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几次快活的风雪，在炉边度过了好些愉快的冬夜，那时风雪在外面狂飞乱舞，连猫头鹰的叫声也给压下去了。好几个星期以来，除了那些偶尔到林中来伐木的并且用雪橇把木材运到村里去的人，我在散步时再没有遇到过一个人。然而大自然的力量却帮助我从林中积雪深处开辟出一条路径来，因为有一次我走过去以后，风把一些橡树叶子吹到了我踏过的地方，橡树叶躺在那里，它们吸收了太阳光，从而使积雪融化，这样，不但我的脚可以踩到干燥的树叶上，而且到晚上，它们连成的黑色线条可以给我引路。至于与人交往，我只能想念这一带森林中以前的居民。镇上许多居民都记得，我屋子附近那条路上曾响彻居民的闲谈与笑声，而道路周围的树林里，到处点缀着它们的小花园和小住宅，虽然当时的森林，比起现在来要浓密得多。在有些地方，我也是记得的，浓密的松木刮擦着轻便马车的两侧，不得不只身步行到林肯去的女人和孩子，经过这里往往害怕得很，甚至有一大段路是狂奔而过的。虽然这条路说来主要是到邻村去的一条无足轻重的小路，或者说只是伐木的人走的路，但是它弯弯折折富于变化，曾经迷惑了一些旅行者，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更值得留恋。现在有一大片空旷的原野从村子延展到森林中间，当时道路在那地方穿越一片枫树沼泽地区，路基是用许多原木做的。现在小路成了尘土飞扬的公路，从斯特拉登农场，即现在的救济院，一直通到布里斯特山下，那些原木的痕迹，毫无疑问就在这条公路下面。

加图·英格拉哈姆曾居住在我的豆田之东面，就隔着那条路。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他的奴隶造了一座房子，还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林中——这个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而是康科德人。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胡桃林中的一块小地，他将胡桃培育成林是希望他自己老了以后可以有个依靠，但最后，一个年轻白种人的投机家买下了这片胡桃林。不过，现在加图还是拥有那所狭长的房子。加图那残留了一半的地窖至今还在，但知道的人很少了，因为地窖边长着一行松树，挡住了旅行者的视线。现在那里长满了光滑的漆树（学名Rhus glabra），还有一种黄色紫苑（学名Solidago stricta）最早的一个品种也在那里长得郁郁葱葱。离乡镇更近，就在我的豆田转角的地方，是黑种女人齐尔发的一幢小房屋，她在那里编织细麻布卖给当地人。她有一副响亮激越的好嗓子，唱歌的时候，尖锐的歌声在整个瓦尔登森林中回**。最后，一八一二年，她的住宅给一些假释的英国战俘烧掉了，她的猫、狗和老母鸡都一起给烧死了。她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几乎是非人的生活。有位常到这片森林的老人还记得，一天中午当他经过她的家时，他听到她在对着咕噜作响的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全是骨头啊！”在那片橡树林中我还看见过一些砖头。

沿路走下去，在右手边的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曾经是卡明斯老爷的奴隶。这个布里斯特亲手培植起来的苹果树现在仍在那里生长，现在已经是很大很古老的树了，可是那果实我吃起来还是一股野苹果的味道。不久以前，我还在旧林肯墓地看到了他的墓碑，他躺在几个从康科德撤退时战死的英国士兵旁边——墓碑上写他的名字是“西皮奥·布里斯特”——他倒是有理由被称为非洲的西庇阿（古罗马时期远征非洲的罗马执政官）——“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的皮肤曾经是无色似的。墓碑上一个醒目的位置写着他去世的日期，这是一个间接告诉别人这人曾经活过的办法。和他长眠在一起的是他那位殷勤好客的妻子芬达，她替人算命，不过很讨大家喜欢——她长得很健壮，身体又圆又黑，比任何黑夜的孩子还要黑，这样黑黑的圆球，在康科德一带是空前绝后的。

沿着山再下去，在左手边的林中古道上，还保留着斯特拉顿家的残迹；他家的果树园曾经布满了布立斯特山的斜坡，可是果树也老早给苍松灭绝了，只剩下几个树墩，那些根上又生出了许多枝繁叶茂的野树。

离乡镇更近，在道路另一边的森林的边缘，你到了布里徳区域，那地方因为有一个妖怪兴风作浪而出名。这妖怪尚未单独收入古代神话中，但他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有着极重要的、惊人的地位，正如许多神话中的角色那样，有那么一天，也会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他总是先乔装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来到你家，然后抢劫并谋杀你的全家老小——他号称新英格兰的怪人。但历史还不能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悲剧写下来，让时间多少洗去悲剧色彩，给它们一层迷蒙的蔚蓝的颜色吧。根据一个最模糊的传说，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小酒店，正是这同一口井，给旅客提供饮料，使他们的马解渴解乏。过去人们在这里欢聚，交流新闻，然后各走各的路。

十二年前，布里德的草屋还没倒但早就没有人住了。这幢小屋的大小跟我的房子差不多。如果我没弄错，那是在一个总统大选之夜，几个顽皮小孩放火把这屋子烧了。那时我住在村子边上，正出神地读着戴夫南特的《冈迪伯特》，这年冬天我被昏睡病折磨——顺便提一下，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家传的老毛病，因为我有一个叔叔，他刮胡子的时候都会睡着，为了保持清醒，信守他的安息日，星期天他不得不在地窖里给土豆摘去嫩芽。也许另外的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想一首不漏地读完查默斯编的英文诗集，所以我读得昏昏然了。正当我脑袋越垂越低时，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焦急异常地奔上前去，前面是一群男人和小孩在杂乱地奔跑，我跑在最前列，因为我一跃就过了溪流。我们以为火烧的地点远在森林的南边——我们以前都救过火的，谷仓、商店，或者住宅啦，或者是所有这些全都烧起来了。有人嚷道：“是贝克的谷仓。”另外的人则又肯定地说：“是科德曼的家。”接着又一阵火星腾上了森林的上空，好像屋顶塌了下去，于是我们都喊起来：“康科德人来救火了！”马车狂奔向前，上面坐满了人，其中说不定还有保险公司代理人，不管火灾离他多远，他都必须到场。然而救火车的铃声越落越后，变稳变慢了，后来大家都私下谈论说，跑在前面的就是那些放了火，又报火警的人。就这样，我们只顾向前跑，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全然不理会我们眼观耳闻的现实，直到道路拐了个弯，我们听到了火焰噼噼啪啪的响声，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墙那边火的热度，这才明白过来，哎呀！火灾现场就在这个地方。然而走到火边，我们的热情降温了。起先我们想把一个池塘的水都用来浇火，但后来决定还是让它烧下去，那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说它又一文不值。于是我们就站在救火车旁边，拥来拥去，在扬声喇叭中发表我们的观点，或者低声交谈这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大火灾，包括巴什科姆商店的那一次，但我们私下里觉得，要是凑巧我们带着“桶”去到那里，而且附近又有个涨满水的池塘，那我们完全可以把那场吓人的大火变成另一次大洪水。最后，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就都回去了——回去睡觉，我回去看我的《冈迪伯特》。说到这本书，序文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机智是灵魂的化妆用品的话：“可是大部分人不懂得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化妆用品。”对此我颇不以为然。

第二天晚上，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我凑巧又走过了大火烧过的地方，我听到那片废墟上有人在低沉地呻吟。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过去，发现我认识这个人，他是那家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继承了他家族的优点和缺点，也只有他还关心这场火灾。现在他趴在地窖边上，一面从地窖的墙边望着里面还在冒烟的灰烬，一面喃喃自语，这是他的习惯。他一整天都在远远的河边草地上干活儿，一有点稍稍空闲的时间，就立即来到他祖辈和自己童年时代住过的家。他依次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凝望着地窖，身子总趴着，好像他记得还有什么宝贝藏在那堆烧剩的砖石和灰烬中间。房子已经烧掉了，他还看着残存的部分。仅仅因为我出现在他身边，他就仿佛得到了同情和安慰，他指点给我看一口井，他尽可能从黑暗中指给我看这口井被盖住的地方，井是永远不会被侥掉的吧；他还沿着墙久久地摸索过去，找出了他父亲亲手制造和架起来的吊水架，叫我摸摸那重的一端吊重物用的铁钩——现在这是他唯一能抓到的东西了——他要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架子。我摸了这铁钩，后来每次散步到这里总要看看它，因为它上面还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在左边，在能够看见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在现在的空地里，曾经住过纳丁和勒格罗斯。但让我们回到林肯那边去吧。

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更远些的地方，就在路最靠近池塘的地方，陶匠怀曼蹲在那里，他制出陶器卖给乡亲们，还留下子孙来继承他的事业。他们在物质上是很贫穷的，活着的时候，勉勉强强能守住那块土地，官员常常来征税也是白跑一趟，只能象征性地“带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从官员的报告里发现过类似的话。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个带着许多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在我田边勒住了马，向我打听小怀曼的近况，他说很久以前向小怀曼买过一个制陶器用的陶轮，他很希望知道小怀曼现在怎么样了。我只在经文之中读到过制陶器的泥和陶轮，却从未注意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从古时完好无损地传到现在的，也不是像葫芦一样长在哪棵树上的，我很高兴听到在我附近，还有人做着这样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在我之前，最后一个林中居民是爱尔兰人，叫休·夸尔（如果我把他的名字说得对的话），他曾借住在怀曼那儿——他们叫他夸尔上校。传说他曾经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滑铁卢之战。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战争重温一遍。他在这里的职业是挖沟。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我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都是很悲惨的。他举止很有风度，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起话来比你所能听得到的还要有教养得多。因为患了震颤性谵妄症，在夏天里他还穿着一件大衣，他的脸是胭脂红色的。我到森林中之后不久，他就死在了布里斯特山下的路上，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不算是我的邻居。他的房子被拆以前，他的同伴都认为那是“一座凶险的城堡”，都避而不去，我倒是进去看了看，看到高高架起的木板**放着他曾穿过的那些旧衣服，就好像看到了他本人一样。壁炉上放着一根断烟斗，而不是在泉水边打破了的碗。而泉水，是不能作为他死亡的象征的，因为他对我说，虽然他久闻布里斯特泉，却从没有去看过。地板上撒满了肮脏的纸牌，那些方块、黑桃、红心老K等。有一只没有给行政官员捉去的黑色羽毛的小鸡，依然栖宿在隔壁房间里，羽毛黑得像黑夜，静得也像是黑夜，一声不吱，仿佛在等着列那狐来抓它。屋后隐约可见一个像花园的园子，花园里曾经种过什么，但一次也没有锄过，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虽说现在已是收获的时候了。罗马苦艾和叫花草长满了园子，叫花草的小果实都粘在我的衣服上了。房屋背后有一张土拨鼠皮新近张绷在那儿，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的战利品，可是现在他不再需要什么温暖的帽子或者手套了。

现在只有地上的一个凹坑可以作为这些住宅曾经的印记，地窖中的石头深深陷下，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着草莓、木莓、覆盆子，榛树和漆树挨在一起；烟囱那个角落现在则给苍松或多节的橡树占去了，原来是门槛的地方，一棵芬芳的黑杨树在那儿婆娑摇曳。有时，还能很清楚地看见井坑，从前这里有泉水冒出，现在则只有干巴巴的草；最后一个离开此地的人搬来扁平的石头盖住井，还用草皮遮蔽住，让井深藏地下，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发现。把井遮盖起来——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人们也许会泪如泉涌。这些地窖的凹痕，像一些被遗弃了的狐狸洞、古老的洞穴，这里也曾经有过热热闹闹的人类生活，他们当时也曾用不同的形式、方言或者其他办法讨论过诸如“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等哲理。据我所知，他们讨论的结果只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这应当跟比较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同样地富于教育意义。

而在门框、门楣、门槛都消失了二三十年之后，丁香花还是生机勃勃地生长着，每年春天都开放出芳香的花朵，让沉思的旅行者去采摘。丁香是从前一双小孩子的手在屋前的院子里种下的——现在都生在墙脚边僻静的草地上，并且渐渐地让位给了新生的森林——那些丁香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最后的残余。那些皮肤黝黑的小孩子几乎不会料到，他们插在屋前阴影里地上的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经过他们天天浇水，居然会生根发芽，活得比他们还要长久，比在后面遮蔽着它们的屋子还要长久，甚至比大人的花园果园还要长久，在他们长大而又死后的半个世纪，丁香花还在向孤独的旅行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而它们的花朵跟第一个春天里一样，开得那么美，散发着甜蜜的香味。我还注意到了它那依然柔和、谦逊而愉快的丁香的色彩。

可是这个小村庄，本来应该可以发展出更多的萌芽，为什么康科德还在老地方，它却消失了呢？难道没有自然的优势——譬如说，水源不好吗？啊，深深的瓦尔登湖，甘洌的布里斯特泉，多么丰富，喝了又多么有益健康，可是这些人除了用这些水来冲淡他们的酒之外，丝毫也没有好好地利用。他们全都只是些口渴的家伙。为什么编篮子、做马棚扫把、编席子、烘玉米、织细麻布、制陶器等这些生意在这儿都没有让他们发达起来？让这荒野开出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让无数子孙后代来继承他们祖先的土地呢？贫瘠的土地本来至少可以避免低地的退化。可叹啊！这些人类居民的回忆几乎无法增加哲理的风景的美！也许大自然要拿我来试试，让我成为第一个移民，让我去年春天建的房子将来成为这个村子里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在我占用的这块土地上建筑过什么房屋。千万不要让我住在一个建筑在古城之上的城市里，这一来，它就是以古城的废墟为材料，以墓地为花园了。那儿的土地已经变得贫瘠、苍白，已经受到了诅咒。而要在这些成为事实之前，大地本身恐怕也曾被毁灭。就是通过以上这样的回忆，我重新让森林住进来了很多人，同时自己也安静下来，慢慢入睡。

在这种季节，我那儿极少有客人来。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连续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都没有一个人敢走近我的屋子，但我在那儿生活得很舒服，就像草原上的一只田鼠，或者一头牛，或者一只鸡，据说它们即使长时期地埋葬在积雪中，没有食物吃，也能活很久呢；或者，我像本州的萨顿城里那家最早的移民，据说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他自己不在家，可是大雪严严实实盖住了他的草屋，后来幸亏一个印第安人凭着烟囱喷出的热气在积雪中融化出的一个洞，这才把他的一家人都救了出来。可是，我这儿却没有友好的印第安友人来关心我，他也不需要来，因为屋子的主人现在就在家里。好大的雪啊！听到下雪是多么令人愉快啊！农夫们无法赶着他们的马车到森林或沼泽地中去，他们不能不把门口那些遮阳的树木砍伐下来了，而在积雪压实了、地面变坚硬后，他们就去沼泽地砍一些树，到第二年春天再去看，原来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砍下那些树的。

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家的那条半英里长的路，好像是条弯弯折折的虚线，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一片空白。如果接连一个星期天气很平静，我总是来回走着同样的步数，同样长度的步伐，像一只圆规一样准确地踩在我自己深深的足印上——冬天常常把我们约束在这样的套路里，这些足印往往映照出天空的蔚蓝色。但不管什么天气，其实都没有彻底地阻挠过我的散步，或者说阻止我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去跟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桦，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约会，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树枝都垂挂下来了，树顶就显得更尖，把松树变成杉树的样子。有时，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上到最高的山顶，几乎每跨一步，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索性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行了，这时候猎人都躲在家里过冬。有一个下午，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只横斑猫头鹰（学名Strix nebulosa），光天化日之下，它坐在一株白松下面靠近树干的枯枝上，我站在离它不到一杆远的地方，当我踏雪移动时，它可以听到，可是它看不清我。我发出很大的声音，它就伸伸脖子，竖起颈上的羽毛，睁大眼睛，但立刻它的眼皮又合上了，而且又开始点头打瞌睡了。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也昏昏欲睡了，它半睁开着眼睛睡着，真像是一只猫，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兄弟。眼皮之间只留下一条细小的缝，它就这样和我保持了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就这样从它的梦乡望着我，极力想认识我这个朦胧的物体，或是它眼睛中妨碍它视线的一粒灰尘。最后，或许是声音更响了，或许是我更接近它了，它在枝丫上懒懒地转一个身，好像因美梦被打扰而感到不耐烦，当它展翅在松林中翱翔时，它的翅膀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宽，但我一点儿拍翅膀的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似乎不是靠视觉，而是靠感觉，在松枝之间盘旋，仿佛它那羽毛都是有感觉的，在微薄的光线中，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供栖息的树枝，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它快活的一天拂晓。

当我走过那条贯穿草地的铁路堤道时，我遇到了一阵阵吹透肌骨的冷风，因为只有在那儿冷风才刮得更自由。而当吹起的霜雪拍打了我左边的脸颊，虽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就把右颊也给转过来让它吹打。从布里斯特山下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我还是要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到市镇上去，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不要半小时，前面一位行人经过之后的足迹就看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又吹起了一个新的雪堆，我在雪堆里踉踉跄跄地前行，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堆满了银粉似的积雪，连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更不用说一只田鼠细小的脚迹了。可是，即使在隆冬时节，我还是找到了温暖、松软的沼泽地，青草和观音莲依然在那里呈露出四季常青的叶子，偶尔也看到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尽管下雪，我晚上散步回来，发现有伐木工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延伸出来，在火炉上我发现一堆他无目的地削下的木屑，屋子里还留有他烟斗的味道。或者在某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我会听见一个长脸的农夫踏在雪上的窸窣之声，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找我聊天，他是极少数的“农庄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装服；他引用教会和政府的那些道德言论，就像他从牛栏里拉一车肥料一样简单。我们谈到了原始、单纯的年代，那时候的人在寒冷又清新的气候里，人们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个个头脑清楚；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我们就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往往还是空的呢。走过最远的路，穿过最深的积雪和最可怕的暴风雪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诗人。农夫、猎户、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会吓得不敢来，但是什么也挡不住一个诗人，他是被纯粹的爱所驱动的。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为了创作，即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他也可以出门。我们让这小小的木屋里回响着笑声，时而还传出喃喃的但清醒的谈话，这样可以缓解瓦尔登山谷长久以来的沉默。相形之下，连百老汇也显得寂静而且荒凉。在适当的间歇，经常有笑声出现，这也许是为了刚才出口的一句俏皮话，也可能是为了一个正要说出口的俏皮话。我们一边喝着稀粥，一边创造出许多“崭新的”人生哲理，这样，既宴饮了宾客，又宜于清醒的哲学讨论。

我不能忘记，我在瓦尔登湖居住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有一位受欢迎的访客。有一次他穿过雪、雨和黑暗，直到他从树丛间看见了我的灯火，他和我消磨了好几个漫长的冬夜。他是最后一批哲学家中的一个——是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世界的，他起先推销这个州的商品，后来他宣布要推销他的想法了。他还在推销这些，赞扬上帝，斥责世人，只有他的头脑才是果实，像果仁才是坚果一样。我想，他一定是世界上有信仰的活人中信仰最强的一个。他的话和他的态度总是假设有一种比别人所了解的更好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变迁，他恐怕是最后那位感到失望的人，目前他的推销还没有任何业绩。虽然他现在不太受人关注，可是，等到他的时机到来，大部分人意想不到的法规就将要起作用，家长和统治者都要来找他征求意见。

世事清澈却看不见，这是多么盲目啊！

人类真正忠实的朋友，几乎就是让人类不断进步的唯一朋友。一个老凡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神仙吧，怀着不倦的耐心和信念，要把人类身上铭刻着的形象解释明白，这就是人类的神，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神的有点损毁的纪念碑。他用慈祥的智慧拥抱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接受一切人的思想，同时又常常给这些思想拓展广度、增加精度。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大道上开一家旅馆，招待全世界的哲学家，而且在招牌上应该写一句：“招待人，不招待人的兽性。有闲暇、心平气和的人、寻找正路的人请进。”也许他是头脑最清醒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最不会钩心斗角，昨天和明天，他都始终如一。从前我们一起散步谈天，全然把我们的世界抛在身后，因为他从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机构，生来自由，胸怀坦**。不论我们转上哪一条路，天地始终都连接在一起，因为他这个人给这儿的风景增添了美丽。一个穿蓝衣服的人，最适合他的屋顶便是苍穹，天空会映照出他的清朗。我不相信他将来会死，大自然是舍不得让他离去的。

我们各自谈着各自的思想，干脆利落得好像把木片都晒干了那样，于是我们就坐下来，试着把这些思想的木片削得更尖一些，试试我们的刀子，欣赏着那些松木清晰光亮的纹理。我们这样温和地、虔诚地涉过溪水，或者，我们轻拉慢引，让我们思想的鱼儿不会被吓得从溪流中跑开，也不怕岸上垂钓的人。鱼儿快活地来去，就像西边天空中飘过的白云，那珠母色的云时聚时散。我们在那儿工作，修订神话、润色寓言，建造空中楼阁，因为这世界上没有能承受这楼阁的基础。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见者！和他谈天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乐事。啊，我们曾有过这样的谈话，隐士和哲学家，还有我前头提到过的那个老移民——我们三个人，谈得让我的小屋膨胀，我不敢说，这得有多少磅的重量压在每一英寸的土地上，它裂开了缝，以后又要塞进多少乏味的话才能防止它泄露啊——不过，我已经捡了不少这一类的麻絮以备将来之需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曾经在村中他自己的家里跟他有过一段“极为充实的共处”，真是难忘。他也不时来看我。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交谈了。

正如在别处一样，有时我也期盼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客人。《毗湿奴往世书》上说，“黄昏时，屋主人应当待在大门口，待给一头奶牛挤完奶的工夫，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待得更长，以等待客人到来”。我常常这样虔诚地等待，时间都够给一群奶牛挤完奶了，但还是没有等到有人从市镇上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