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井上毅（Inoue Kowash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缔造者。

1844年，他生于日本肥后熊本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原名饭田多久马。23岁时，他过继给同藩藩士井上茂三郎做养子，改称现名，并取号悟阴。井上毅幼时博闻强记，聪慧过人，四五岁时便能诵诗百首，七八岁时弈棋从不输人，故有“神童”之称。因其资质俊秀，深受必由堂塾师长冈监物青睐，后收其为徒，始授启蒙教育。当时日本学界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各藩校均奉朱子学为正统，但由于普遍存在训诂词章之风，已渐失朱子学实践躬行的精髓。长冈监物则与众不同，他与横井小楠一起共抗流俗，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必由堂独特的学风在井上毅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实学实用的思想种子。

1857年，14岁的井上毅以优异成绩从必由堂毕业，在恩师长冈监物的推荐下，入木下塾继续学习。木下塾主持木下犀潭是熊本藩有名的硕学大儒，与长冈监物一样，同是当地实学派的领袖人物。木下犀潭主持的木下塾也以朱子学为主要教育内容，但他不拘泥于时尚学统和隐微深奥之论，而以培育实用人才、伸张学生个性和鼓励洋学为目标。井上毅在木下塾求学六年。在这六年之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喻为“木下门下的三秀才”之一。木下犀潭所提倡的崇实致用的学风和所实行的鼓励学生率性发展的教育方法，使井上毅心灵深处早已埋下的实学实用的思想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起来。

1862年，由于成绩优秀和深孚众望，井上毅被选为藩校时习馆的居寮生。时习馆是当时熊本藩的最高学府，其学生来自全藩各地，定员只有25人。“居寮生”即在校住宿并由公费资助的学生，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此资格。时习馆虽是藩的最高学府，但与必由堂、木下塾相比，其学风却大相径庭。同多数藩校一样，时习馆专事“训诂词章之学”，只重“文义的讲究，章句的穿凿”，全无朱子学原有的存养省察和实践躬行的风格。井上毅对此深为不满，曾撰写《程门诸子**佛论》和《与某大人论宋学书》，批判宋学的弊陋，痛斥时习馆的教育使人沉溺于旧文、拘泥于词章、不知科学和忘记实业。尽管时习馆的教育很不合乎井上毅的胃口，但他仍然勤勉于学。他以时习馆空疏无用的教育为戒，刻苦钻研儒学经典，不但更加坚定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观，而且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

1865年，井上毅退出时习馆。翌年，他受藩命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江户（今东京）游学。在被誉为洋学研究中心的“大学南校”，井上毅开始接触西洋学问。戊辰战争爆发后，他离开江户，到长崎继续学习洋学。在学习过程中，西洋学问的先进性和日本危机的社会状况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注意力开始由儒学转向洋学，并日益感到，欲使日本彻底摆脱欧美列强的奴役，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日本传统的道德相结合，培育新型的实用人才。

1870年9月，27岁的井上毅受藩命入京，任大学南校少舍长。同年12月，升中舍长。在此期间，他曾向明治政府提交《辛未学制意见》，陈述自己对改革大学南校的看法。他要求减少普通课程，加强外语和专业知识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更多的洋学摄取人才和理科术艺之士。由于意见言辞激烈，有批判政府之嫌，故方案未被采用。井上毅迫于压力辞去中舍长职务，并于1871年12月到司法省供职。他虽然暂时离开了教育部门，但关心教育改革之情并未稍减。

1872年，井上毅以司法官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司法制度。在广泛了解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同时，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些国家的教育问题。1873年回国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想，井上毅向明治政府提出一份报告和建议，其中见解颇具独到之处。例如，在政治上，主张效法德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坚决维持国家权威；在教育上，主张学习法国和德国，提倡推行教育领导的“一元化”，加强道德教育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他的建议受到政府的赏识。在以后的几年中，由于思想深邃和文笔犀利，井上毅本人也日益得到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的欢心，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健笔和重臣。1878年9月，他升任太政官大书记官。

1879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潜在的保守教育思想（儒学派和国学派）与开明教育思想（洋学派）的斗争再度激化。这次论争最后虽以两者相互妥协而告终，但自从这次事件以后，井上毅更加得到伊藤博文的信任。1883年以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确立，为了牢固地树立天皇制的绝对权威，明治政府一方面保障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改组政府机构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准备搞君主立宪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井上毅协助伊藤博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直接参与了宪法的起草过程，而且，在1889年颁布宪法以后，为保证宪法的顺利实施和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还以法制局长的身份与元田永孚一起拟订了旨在加强传统道德教化的《教育敕语》。显然，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中，井上毅的思想已开始日趋保守。

1893年，井上毅就任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开始全心致力于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在其任职的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期间，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热情，继承和发扬森有礼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使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尤其在建立职业教育制度和完善中等教育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895年，井上毅因患肺结核病去世，享年52岁。

二、论职业教育

对职业教育的论述，是井上毅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职业教育的作用

井上毅所处的时期，正值日本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不久，产业革命刚刚兴起，国力还很薄弱，且时刻处在战争危险之中的阶段。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认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壮大经济力量。他说：“将来国家建设方面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国家的独立和富强都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离开了经济的繁荣，军备的扩张和教育的普及将无从谈起。”[46]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井上毅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作用。他指出：“要想发展国家的实力，必须首先改革和发展实业，而欲改革和发展实业，则必须振兴职业教育。”[47]井上毅把人民实业上的知识看成是无形的资本，把职业教育看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他曾多次谈道：“实现国家富强的要素有三：第一是煤，第二是铁，第三是国民的工业知识。而在此三点中，第三点最为重要。”[48]他甚至把职业教育的盛衰看成是一国兴亡的重要标志，将职业教育的作用与陆海军的作用比肩对待，认为它们是“构成国家富强的两个车轮”。[49]

井上毅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欧美各国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显示的重大作用；二是日本职业教育仍然落后的实际状态。对于此点，他曾做过明确的阐述：“晚近各国的富力，有与年俱增而不止息之势，这不外乎是科学兴盛，将它发明的一切，运用于实业中的结果。近来，我国的文明虽在进步，可是这个科学知识的能力，仍然没有渗入于普通人民之中，教育和劳动截然分开，农业及工业各种事业仍然是因袭陈规陋习。今天，国家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国民的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且是适当结合的教育。”[50]为像欧美各国那样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和尽早发挥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井上毅呼吁日本政府和全体国民都来关心和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同陆海军一起作为维护国家独立富强的“城墙”。[51]在他的大力提倡下，19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职业教育的呼声最高，人人只知实业”[52]的喜人局面。

在充分肯定职业教育重要作用的同时，井上毅还就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职业教育只有通过培养“善良勇武”的实用人才方能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为培养“善良勇武”的实用人才，他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首先遵循为“国体”服务的基本精神和陶冶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品德。井上毅是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继承者。在皇典讲究所第九届讲演会上所做的讲演中，他曾明确表示要将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下去”。[53]同森有礼一样，井上毅也要求所有教育都必须时刻以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为鹄的。因此，他在职业教育中特别重视德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德育为本”[54]，要求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必须成为正直刚毅、清廉洁白和得到社会信赖的人。为使学生具有这些“珍贵的德义”，他把修身课列为职业学校各学科之首，还在《徒弟学校规程》等职业学校法令中规定，在所有课程中，“除修身课以外，校长可自由取舍选择”。[55]井上毅还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赋予学生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他说，仅仅培养尊敬日本、热爱日本的国民是远远不够的，国民不仅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而且要有忠君爱国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职业教育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职能。

（二）论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在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前，日本的职业教育已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当时过分强调为技术移植服务和缺乏办理职业教育的经验，使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重高等学校而忽视中、初级学校的畸形状态，结果造成中、初级技术人才匮乏和高级技术人才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被动局面。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后，吸取职业教育不成体系之教训，根据产业革命对人才的多种需求，借鉴德国的先进经验，明确提出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张。他说，如同军队一样，职业教育也应划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培养将军和高级军官的场所，一个是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场所，再一个是培养普通士兵的场所。”[56]这三个层次分别由不同的学校构成，按照井上毅的设想，“培养大将的地方是工科大学和东京的高等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场所是大阪工业学校，而培养普通士兵的场所是工业补习学校”。[57]

为尽早建成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井上毅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首先把突破口放在了以培养“普通士兵”为目标的初级职业教育上。他说：“与其补助高等学校莫如首先补助程度较低的学校。”[5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后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和《简易农业学校规程》等法令，建立了以职业补习学校为主的初级职业教育的机构。根据法令规定：实业补习学校对从事各种职业者及愿从事各种职业的儿童施以高等小学教育，同时以简易的方法授予职业上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其入学程度为寻常小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学习年限规定在3年以内；教学科目定为修身、读法、习字及有关的实业科目。徒弟学校以培养具有初步工业知识的技术工人为目的，教授初步的工业知识和技能，招收年满12岁的寻常小学毕业生，修业年限从6个月到4年不等；教学科目设有修身、算术、几何、物理、化学、制图以及与各种职业直接有关的科目。简易农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掌握初步农业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农业人才；招收14岁以上的学生，以巡回教学和在各地设立分课堂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多种多样的农业知识和技术。

为培养“中下级军官”即中级职业技术人才，井上毅积极促成了大阪工业学校的成立。该校专业设置分为机械工艺和化学工艺两大类，前者包括铸造、锻造、钳工、金具制造、钣金细工、木具制造、纺织、电气、造船等；后者包括染物和酿造等。入学年龄均为14岁以上，招收对象为高等小学校毕业生，学习年限为4年。为培养更多的中级职业技术人才，井上毅还对已有的寻常普通中学进行了改革。他在《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中，规定“从第四学年起，在本科外可分设实科”，把职业课程引入寻常普通中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制定《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要求“根据各地方的需要，可开设从第一学年起就专门教授实科的寻常中学，以便对愿意就业者实施必要的教育”，并规定此种学校可称为“实科中学”。[59]这样，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处于薄弱环节的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加强和改善。

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较大的物力，但井上毅认为，其发展状况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革命的需要。他说：“在所有的文明国，担任行政官、裁判官、财务官、工业家、土木家、农业家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十分不幸的是日本从事高等事业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却极低。”[60]为改变这种状况，井上毅除进一步充实原有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外，还采取断然措施，将1886年《学校令》规定设立的高等中学校改为“高等学校”，用以进行高等专门教育。为吸引优秀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他还设想授予高等学校毕业生“得业士”称号，使其与帝国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

井上毅不仅重视职业教育的纵向层次结构，而且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横向门类结构。在积极发展工业学校的同时，他本着“制造和贸易是列国竞争的猛烈武器”“农业是富国之本”[61]的思想，建立了多所商业学校和农业学校。这样，井上毅在任文部大臣期间，为日本建成初、中、高上下衔接，工、农、商等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论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

确保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建立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成功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对此，井上毅予以特别重视。

井上毅曾多次谈道：“职业学校，尤其是实业补习学校需要花费很多资金。”[62]但他认为，在兴办职业教育方面花钱是值得的。他说：“发展职业教育的结果所带来的利益将会十倍于所花掉的经费。”[63]基于这种认识，他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经济投入。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井上毅还经过艰苦努力，促使政府制定和颁布了在日本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该法令是通过议会讨论通过才生效的。在议会讨论该法令时，井上毅抱病出席会议，向议会陈述提请此案的理由。他说：“当今是实业技术竞争的时代，现在将此法案作为紧急事件提出来已经是迟了。像这样重要的法案如延迟一年将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怠慢一日将会招来百年之忧。今天地球上的形势是和平的，但其和平只是表面的。其实虽无炮火之争，却存在实业技术之竞争，即地球上各国正在展开技术、制造、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因此，我国怠慢一日就关系到国之富强、命运矣！我们基于这样的感觉，切望此案迅速通过，不要等待6个月，甚至不要等待一天……”[64]《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的主要内容是：国库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补助职业教育，其中重点补助对象是公立实业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简易农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员养成所；补助金额与成立该校时所花费用相同；被地方官厅认可的由农工商行会设立的职业学校，经文部大臣特别批准后也可获得补助。《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实施后，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

井上毅还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把职业学校教师所从事的工作看成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65]为使各位教师真正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井上毅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他要求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责任心对于教师是至关重要的”，[66]教员能否尽到自己的义务，关键是看他是否具有责任心。同时，责任心也是教师爱国心的具体表现，是树立为国家富强服务的思想基础。只有具备高度的责任心，才能热爱本职工作，关心儿童成长，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堪当国家大任的人才。其次，他要求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认为，教师仅有责任心，还不足以为国家富强做贡献，只有将责任心与广博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为国家培养职业人才的任务，也才能使责任心得到具体体现。井上毅任文部大臣时，日本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仍很薄弱，与大规模发展职业教育的客观需要极不相称。为解决这一矛盾，井上毅于1894年主持制定了《工业教员养成规程》，利用国家拨款在东京工业学校设立了临时教员养成所，以速成班形式培养急需的职业学校教师。这种培养形式以后又不断扩大，使师资不足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论中等教育

同职业教育一样，在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中，中等教育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因此，中等教育也成为井上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1886年，森有礼主持制定的《学校令》，虽然从法律上确认了中学在日本国民教育制度中的地位，也使中学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却未能从根本上完成建立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中等教育体制的任务。其主要弊端是：一是学校数量太少，全国只设5所；二是性质过于单一，主要是为升帝国大学进行预备教育。

井上毅认为，这种中等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就任文部大臣后，他连续制定和颁布了《高等学校令》（1894年6月23日）、《女子教育训令》（1894年7月22日）、《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1895年3月1日）和《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1895年6月15日）等教育法令，根据自己的构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

第一，扩充学校数量。从1894年起，废除过去一府一县只允许设立一所寻常中学的做法，规定各府县可根据财力状况多行设置；不但可设男子中学，也可设置女子中学。

第二，促进普通中学职业化。《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规定，寻常中学可从第四学年开始在本科外分设实科，对欲就业者实施职业教育。《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更进一步规定，根据地方需要，可开设从第一学年起就专门教授实科的寻常中学，并规定此种学校可称为“实科中学”。此外，根据《高等学校令》规定，将原来的高等中学改为高等学校，除继续承担大学预科教育外，还专门进行职业教育。

第三，加强爱国心的培养。为增强爱国心的培养，《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规定，废除中学的第二外语，增加日语、汉语、历史及地理的授课时间。

经过改革，日本中学形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类并存的局面，在数量上也有明显增加，基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结构。据统计，到1903年，日本已有普通中学340所；职业中学200所，其中包括机械学校28所、商业学校52所、农业及水产学校113所、商船学校7所。此外，还有工匠及各种艺徒业余补习性质的准中等教育机构200余所。[67]

井上毅一生关心教育，他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继承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缔造了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使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如果说森有礼是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那么，井上毅则是这一制度的完成者。由于这种原因，他与森有礼一起被称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父母”。[68]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井上毅的教育思想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他主张天皇至高无上，要求教育绝对服从国家权威，使教育政令带有一般化和强制性的特征，在某些方面脱离地方实际。其次，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保留了浓重的封建残余，他主张用武士道精神和国家主义思想培养效忠天皇的臣民，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日本走上侵略别国和自己最终失败的道路。

[1] 引自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

[2] 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98页。

[3] 海后宗臣监修：《日本近代教育史事典》，平凡社1971年版，第711页。

[4] 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1888年6月），引自《近代史史料》，第239页。

[5] 山口梧郎：《长谷川泰先生全集》全1卷，1939年版。

[6] 手岛工业教育基金团编：《手岛精一先生传》，1929年版。

[7] 唐泽富太郎：《日本教育史》，诚文堂新光社1961年版，第285页。

[8]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09页。

[9]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419页。

[10]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

[11]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页。

[12] 《劝学篇》，第2页。

[13] 《劝学篇》，第2页。

[14]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0页。

[15] 《劝学篇》，第3～4页。

[16] 井上久雄：《日本现代的教育思想》，福村社1979年版，第195页。

[17] 上沼八郎编：《福泽谕吉教育论集》，1981年版，第199～200页。

[18] 《福泽谕吉教育论集》，第146～147页。

[19] 《福泽谕吉教育论集》，第89～90页。

[20]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12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19页。

[21] 《福泽谕吉全集》第12卷，第471页。

[22] 《福泽谕吉教育论集》，第110页。

[23] 鹿野政直：《福泽谕吉》，卞崇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7页。

[24] 《福泽谕吉全集》第12卷，第195页。

[25] 《文明论概略》，第73页。

[26] 《文明论概略》，第82页。

[27] 《福泽谕吉教育论集》，第60页。

[28] 《文明论概略》，第73页。

[29] 《文明论概略》，第77页。

[30] 《福泽谕吉教育论集》，第106页。

[31] 《文明论概略》，第77页。

[32] 《日本现代的教育思想》，第197页。

[33] 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编：《近代日本研究史》第2集，1986年，第479页。

[34]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文教书院1944年版，第18页。

[35] 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4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36] 《外国教育通史》第4卷，第424页。

[37] 山内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学艺图书株式会社1961年版，第184页。

[38] 堀武松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新荣堂1963年版，第145页。

[39]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4页。

[40] 麻生诚、天野郁夫合：《教育与日本现代化》，刘付忱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41]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5页。

[42] 永井道雄：《日本的大学》，李永连、李夏青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43] 《日本的大学》，第20页。

[44]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4页。

[45]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96页。

[46] 文部省实业学务局编：《实业教育五十年史》，实业教育五十周年纪念，1934年，第252～253页。

[47] 井上毅传记编纂委员会编：《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三），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75年版，第463页。

[48]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57页。

[49]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52页。

[50]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57页。

[51]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三），第669页。

[52] 海后宗臣编：《井上毅的教育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703页。

[53]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三），第404页。

[54]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79页。

[55] 文部省编：《学制百年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8年6月20日第10版，资料篇，第191页。

[56]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97页。

[57]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97页。

[58] 《井上毅的教育政策》，第694页。

[59] 《学制百年史》，第130页。

[60] 《井上文部大臣的演说》，［日］《教育报知》第425号，1894年6月9日，第10页。

[61]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78页。

[62] 《实业教育五十年史》，第252页。

[63] 《实业教育五十年史》，第253页。

[64] 梅根悟主编：《世界教育史大系》第2卷，讲谈社1978年版，第12页。

[65]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53页。

[66] 《井上毅传》（史料篇第五），第449页。

[67] 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徐锡龄、王明皖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68] 唐泽富太郎：《日本的近代化与教育》，1978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