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四十五岁那年，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击碎了盛唐的富足与优雅。

唐玄宗丢下了长安子民，仓皇出逃；金枝玉叶的王孙，站在街头把自己卖为奴隶；生长于和平年代的好人家的孩子，成批地在战场上送命。过惯了好日子的长安人，也不得不开始学习在战争状态下生存了。

杜甫从未放弃过逃离。长安陷落不久，他就带着家小逃跑，但很快被抓回长安，他的妻儿则滞留鄜州，投靠亲友。杜甫在亲人四散、各自生死未卜的煎熬中，写下了《月夜》《春望》等名篇。一直遵循儒家价值观、看重家庭的他，此时格外感到亲情的可贵。作为基层官员，杜甫没有太引起叛军的注意，尚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他独自在曲江边漫步，望着眼前萧瑟的景象，回想着不久之前的繁华，心中感慨万千。文明的摧毁，实在用不了多少时间。

第二年，杜甫终于成功地逃亡，一直跑到了凤翔，找到了安置在那里的小朝廷。此时，唐玄宗已经传位给儿子唐肃宗了。小朝廷给杜甫升了官，让他做了从八品上的拾遗，这终于是一个典型的清流官了。不久，杜甫回到鄜州的羌村，与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妻儿团聚。之后，唐军收复了长安，杜甫也带着家小追随朝廷回去了，到长安做起了京官。他在安史之乱中的苦难，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真正陷落敌占区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长，写的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甚至遭受的苦难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但这段时间，他确实密集地产出了精品诗作。这些诗作准确地反映了文明被战争摧毁的景象，作者和他写到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困苦的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努力地保持着精神的高贵和对未来的希望。经典的文学往往表现苦难，但其中真正打动人心的并非苦难本身，而是人类在身陷苦难时仍然保持的高贵精神。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诗就是很好的例证。

回到长安后，杜甫怀着复杂的心情，送别了因在安史之乱中有“变节”嫌疑而被贬黜的友人，开始认认真真地做他的拾遗。

拾遗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位，是标准清流路径的一个环节，可以监督朝臣行政，可以有机会跟皇帝亲近。出任拾遗，是杜甫履历上很光彩的一页，他因此被人尊称为“杜拾遗”。杜甫本人也非常看重这个职位。从某个角度看，杜甫终于离成为下一个杜审言的目标近了一步。

但是，拾遗的官品还是不高，这个职位一般用来授予有希望的年轻人，让他们见习一下政事。唐代比较有名的诗人，一般是三十来岁当上拾遗的。杜甫四十六岁才当上拾遗，就有些尴尬了。皇帝看见了他，把他拉到了清流的正路上来，却还暂时不肯提高他的官品。拾遗的工作性质是值得骄傲的，但这个职位相对他的年龄来说是太低了。所以杜甫自己也感到有些荒诞，写下了“腐儒衰晚谬通籍”的诗句。“通籍”还是好事，只可惜自己已经“衰晚”了，所以就显得有些“谬”了。

尽管有些荒谬，杜甫工作还是很用心的，高高兴兴地写下了很多诗，描述自己工作中的所见所感。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唐人这么认真地描写在皇帝身边做官的体验。初唐以来，杜审言等人积累下的写作应制诗的经验，在杜甫手中得到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杜甫还加进了很多古体歌行的写法，加进了个人非常独特的感受。毕竟，他已经是一个认真学过写古体诗的盛唐人了。

拾遗这个职位是做不久的。运气好的话，凭借皇帝的宠信，年纪已经不轻的杜甫，很快就能顺着清流之路一直迁转上去，做到他祖父那样的职位。但杜甫是属于运气不好的那一种。一直提携他的房琯、严武，在朝中受到排挤和贬黜。杜甫也受到牵连，一时半会儿很难受到重用了，于是被外放到地方上去，到华州出任正八品下的司功参军，掌管州中的文化事业。杜甫的那些大官朋友，外放还能当个刺史什么的，而杜甫原来的官品太低，就只能做这样的工作了。

杜甫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长安。

在赴华州参军任的路上，杜甫见识到了真实的人间苦难。安史之乱的战火还没有平息，朝廷还在不断征兵送往前线。说起来，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应该的事。何况唐朝还有军户，他们原本就世世代代负有从军的义务，为此还享受过赋税方面的优待。但是，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的穷兵黩武，已经造成了“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局面，再加上安史之乱的战事太惨烈了，那些原本富庶的地区已经实在拿不出人力物力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此时落在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头上，都成了无法承受的灭顶之灾。这个时候，基层胥吏也难免会表现得粗暴、苛刻，让保家卫国失去了原有的尊荣。像杜甫这样的官员，如果稍微不够敏感，就很容易被正确的大道理迷惑，看不见个体生命的真实苦难。而杜甫作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凭借卓越的感受力，为我们留下了“三吏”“三别”这样的千古名篇。透过观念，看到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杜甫的这部分作品，是诗人的特长与时代的结合，也是一个时代里诗人应该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