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益事业，顾名思义就是谋求公众利益的事业。佛教讲因缘，认为所有众生都是相依的因缘和合体，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和“同体共生”的理念作为推展公益事业的依据。

大乘佛教主张菩萨行者要发“上弘下化，饶益众生”的菩提愿，要有“祈愿众生离苦海”的大悲心，同时还要有广施欢喜法乐的方便行，以及三轮体空的般若智。这些精神理念，在佛教诸多经典中处处指陈，例如：《大乘起信论》云：“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1]《宝集经》云：“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

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都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实乃发展公益事业的启蒙。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载：“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2]，行者得福，即生梵天[3]。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4]、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就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从经典所载，证明佛教重视公益福利，这种思想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推动得更为积极，举凡设置药品仓库、施药、植树、凿井等，无不本着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由全国百姓共同推动参与。

自古以来，佛教徒一直本着利他的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人群奉献，诸如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铺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硙[5]、急难救助、设佛图户[6]、成立悲田基金，以及为了救济贫民、灾变所设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祇户[7]、寺库[8]、无尽藏院[9]等，不胜枚举。

大乘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国、越南、朝鲜、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资生的布施与利众的事业，协助当局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若说佛教是推动公益事业的先驱，佛陀是开创公益事业的鼻祖，实不为过。

佛教自古以来的公益事业形态可分为下列四大项：

一、教育事业：两千六百年前，佛陀率领弟子们至各处托钵来教导民众，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佛教僧团教化的对象，此乃社区教育的开端；佛陀在行化各处时，随时以四周的人、事、地、物来教导弟子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游学团；维摩居士时常到学堂、**舍、酒肆、宫廷、官府等地开示妙谛，是乃分类教学的雏形；胜鬘夫人在宫中聚童说法，则为星期儿童学校的首创者；公元5世纪，帝日王所建的那烂陀大学[10]，不但是当时最高学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二、文化事业：佛陀入灭之后的三藏结集开启了文化事业的序幕，佛教传入各国所发展出来的译经事业，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历代祖师为三藏宝典所作的注疏解释，促进了时人对佛教的了解；各个寺院以刻经、抄经、印经事业来流通佛法，更开启了人类的智慧。此外，自古以来的名蓝大寺不仅建筑宏伟，雕像庄严，庭园雅致，花木扶疏，并且设有画坊、书坊，犹如文化的圣殿，令人流连忘返；地方道场所培训的舞蹈团、戏曲团，在节庆时所作的各种表演，不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时也刺激了当代文化艺术的成长。

三、福利事业：千百年来，佛教徒本诸佛陀的教诲，造桥、铺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灯，更设立船坊、车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车、食宿、寄物等服务，利济来往的行旅；开垦荒地成为良田，并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进农业的发展；植林种树，兼筑堰浚河，对防治水灾贡献至巨；开山采矿，以佐国用，且在国难方殷时，一面劝募军费，一面安抚民心。佛教的借贷[11]、唱衣[12]及出纳求利[13]等办法，对信众而言，是一种应急的实惠；对僧团而言，得以累积弘法基金，不仅在当时印度的宗教界是一大突破，还是后世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拍卖业的先河。

四、慈善事业：佛世时，陀罗婆摩罗比丘“能广勤率，施立斋讲”，差摩比丘“瞻视病者，供给医药；四事供养，衣被饮食”，须夜摩比丘尼善于教化，使立檀会，办具床座，守迦比丘尼“育养众人，施与所乏”，给孤独长者“门不安守，不拒逆诸行路乏粮者”，“于四城门、市中、家中广行惠施”……此等皆为公益事业的先驱。

从印度瓶沙王[14]和中国北魏以来佛图户的解放奴隶及免囚保护运动，智者、善导[15]等高僧以威德感召猎户、渔民、肉贩自动转业的懿行，到现代佛子们对保护动物组织及生权平等运动的积极投入；从梁武帝的孤独园[16]，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17]，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18]、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19]、唐朝的养病坊[20]、宋代的福田院[21]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22]，中国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无遮大会，北魏以来的僧祇粟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冢[23]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济了无数的众生。此外，每逢战乱，佛教寺院无不主动收容军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侣也总是心怀悲愍，奔走救济，尽施寺物，不以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为人抚慰伤痛，涤除悲苦。

随着科技进步，物质日益丰盛，但是社会文化和人类精神生活却越见低落。因此，在道德沦丧、暴力充斥之际，社会教化和净化人心的公益事业日益重要。现今大部分的公益事业大多是偏重于治标不治本，以救济性质为主的社会服务。基于“救心”才能治本的理念，佛教除了推展救济性质的公益事业外，更进一步，积极地扮演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角色。

国际佛光会历年来不断地举办“净化人心七诫运动”、“三好运动”、“监狱三皈五戒”、“反烟毒运动”、“禅净密三修法会”、“慈悲爱心列车”等活动，都是佛教发挥对社会人心教化功能的最佳例证。

慈善布施固然有益社会，但“社会教化”和“净化人心”的公益事业更能跨越时空，广利十方三世众生。所以，《金刚经》强调弘扬四句偈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功德。因此，以教化社会人心为目标的公益事业才能真正为众生谋求福利，圆满“同体共生”的悲心。

【注解】

[1]是寂灭、灭度、无生的意思。《涅槃经》说：“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简单地说，涅槃就是经过修行而灭除了贪欲、瞋恨、愚痴、无明、邪见、是非等烦恼以后，所获得的一个不生不死、物我两忘、圆满光明、自由自在的世界，也就是四圣谛中的灭谛，是学佛最终的目标。

[2]谓可生福德之田。根据佛经所载，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德、功德，犹如农夫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为喻，而佛、僧、父母、悲苦者，即称为福田。依所布施、供养的对象不同，又有三种福田：悲田、恩田、敬田；以及佛、圣人、僧、和尚、阿阇梨、父、母、病苦为八种福田之说。

[3]梵是清净、离欲的意思。色界诸天离欲清净，总名梵天。又通常所称之梵天，大都指大梵天王，又称梵王，名为尸弃或世主。印度古传说中，为劫初时从光音天下生，造作万物，与帝释天同为佛教的护法神。

[4]又名塔婆、浮图、浮屠、佛塔，俗称宝塔，是一种高耸的佛教建筑，它的概念和形制源于印度的率堵坡。窣堵坡是供奉佛陀的舍利和遗物的建筑物，也是佛塔的一种。

[5]一种利用水力产生动能以舂米、制粉的设备。中国人是以米食为主的民族，在工业未发达的时代，农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费时又费力。唐宋时，寺院开始附设碾米工厂，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硙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由于寺院有碾硙设备，不但方便了寺院本身，也嘉惠当地的民众，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

[6]于北魏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文成帝所设置。这是藉着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身心有所寄托，此举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时狱囚们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熏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不仅消除了民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

[7]北魏年间，昭玄都统昙曜奏请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祇户”的制度，即：每逢丰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为三千六百升）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在的佛教总会），以备饥荒时赈济饥民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祇户”，其所缴的谷子则称为“僧祇粟”。这些僧祇粟储存下来，若遇荒年，可供赈灾之用，待丰收年时，再归还寺院，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资助平民之用。这是为救济饥民而设立的制度，类似今日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

[8]南北朝开始，寺院设以资贷财务，供人民周转之需的金融机构。《续高僧传·僧稠传》记载：“北齐文宣王，敕送金钱和衣服与僧稠，令在寺中置库以纳，使之供为寺中常费或其他。”在隋、唐、宋朝时期，此寺库的设置仍继续流传。宋朝时曾改为“长生库”，及至元朝则称为“解典库”，即是将百姓拿来质押的典当品，收集纳之于寺库，类似今日的“当铺”。

[9]与寺库性质类似，为唐朝化度寺信行禅师所创设，其设置的目的有三：救济贫民、社会经济的流通、寺院中修道资粮的储备。

[10]设于那烂陀寺内，为印度的佛教大学，僧徒常达万人，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

[11]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的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再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

[12]由僧之唱和，分配亡僧三衣等物。又亡僧生前若负债，或为给付疗养、丧葬等费用时，一般皆由维那预先评定遗物价格，集合僧众而竞售让渡之，称为估唱、提衣、估衣，或称卖衣。

[13]此风源自印度，据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二出纳求利学处的记载，比丘为修补伽蓝而接受无尽施物，然因佛陀曾禁止比丘转售施物，遂将受施之物置于房库中，后施主发现寺院未作修缮，即有所责难，比丘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遂指示：若为修补伽蓝，可将无尽施物辗转生利。

[14]又作频婆娑罗王，佛世时的摩揭陀国王，为西苏纳加王朝的第五世。

[15]智者，即天台智大师的德号。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晋王杨广从智受菩萨戒，赐智者德号。善导，唐代僧，号终南大师，谒见道绰，修学方等忏法，又听讲《观无量寿经》。此后专事念佛，笃勤精苦，遂得念佛三昧，于定中亲见净土的庄严。

[16]见《梁书》卷三“帝本纪”：“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加收养，赈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17]即福舍。为供应旅人及贫者所使用的宿舍。在印度各处皆有设置此种宿舍的风俗，以方便一般人使用。《大唐西域记》卷四“磔迦国”条载，此国已往多设有福舍，以供给贫匮者，或施药品，或施食物等，令行旅无虞匮乏。又同卷“秣底补罗国恒河门”条载，常有远方数百千人集于此地澡濯，乐善诸王遂建立福舍，以供大众之需。于印度境外的劫盘陀国亦有此类设置。此外，于《杂阿含经》卷三十六、《十诵律》卷十二等，则称此类宿舍为福德舍。

[18]阿育王时，有一比丘因病求药而不得，王乃于国中四城门边建药藏之库，施药与一切生病比丘，中国则始建于东晋。

[19]《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条：“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道，立六病馆，以养穷民。”

[20]收容贫苦残疾、无所依靠之人。后世亦有泛称养济院为悲田院者。

[21]即救济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祐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据《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的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宋代沿袭其例，改为福田院。

[22]又作无遮大会、五年功德会、五年会。佛陀入灭后百年顷，阿育王始设此一期会，系由王者或诸侯群臣，每五年一回，以盛筵扩大布施僧众的大集会。一度盛行于印度、西域等地，大会多行于春季，会集远近诸僧，而行种种供养，会期最长达三个月。

[23]宋代以前，仅有私人或官方出面义葬流民，并无制度化。宋以后，政府设置公共坟场，并予以制度化，由僧侣主持，称为漏泽园，有其固定的管理办法。但在兵灾战乱或疫疠流行时，无法发挥功能，所以某些州县为了因应需求，另设有义冢，并请僧侣主持，如建炎二年，金兵南下，建康死者达十分之四，叶梦得乃召集华藏寺、能仁寺、保宁寺、清凉寺等僧侣，共筑义冢八所，掩埋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