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思科技登陆创业板引发关注，其背后的手机代工行业也被拉入公众视野。

在大家羡慕打工妹逆袭成为“女首富”的背后，实际上从去年末以来，手机代工行业上至触摸屏、下至整机代工厂持续出现倒闭现象。

手机代工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我国手机代工厂面临利润微薄和生产经营模式暗藏风险等多重困境，很多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小型代工厂，将面临一轮残酷的行业洗牌，产业寒冬或已提前到来。

“我动用了我所有的资源也害了我的很多朋友，是我的无能没有经营好工厂，愿赌服输，我输了。”这是今年初，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某的一封数百字的绝笔书，如一股寒流吹进了手机代工行业，也再次给手机代工行业敲响了警钟。

此前许多企业出现问题，老板多选择跑路或申请破产，以自杀这一极端方式处理企业危机较为罕见。可以说，这是做手机行业这几年来碰到最极端的事情。

实际上，经历寒冬的不仅是兆信通讯一家，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和苏州等地，自去年12月以来，手机代工行业从上游触摸屏到整机代工都出现了企业停产、倒闭现象。

2014年12月5日，台湾胜华科技在东莞东城和松山湖的两家子公司——万士达、联胜科技停产，12月9日，胜华科技旗下苏州子公司联建科技也陷入停产，3家子公司相继解散近万名员工，引起行业震动。

12月下旬，位于东莞望牛墩的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据称欠债1??35亿元，是继胜华科技后，给手机触摸屏代工企业拉响的又一次警钟。

2015年1月3日，兆信通讯陷入困境。这也预示着，手机代工行业陷入了全产业链危机，处于中低端的代工厂还会出现倒闭现象，洗牌还会继续。

“一部手机赚1??75元，除去人工、设备等成本，基本上没得赚，如果我不接，2小时后别人就接了。”一位手机代工企业老板对媒体表示。

《广州日报》曾报道过一个案例，深圳一家手机公司曾有希望接下一个来自越南的40万台手机代工订单，但该公司要求每台手机一个点的利润，最后没有谈拢，而深圳另外一家手机厂商以每台赚2分钱的价格就接了该笔加工订单。

近年来，蓝思科技背靠苹果和三星使得业绩逐年提升，然而，同处于手机代工行业的其他企业却没有这么幸运。

由于智能手机市场在2013年爆发式增长，造成了整个手机市场对智能手机市场的错误判断，认为2014年仍然会比2013年有增长，结果大幅下滑，形成了较大库存。

2015年1月13日，工信部旗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我国手机市场累计出货量为4??52亿部，比2013年的5??79亿部下降21??9%。4??52亿部手机中，2G手机出货量6049??7万部，同比下降64??4%（2013年为1??7亿部），3G手机出货量2??20亿部，同比下降46??0%（2013年为4??08亿部）；4G手机出货量1??71亿部。

在手机销量不及预期、库存高企之下，尤其是华为、中兴、酷派、TCL和小米等将“战火”烧至海外，有些智能手机单价杀到699元甚至以下，留给杂牌和山寨手机品牌的空间进一步压缩。

我国目前手机市场总体增长放缓，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中小手机品牌、山寨手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导致很多生产这些山寨手机的代工厂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停产倒闭。

手机市场会更加集中，很多低端手机将会死掉。即使现在的一些品牌机如华为、中兴的多种型号也只卖六七百元而已。山寨机的出局是历史必然，给其代工的工厂也会被殃及。

当一个产业步入成熟期后，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缺少品牌影响力、没有生态体系，只靠价格与硬件成本驱动的代工企业，将率先出局。

每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可能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都可能遭遇寒冬，有些企业能够挺过来，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在寒冬中被“冻死”的。

就像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不可能一马平川。

洪梓鑫是台湾彰化县人，毕业后一直在台湾一知名食品企业供职。1996年，他成为武汉分公司总经理。6年任期期满后，本打算回台湾养老，却在老乡的力邀下，64岁时走上创业之路。

67岁的洪梓鑫笑称，夫人到武汉来玩了一趟，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于是老两口就把家安在了武汉。在武汉待了差不多10年，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武汉成了我和老伴的第二故乡”。

洪梓鑫年轻时，在台湾一家食品公司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前些年，公司生产的味精供不应求，可是受生产能力和成本的限制，产量一直没有很大的提升。

有一次，洪梓鑫的主管私下问他：“公司有意明年计划800吨的产量，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洪梓鑫心里清楚，公司的产能一直徘徊在500吨左右，主要原因还是生产中的“倒罐”太严重(味精产品需经发酵，如果产品发酵过程中出现变质，就必须倒掉，叫“倒罐”)。只要控制住倒罐的比率，产量应该有提升的可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第二天，洪梓鑫在生产部门会议上宣布：“从今天开始，安排专人负责罐子温度的记录，随时向部门报告，所有人的收益与生产挂钩。”

平时，洪梓鑫除了听取各负责人的报告外，还会突击检查生产车间，一旦发现工作不到位的现象，会适当扣发责任人的奖金。这样一来，所有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倒罐的情形少有发生。

当年，洪梓鑫完成了800吨的指标，他也被顺利地提升为生产部门经理。

1995年，因公司收购了武汉一味精厂，洪梓鑫被派往武汉工作。1996年底，他正式接任武汉分公司总经理一职。当时，分公司年亏损近千万元，能否扭亏为盈，他心里没底。

每次在工厂转，细心的洪梓鑫都会“留意”到一些问题：人下班了水龙头却没关、不必要的加班把员工都耗在这里，水电能源也都浪费了……观察一段时间后，他“心里有数”了。

工厂的底子不错，产品的市场也不存在问题，只是企业管理需要大力改善。于是，他在公司实行奖金制度和能源节约政策。

一次，洪梓鑫偶然查看公司当月的日常开支，其中光通讯费用一项，就高达二三十万元！这让他非常惊讶。根据在台湾公司的经验，公司日常的事务性联络10万元以内完全够用。于是，他在企业内部实行话费封顶的制度，后来公司1个月的电话费降到六七万元。

奖金制度，则大大刺激员工的积极性。公司过去的政策是成率达到一定程度，奖金就封顶了；洪梓鑫大胆地推行奖金制度，只要收率可以继续提高，则按比例发放奖金。公司一员工称，有时效益好，奖金几乎是工资的2倍多。

1年之后，厂里扭亏为盈，当年盈利200万左右。

“机遇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一种尝试和享受。”从企业退休后，洪梓鑫在家休息了三四个月，每天打打球、写写字，倒也惬意。可是，一下子从忙碌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人还是觉得“闲得慌”，很想找点事情来做做。

2002年，在一次台商联谊会上，64岁的洪梓鑫遇到了郑聪评。

郑聪评在武汉经营多家烘焙食品连锁店，他本想涉足餐饮行业，无奈分身乏术，缺乏得力的合作伙伴。当他得知洪梓鑫正退休在家时，便力邀其加入餐饮经营。

郑聪评认为，洪梓鑫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之前也在食品企业做过，管理牛排馆应该不成问题。

洪梓鑫心动了，这么多年在企业里一直是“打工”，现在有机会自己创业，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况且对方是一家连锁企业，有成熟的企业管理体系和经营经验，风险不算很大，当然值得一试。

双方一拍即合。就这样，本打算“告老还乡”的洪梓鑫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当年9月份，洪梓鑫的第一家牛排馆在台北路上开业了。开业之初，洪梓鑫和员工一起到长沙的一家牛排馆学习，“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做牛排，怎么管理好牛排馆呢？”

经营了大半年，牛排馆的生意不错。可第二年碰上了“非典”，很多市民不敢出去吃饭，牛排馆的生意一落千丈。

同一条街上的餐饮店也都情况差不多。有的老板为了招揽顾客，不惜狠降菜价。

洪梓鑫却认为，降价并不是招揽顾客的最好方法。他与几位合作者意见一致：要做正宗的牛排，产品绝不搞降价。“只要消除顾客对环境卫生的顾虑，就可以留住他们”。

那段时间里，洪梓鑫要求店内的员工做好卫生的把关。每位服务员戴口罩待客，顾客进店后可以用消毒水擦手，所有餐具当顾客的面现场消毒，店内还赠饮预防“非典”的药剂。

慢慢地，顾客对牛排馆的服务产生信任感，生意开始缓慢回升。“非典”一过，店内的客流量便开始大增，比之前增加了一倍。

就像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不可能一马平川。只有坚持不懈，沿着正确的道路奋斗下去，终能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