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后，过了一段好日子。他很快得到了一个新科进士所能获得的最为清闲、体面的职位，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是当时国家的藏书馆，李商隐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古籍，读到了很多南朝文学家的集子。其中那些唯美的骈文和诗，是他的老师令狐楚也不曾教授给他的。李商隐如饥似渴地从古籍中汲取营养，他的骈文和诗写得越来越好，形成了在晚唐别具一格的唯美风格。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性是卑贱的，不配被写进高雅的诗篇，而爱情更是下流的，简直不可以被提及。李商隐却在南朝的诗集中发现，原来诗中的女性、爱情可以这样美。眼前温柔可人的新婚妻子，古代诗歌中风姿绰约的女主角，种种美好的女性形象叠印在一起，促使他敢于用诗笔尽情地歌颂女性，歌颂爱情，歌颂美。在南朝人的基础上，李商隐又有自己的创造。他不满足于肤浅地夸耀女性的外表美，而是致力于发掘女性的内心。在他笔下，女性与男性士人一样，具有丰富而高贵的情感，懂得忠诚于所得，怨慕于失落。
李商隐写了很多无题诗，没有题目，不告诉人背景，只呈现美丽的形象和情感，好像路过的陌生女子，你无须知道她的姓名也可以欣赏她的美。南朝诗歌的美丽意象在他的诗中闪现，但又得到了升华，比如这首：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语言流畅易懂，其中的思路却是柔肠百转，耐人寻味，同时用上“东风无力百花残”这样柔媚哀伤的景色陪衬，这两句是民歌的写法。“春蚕”两句也是借鉴了南朝的民歌。蚕吐尽了丝就要死了，烛泪流干了蜡烛就烧成灰了，这是事实，也是平民女子日常见到的景象，而用“丝”谐音“思”，用烛泪借作眼泪，是南朝民歌常用的手法。李商隐这样来写相思至死方尽，眼泪至死才干，表现了对理想爱情的极度执着。这种民歌的手法，本来是不怎么识字的平民男女用的，在满腹经纶的士大夫眼中是很俗的，李商隐却公然把它用在地位崇高的近体诗中，而且用得那么美。这种“死了都要爱”的热烈表白，一般也只存在于民歌里，士大夫会嫌这样“没出息”。由此可见李商隐在艺术上的大胆，也可见他是不大可能讨士大夫喜欢的。“晓镜”二句，是南朝文人诗中的常见形象：在铜镜前梳理秀发的佳人，拭去眼泪，画上精致的妆容；在窗前徘徊吟诗的女子，月光为她丰腴的双臂镀上圣洁的色彩。但是，李商隐不满足于只写一个美丽的形象，而是要在形象中写出情感。他笔下的美人，懂得为年华流逝而忧愁，知道月光的寒冷，拥有同男性士人一样伟大的灵魂。李商隐称她所居之处为仙山，希望有灵性的青鸟能为自己引路。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尊重甚至崇拜，正是李商隐高出南朝诗人的地方。在对女性情感的细腻体察中，李商隐似乎总能融入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李商隐敢于写爱情，写的又不仅仅是爱情。千百年来，无论是痴男怨女还是仁人志士，都能在李商隐的诗中找到自己的写照。
唐代道教盛行，修习道术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时尚。在唐代，男诗人跟女道士谈恋爱是颇为常见的风流韵事。中晚唐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而道教的追求是长生与极乐，宗教禁忌也相对不那么严格。女道士生活比较自由，文化水平也比当时的一般女性要高，因而成为唐代才子们理想的恋爱对象。女道士们的倩影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少年诗人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商隐写诗的时候能对道教的传说、典故信手拈来，或许，他也曾与女道士有过一些交往。
李商隐的诗经常提到男性凡人与仙女的恋爱，其中或许移植了爱慕女道士的情感经验，比如这首：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
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
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
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碧城三首 其二》
女神的身影和声音都是那么可爱，美丽的形象与盛开的荷花相互辉映。女神啊，你要是没有遇到像萧史这样配得上你的一流男神，可不要随便动心，可不要去跟洪崖这样次一等的男神去轻浮地调笑。女神戴着华丽的佩饰，娇媚如紫凤；弹奏着流行的曲调，狂放如赤龙。而我恋慕着女神，正像古代传说中卑贱的撑舟人恋慕着高贵的王子那样，痴情而毫无希望，只能夜夜惆怅地遥望，盖着精心准备的被子独自进入梦乡。在这首诗里，女神是毫不寂寞的，她身边不缺乏各路男仙的陪伴，生活奢侈而丰富多彩。李商隐自己的形象却显得那么卑微、痴情而落寞，他甚至不敢期待自己也有爱的权利，而只能把女神的爱人想象为另一个高不可攀的仙人“萧史”。这个女神的形象，很像晚唐女道士生活的写照。
李商隐的后半生过得却并不好。他在秘书省度过短暂的惬意生活之后，到地方上做过县尉，又做过岳父的幕僚，后来又先后给牛党的周墀、李党的郑亚和卢弘正做幕僚，偶尔回到秘书省，做个小小的正字。李商隐大多数时候是为李党服务，但也偶尔被牛党的人收留，辗转漂泊，到处做一些芝麻绿豆的小官，品级还比不上他那早逝的县令父亲。与人们早年对这位少年天才的期许相比，李商隐现实中的境遇实在太令人失落了。李党的背景并没有给他什么有效的帮助，究其原因，除了李党在牛李党争中渐落下风以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李党对这位写艳诗的成员十分失望，不愿给予帮助。
中规中矩的骈文，以及与之相似的近体诗，适合用于考试，因此得到强调规则的牛党的青睐。李党则觉得只写这种用于考试的文体，未免太没有个性，因而喜欢写古文、古体诗的人，并希望他们用古文、古体诗去直接批评朝政。李商隐的诗文，虽然早已不是牛党欣赏的那种，但在李党看来，不过还是写骈文、近体诗而已。他们看不到李商隐诗中张扬的个性，不懂得欣赏文学的美，而只觉得他像牛党一样循规蹈矩，不肯放下牛党的老师教给他的文体。更何况李商隐那么爱写女性和爱情，只关注人的内心情感，而不喜欢在诗里讨论政治，即使讨论，也是用写女性和爱情的语言去曲折地讽喻，这是令李党很不满意的。李党觉得李商隐没有议政的胆子，只会写点哥哥妹妹的情话，没出息，所以不肯重用他。其实，且不说李商隐的诗本来很有见识，只是当时的人读不懂，就算李商隐真的只写哥哥妹妹的诗，这跟他有没有政治才能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李商隐长期沉沦下僚，是很冤屈的。为此，李商隐在写到古代诗人曹植时，借古讽今地写道：“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原来曹植当不了皇帝，就是因为他会写《洛神赋》啊！
当时，也有人劝李商隐，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干脆放弃骈文，重新写古文算了。对此，李商隐只是一笑置之。李商隐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不会因世俗的功利目的而放弃。历史证明，李商隐的选择是正确的，人们都记得一个唯美的李商隐，却不会有人记得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古文末流。
最后，李商隐做到的最高职位是盐铁推官，是七品官，刚刚达到他父亲的高度，仍然没有摆脱下级官吏的身份。四十七岁那年，他辞去了官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晚唐的政坛终究没有给这位才名赫赫的唯美诗人留出一个位置。
比起其璀璨的文字，李商隐的人生显得太黯淡了。然而，李商隐却用他对艺术追求的坚持，从黯淡的人生中提取了最唯美的诗文，为唐代文学画卷添上了绚烂的一笔。在晚唐这个党派纷争、失去方向的时代里，这种坚持显得尤为可贵。
李商隐的一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起大落，加上他的诗作风格隐晦朦胧，使得他的作品往往难于精确系年。旧时的学者往往以他的作品牵强附会当时的政坛大事，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本书将李商隐的人生分成几个阶段，将他的作品分为几种类型，每个阶段对应一个类型，也就是李商隐在这个阶段最倾向于创作的类型。对于难以准确系年的作品，都按类型编入相应的阶段。本书的诗歌排序并非无争议的诗歌系年，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情形。
李商隐早年倾向于创作模拟之诗。最初是模仿元和古体诗、模仿李贺，师从令狐楚之后，改为准备科举考试所需的省试诗，模仿宫体诗。进入秘书省后，他在长安过上了“清狂从事”的生活，书写在长安的生活，特别是写了一些与官妓酬赠的艳情诗；又因为博览古籍，增长了学识，所以开始大量创作咏史诗。这两类诗，均编入“兰台之诗”，其中，咏史诗无法系年，只按所咏对象的年代排列。离开秘书省入幕桂林时，李商隐写作了一批流寓之诗，以桂林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特风物为标志。妻子去世后，又有一批与悼亡有关的伤悼之诗；一些诗意朦胧而情绪哀痛的作品，也归入这类；妻子去世不久，李商隐就到蜀中入幕，他的哀痛之诗大多作于蜀中，一些反映了蜀中风物的作品，也归入这类。另有一些抒发人生感慨的诗，特别是写作地点为长安的，姑且认为作于其人生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