲则把目标瞄准了风趣的语言天才林语堂：“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这是她在《私语》里的自白，紧跟着她还宣告：“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是否太贪心了呢？也许吧，不过张如谨却只是宽和地调笑道：“你的愿望简直是一串糖葫芦！”
那些突然闯入文字世界并恣意驰骋的岁月，那些在第一个人生挚友面前疯言疯语的日子，也许是这个天才少女一生中最柔软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