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典型的中古高门大姓。

太原王氏是唯一既是“东晋门阀”，又是“山东五姓”的家族。太原王氏在唐前文学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唐代却贡献了一批优秀的诗人。王绩、王勃、王翰、王之涣，都出身于这个家族，就连可能出于琅琊王氏的王昌龄，也亲热地与王维他们兄弟相称。

中古的高门大姓是一个品牌，并不意味着实权和收入，也不意味着与皇权的密切联系。王维的父亲也不过是太守级的官员。事实上，初盛唐的山东高门，跟皇权联系并不密切。

南北朝后期，中国再现了“三足鼎立”的情形，北方是北周和北齐，南方是陈朝。北周大致属于关陇文化，北齐大致属于山东文化。最后的胜利者是北周，隋唐的皇帝都是北周的贵族，隋唐都是北周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和陈朝都是被征服者。所谓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其实都是被征服的士族。

因此，初唐的时候，山东士族对统治者是很不信任的。李世民并非不想和山东士族交好，但他没找到一个肯为他做宰相的山东高门，只得到一个出身于山东二流门第的魏征，当宝贝一样地供着。今天听评书的人，可能不知道魏征在北齐有个阔亲戚叫魏收，但都知道李世民怕魏征，魏征说什么他都会听。山东士族不是从李世民手里拿不到官，只是不去拿罢了。反正在坞壁里已经躲了几百年了，有的是击壤而歌的经验。

江南士族相对听话一点。初唐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南方和北方已经合为一体了。其实，这样的宣言，更多地来自关陇士族和江南士族的联盟，他们就不大提北周和北齐的问题。出身江南旧族的褚遂良、虞世南都老老实实地给朝廷效力。当然，他们也都是和魏征一样直言敢谏的角色。

不过，江南也不是人人都这么听话。李世民从江南纳了一位姓徐的才女为妃，我总怀疑他是要跟“只得徐妃半面妆”的萧梁末代君王萧绎比试一下。但是，他好像并没赢。这位徐才女给他写诗说：“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你说让我来我就来吗？一个小女子，竟然理直气壮地跟皇帝说这样的话。李唐王朝还对这位徐才女很好，让她跟在长孙皇后后面进了《后妃传》。

李世民给太子李治娶的正妻是太原王氏，是山东高门；娶的头号如夫人是兰陵萧氏，是很早归顺北朝的江南士族。这可以看出李世民的心意，希望李唐皇族跟山东士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李治跟这两位终于没过到头，还是娶了李世民给自己娶的武则天。

不过，到王维这时候，山东士族的心思也难免开始活动了。毕竟，大唐子民到这时候已经繁衍四五代了，活着的人谁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征服的战役，还有必要抓着老辈子的那点恩怨不放吗？胜利者的后代，身上还有“虎狼之国”的蛮性吗？被征服者的后代，还不能放下那种仇恨和戒心吗？大唐的光景眼见得一天比一天好了，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所有人的父祖一起辛勤努力的成果，这个国家怎么看都是值得爱的。既然我们都爱着这个国家，为什么不能接受同样优秀的彼此呢？双方都在试探着，谨慎地向对方接近。

王维是被征服者的后代。他的父系是山东高门，母系也是。他的母亲出身于博陵崔氏，是“山东五姓”中排名第一的门第。像博陵崔氏这样的外家，在王维的成长过程中和做出人生选择时，也是说得上话的。可以说，王维是一个“纯血”的“山东五姓”。

现在一般说王维是蒲州人，其实，他们家是在王维的父亲休官后才搬过去的。中古士族不太重籍贯，因为他们要做官，总是搬来搬去的，不管搬到哪里，也不用亲自上街买菜，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有限。他们更看重郡望，这才是他们家学教养的来源，也是他们社会身份的标记。王维幼时落脚的蒲州，属于山东地区，但刚出潼关，仍被视为“天子膝下”，受到关陇文化的影响也很深。

没有记载证明王维的先祖到底是太原王氏的谁。往好处想，王维这一支，也许确实很多代没有值得一提的大人物了；弄不好，王维的祖先，是在北齐做过官的，可能抵抗过关陇集团的征服。王维的父亲巴了一个士大夫的边，加上王、崔两家的家底，王维足以得到一个高于当时平均值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像所有的公子哥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但要论与朝廷高层的交情，他们家就实在谈不上了。

王维有一套十分“洋气”的名字。他名维，字摩诘，名和字是连起来的。维摩诘是个音译词，是佛经中一位居士的名字。这个名字取得很有创意，在当年应该也是很拉风的、会被指点“你看他们家孩子的名字就是不一样”的那种。这个名字也说明，王维的家庭是有佛教信仰的。用佛教人物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也是北朝以来的传统。王维一生都与佛很有缘分，特别是在人生失意的时候，会一边寄情山水，一边参悟佛法，这与他童年所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雅称。

其实，王维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以山东儒学为主的，佛学只占据王维精神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经历了北朝的文化融合之后，佛教文化本身也成为山东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诗佛的王维，并不是从佛经中的极乐世界里走下来的，而是从北齐的传统中走出来的。

王维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蒲州，去了长安。我们今天没法知道，在他启程的那一刻，王家、崔家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果说是想“重振家族的辉煌”，未免太抬举他们了，因为他们跟李唐王朝从来没有什么交情。也许他们只是期望，王维能像父亲一样，临老做到太守。也许他们在暗暗担心，这个孩子万一出息了，将来会有好下场吗？毕竟“伴君如伴虎”啊。但是也许，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吧。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是翻老皇历也不太好吧。临行的那一夜，妈妈和舅舅给王维讲的，应该不是怎样奴颜婢膝投机钻营，而是万一遇到事的话，该怎样全身远祸。

初到长安的王维，就感到了寂寥。在来到长安以前，他已经听过了无数有关长安的故事，在王维的童年记忆里，跟“长安”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神圣和繁华，还会有不少的悲哀与恐怖。此时，这个初到长安的少年，每一根神经都是紧绷的，他太容易把每一点不顺利看作来自长安的恶意。他想家了，尽管家就在不远的潼关之外。关外的广袤土地都可以让他安心，而关内的窄窄数步，就让他与精神家园隔了千峦万嶂。

十七岁时，他写下了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今天的人看到这首诗，只是热衷于讨论重阳节的风俗，没有人看到，他怀念的，不是蒲州，不是太原，而是一个如此宽广的“山东”。他是来自山东的孩子，与长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立。尽管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交流，但这里仍然是“异乡”，他仍然是一个“异客”。插茱萸登高的活动，真的那么值得怀念吗？只因那里是他的家园，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是值得怀念的。

而他，已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被家乡人视为畏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