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简单对江右吉安府、南中宁国府以及浙中地区阳明讲会活动的差异做一简短比较。不过在比较之前，必须再次思考史料限制的问题。导言中已说及本书对阳明讲会活动在三个地区的研究，主要只能依靠方志所提供较概括性的史料，并辅以学者个人文集中较仔细但也较零散的史料，来拼凑出三地阳明讲会史的概况，以及这样的研究必然受到史料性质限制的问题。在经过这三章讲会史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某些地方志对于该地阳明学者的记录较仔细，甚至布衣学者的讲学活动都有记录，像宁国府的太平县就有不少布衣讲学者以及地方家族支持的讲会记录，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金华的《永康县志》和《东阳县志》内，但其他各县的方志则均较少记录布衣讲学者的踪迹。到底这种差异的情形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太平县、永康县、东阳县中布衣学者比较活跃于讲学活动，其他地区都没有类似的情形吗？

如果我们以进士总人数作为一地学术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总进士数为例：

表1 嘉庆、隆庆、万历三朝进士人数

宁国府的太平县只产生9名进士，而金华的永康县19名，东阳县22名，相较于吉安府的安福（72名）、庐陵（57名）、吉水（37名），或宁国的宣城县（41名），或绍兴的余姚（194名）、会稽县（72名）、山阴县（112名）（表1），我们会发现太平、永康、东阳三县都属于学术文化竞争力较弱的区域。

因此上述的现象很可能反映的是：在学术精华区内学术主张较多元、重要学者辈出，只有非常杰出的学者才能获得地方历史的书写。例如，我们发现《吉安府志》对布衣讲学与地方小讲会的记载均不多，府志的编者在凡例中说明他们碍于篇幅，大幅删减旧志入传的人数，只能选择声闻甚隆、行为古蹈者入传；相对的，在文化学术水平较低的地区，许多布衣学者的姓名与活动较有机会获得书写，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确实足以代表当地的学术文化。

这种史料性质上的限制与差异不仅提醒我们在理解讲会活动历史时不宜过度武断，也给予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因此当我根据史料说吉安府永丰、泰和等县在晚明几乎已无讲会活动存在时，或许失之武断，如果方志对讲会活动的记载主要依附在著名学者传下，也许实际上一些小书院和小讲所中仍持续着地方性小型的讲会，也许与太平县或东阳县内同规模、受到家族支持的讲会仍然存在，只是它们无法在当地文化学术界上占一定重要性而无法获得历史书写。既然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仅能反映实际社会活动的一小部分，因此在阅读、处理文化水平差异大的两地，尤其运用地方志书时，不宜只根据字面或资料之有无而轻易进行比较工作。

虽然本书所描述的阳明讲会史不可能是完整的，也碍于史料的限制，许多比较是无法进行的，但如果我们以各地代表性学术表现为焦点，仍然可以看出阳明学在三地相当不同的表现，尤其进入晚明，这种差异更明显。阳明学在江右确实扎根较深，从16世纪10年代，历经30—40年代几位阳明高弟的努力倡导，直到1600年左右，仍然可以发现没有间断的地方讲会活动，例如，安福县的东山会就有持续六十年以上历史，此地也比较能够追溯地方性的师承脉络。而且，在江右地区阳明学也确实在当地学术文化场域中取得代表性地位，王时槐、刘元卿等阳明学者更积极参与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在他们所编的《吉安府志》中清楚地表彰阳明学为江右文化的精髓。[104]

相较之下，阳明学在浙江地区并无法像在江右吉安府一样取得学术代表性地位，这主要不是因为浙江地区无法培育优秀阳明学者，或参与阳明讲学活动的学者在总人数上明显不如江右，而是因为在人文荟萃的浙江，优秀学者实在太多，学术和文化活动相对多元、丰富，任何一种学术主张都不容易取得霸权位置。因此虽然我们知道阳明学在浙东和浙中地区有重要的影响，却必须同时注意当地其他学术生态以及不同的学术声音，阳明学在此地与其他宗教思想融合而转化的情形亦特别明显，所涉及的问题亦更复杂。浙江的王畿和钱德洪虽然在学养、学术名声与活力上都足与江右的邹守益、罗洪先相提并论，但我们在浙江本地却很难长期追溯二人在学术上的传递工作，他们显然没有能够在浙江培育出一群忠心跟随、继续发扬的阳明后学，他们所经营和提倡的讲会活动也散布江南各地，在浙江本乡的成绩反而不突出。

在宁国府的讲学史中我们也清楚看见晚明学风转向的情形，泾县和宣城在嘉靖年间曾经形成由进士级学者共同投身阳明讲会活动的盛况，但是进入万历年间，这种情形改观了，1592—1616年，泾县没有产生任何进士，而宣城的12名进士均不以阳明学见长，可见阳明学已在当地知识精英中消退。从方志上，我们清楚看到张居正夺情的政治事件严重地冲激了许多学者的政治生涯与生命经历，例如，沈懋学、詹沂、吴仕期等人虽然都有阳明学的渊源，也参与过讲会活动，但刻画其生命表现最明显的不再是讲会活动，而是政治困境中表彰气节，此也拉近他们与东林人士的关系。[105]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当大江南北各文社热络活动之际，[106]泾县的万应隆（1639年举人）与贵池吴应箕（1594—1645）、宣城沈寿民（1607—1675）、芜湖沈士柱等人合组“南社”。[107]后来，张溥（1601—1641）等人在苏州倡立“复社”，万应隆率泾县人士前往虎丘加入复社（虎丘大会于1632年举行）。[108]据《泾县志》所记，泾县人士参与复社者，名见于复社录中有23人，另外尚有万麟、邹琪等15人，一时激扬声气，为朝廷显贵所忌。[109]可见晚明泾县和宣城两地学风明显与其他地区的学术活动相呼应，呈现快速的变化，阳明讲会活动虽不可谓与此毫无关联，但绝不足涵盖、说明此地巨变的学术生态。

[1] 王畿，《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6，34b页。

[2] 孙应奎，《天真精舍志前序》，见《燕诒录》，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6，12a页。

[3]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见《黄宗羲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53页。邵廷采，《王门弟子所知传》，见《思复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41～50页。

[4] 江右学者对浙中讲学的批评，见本书第九章；浙中学术圈内的批评，参见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十五章；王汎森，《清初的讲经会》，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卷3期（1997年），503～587页。

[5] 《慈溪县志》，冯可镛修，杨泰亨纂，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27，43b页（577页）。

[6] 例如，慈溪县刘安、颜鲸等人，学宗慈湖，而郑维学留心阳明学，冯柯则作《求是编》批判阳明学。见《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28，12b～13b页（584～585页）、38a～41b页（597～599页）；卷29，1a～1b页（610页）。

[7] 明代金华县有许多学宗金华四先生（按指：元代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者，例如，胡翰、朱克修、叶仪、何寿朋、范祖干、许存仁、钱学孔。邓钟玉纂修，《金华县志》，光绪二十年修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8，30b～33b页（453～460页）。汤溪县的胡东、章相，亦传章懋之学，见《汤溪县志》。丁燮等修，戴源熙等纂，民国二十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10，16a～b页（853～854页）、27b页（876页）。

[8] 章懋，学者称枫山先生，是金华兰溪人，致仕后林居二十年，讲学枫木庵中，门人众多。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5，1077～1081页。又从《兰溪县志》可见，凌翰、唐龙、姜絅、祝珝、章适、郑本立等人，都受到章懋之学的影响。《兰溪县志》，秦簧修，唐壬森纂，光绪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卷5。

[9] 《常山县志》记道，常山县为宋儒讲学之地，遗范犹存，明姚江阐宋心学而理学之传历代不绝。从其学者传记可见知：郑协学于吴与弼和薛瑄，郑伉折中于朱子学，徐汝晋游徐用检之门，徐鸣骝潜心理学、讲学南屏，徐任升从钱德洪闻良知宗旨，又与许孚远、徐用检等人切磋。《常山县志》，李瑞钟等纂修，光绪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48，2a～2b页（1117～1118页）；卷49，2b～3a页（1126～1127页）。

[10] 徐用检，私淑王阳明，师事钱德洪，宦迹半天下，四方讲学。其传见《兰溪县志》，清光绪十四年刊本，卷5，98a～99b页（1077～1080页）。

[11] 董澐以能诗闻江、湖间，六十八岁游会稽，谒王阳明，遂成弟子。其子董谷，少游阳明之门。父子并与王畿、释法聚等人讲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4，290～291页；《海宁县志》，金鳌等纂修，乾隆三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9，儒林，3a～4a页（1269～1271页）；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海盐县图经》，天启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4，1a～2b页（1115～1118页）。

[12] 孙景时以王阳明、湛若水二先生为师。见《纪献》，载《钱塘县志》，不著纂人，万历三十七年修、光绪十九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2a～22b页（497～498页）。

[13] 《余杭县志》，张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民国八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27，2b～3a页（390～391页）。

[14] 刘侯受业王阳明，嘉靖十三年提学林云同聘主天真书院。《寿昌县志》，陈焕等修，李饪等纂，民国十九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8，69b页（734页）。

[15] 《光绪仙居志》，王寿颐等修，王棻等纂，光绪二十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13，5a～6a页（755～757页）。

[16] 应德成与王祚从县学训导刘师召讲良知之学，方志编者特别标举，应德成讲学九华，传衍阳明之绪余：“克明论学在成弘以前犹沿洛学旧说，越山（即应德成）师事鲁桥，承楚中王门学派，与凤池之讲学九华，皆衍阳明之绪余。”见《平阳县志》，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37，26b～27b页（382～383页）。

[17] 书院建于嘉靖十六年，见《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书》四，171～172页。嘉善县是嘉兴府内理学风气最盛的区域，县志记道：“善邑自王龙溪、管南屏诸先生主持书院讲席，笃行之士有能探闽洛渊源者。”可见阳明讲学确实有相当影响力，而综观县志所记学者小传可知，钱承统受罗洪先主静之学的影响，丁寅游王畿、唐枢之门，曹津发挥邵雍之学，夏九鼎从学顾宪成，吴志远和陈龙正则学于高攀龙，沈岗也景仰高攀龙之学，可见晚明学者受东林学派影响很深。不过，关于讲会活动的记录，并未多见。见《嘉善县志》，江峰青等修，顾福仁等纂，光绪十八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20，1a～5a页（388～390页）。

[1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1，224页。

[19]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8页。

[20] 王畿，《约会同志疏》，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40a～41b页。

[21] 《余姚县志》，邵友濂修，孙德祖等纂，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0，29b～30b页（201页）。

[22] 《山阴县志》，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嘉庆八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9，5b～6a页（772～773页）。亦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3页。

[23] 《山阴县志》，嘉庆八年刊本，卷19，6a页（772页）。

[24]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9、171页。

[25] 王阳明，《传习录》下，卷3，见《王阳明全书》一，99页。

[26] 管州曾主教天真、水西二个重要阳明讲会书院。管州小传，见《余姚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23，列传9，10b页（585页）；又见孙应奎，《兵部左司务管子行墓铭》，见《燕诒录》，卷7，14b～18a页。

[27] 范引年后来因主教青田县而将阳明学传播该地，当地诸生于嘉靖年间兴建混元书院，奉祀王阳明。青田县属于处州府，范引年带领诸生叶天秩等七十余人讲习阳明学，嘉靖年间，当地诸生厉九思、叶嘉谟、留萃、张云电等，又在混元峰下建成混元书院，会聚讲学。后来在太鹤山又增建心极书院，置有院田，并移王阳明之主于此。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3页；亦见《青田县志》，雷铣修，王棻纂，光绪六年修、民国二十四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2，13a页（105页）。

[28] 闻人诠，是王守仁的表弟，后来与钱德洪定王阳明文录，并刻之行世。《余姚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23，13b～14a页（586页）。

[2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1，220～221页。

[30] 王畿，《约会同志疏》，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40a页。

[31] 孙应奎，《与稽勋许敬庵》，见《燕诒录》，卷4，18b～20a页。

[3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2～184页。

[33] 孙应奎，《天真精舍志前序》《天真精舍志后序》，见《燕诒录》，卷6，11a～15a页。

[34] 《杭州府志》，陈善等修，万历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46，29b～33b页（3002～3010页）。

[35] 陶望龄：“自龙溪殁而讲会废。”载《证修社会跋语》，见《陶文简公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10，18a～18b页。

[36] 周汝登屡次称王畿为先师，见《东越证学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4，317页。邵廷采也说：“越中之学，宗龙溪者为周汝登，及陶望龄、奭龄兄弟。”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1，49页。详细讨论，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

[37]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5，431～432页。

[38] 陶望龄，《海门文集序》，见《陶文简公集》，卷3，8b～10a页。

[39] 陶望龄，《招隐篇》，见《陶文简公集》，卷10，42b页。

[40] 周汝登，《题继实兄书后》，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4，7b～8b页。

[41] 邹元标，《东越证学录序》，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首，2a～2b页。

[42] 周汝登，《九解引》，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1，1a页。

[43] 周汝登：“余昔宦留都，讲会盛行，一会人动百计，以人数多谓之大会，中有七八人者复自为会，以人数少称小会。”周汝登，《小会题词》，见《东越证学录》，746页。

[44] 周汝登，《九解引》，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1，1a页。

[45] 周汝登：“曰中正，曰偏颇，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见，不干宇宙事。以中正与偏颇对，是两头语，是增损法，不可增损者，绝名言，无对待者也。”周汝登，《二解》，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1，4a页。

[46] 周汝登，《一解》，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1，2a页。

[47] 邹元标，《东越证学录序》，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首，3b～4a页。

[48] 周汝登，《周海门先生文录》，卷2，42b～43b页。

[49] 周汝登，《小会题词》，见《东越证学录》，30b～32b页（746～750页）。思位是王三台的字，国超是吴振尹的字，见《嵊县志》，丁谦等纂，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14，23b页（1004页）。

[50] 陶望龄，《证修社会跋语》，见《陶文简公集》，卷10，18a～18b页。

[51] 周汝登，《共学心期录引》，见《周海门先生文录》，卷1，24a～24b页。

[52] 《嵊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卷14，23b～27b页（1004～1012页）。《嵊县志》：“会稽从游数百人，内阁姜希轲、太史沈玉集皆其高弟，讲学之盛比龙溪、海门云。”见《嵊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卷14，26a页（1009页）。

[53] 《嵊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卷14，25b页（1008页）。

[54] 《嵊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卷14，24a页（1005页）。

[55] 《嵊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卷14，24b页（1006页）。

[56] 胡承谟，《石篑先生文集序》，见《陶文简公集》卷首。

[57] 陶望龄，《盱江要语序》，见《陶文简公集》，卷3，10a～11a页。

[58] 陶望龄，《甲午入京寄君奭弟书》五，见《陶文简公集》，卷13，41b～42a页。

[59] 陶望龄，《甲午入京寄君奭弟书》二，见《陶文简公集》，卷13，39a～40a页。

[60] 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见《陶文简文集》，卷13，47a～47b页。

[61] 《余姚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23，列传15，7b～8a页（653页）。

[62] 《沈聘君传》，见《姚江书院志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卷上，1a～1b页。

[63] 孙中曾，《证人会、白马别会及刘宗周思想之发展》，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457～522页。

[6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1512页；刘汋，《刘宗周年谱》，见《刘子全书》，册五，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311～312、399页。

[65] 孙中曾，《证人会、白马别会及刘宗周思想的发展》。

[66] 邵廷采，《姚江书院记》，载《姚江书院志略》，卷上，18b页。

[67] 赵贞，《姚江书院缘起》，载《姚江书院志略》，卷上，6a～7a页。

[68] 《余姚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23，9b～14a页（654～656页）。

[69] 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见《思复堂文集》，卷1，58页。

[70] 清代书院规要特别举出“合证人之旨”，董玚也指出义学初设，刘宗周特为著疏，也与史孝咸等人共同商议，故姚江书院与证人会应，刘宗周与王阳明原无歧旨。载《书院规要六事》，见《姚江书院志略》，卷上，24b页；讨论刘宗周与陶奭龄一派的分合异同，参见王汎森，《清初的讲经会》。

[71] 参见孙中曾，《证人会、白马别会及刘宗周思想的发展》。

[72] 《永康县志》，李汝为等修，潘树棠等纂，清光绪年间刊本，民国二十一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7，21a～26b页（385～390页）。

[73] 陈应指东阳县陈时芳和陈其葱的家族，见下文；王则不知何指。

[74] 《永康县志》清光绪年间刊本，民国二十一年重印本，卷2，16b页（112页）。

[75] 《东阳县志》，党金衡主修，王思注总纂，道光八年版本，台北：台东市东阳同乡会，1978年，卷18，7a页。

[76]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24，2a～2b页。

[77]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3，14b页。

[78]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0，36b页。

[79]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6，32b～35a页。

[80]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8a～8b页。

[81]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7b页。

[82]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8b～9a页。

[83]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9a～9b页。

[84]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8a、9b页。

[85] 《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8b页。

[86] 《东阳县志》记陈其葱讲学之所曰：“其所讲学，永康则五峰，东阳则文山、西安，随地举会，接引后学。”《东阳县志》，道光八年版本，卷18，8b页。

[87] 《常山县志》，光绪十二年刊本，卷48，2a页（1119页）；卷49，2b～3a页（1126～1127页）。

[88] 《常山县志》：“邑境去新安二百里，而近考亭朱子与东莱吕子曾讲学于此，儒家者流希风前哲，师友之渊源可溯也。”又“儒林道学古无分途，宋兴濂洛关闽诸儒继统洙泗，厥后金溪姚江阐宗心学而理学之传历世不绝。”见《常山县志》，光绪十二年刊本，卷48，1a页（1117页）；卷49，1a页（1123页）。《开化县志》：“两浙儒风，金华最盛，至明姚江后先相望，况朱子产于婺源，与开接壤，近贤者之居，若此其未远也，则绍洛闽之正脉，阐洙泗之微言，当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开化县志》，范玉衡修，乾隆六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7，儒林，1a页（645页）。

[89] 《西安县志》，姚宝煃等修，范崇楷等纂，嘉庆十六年修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33，2b页（1292页）。

[90]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91] 《衢州府志》，康熙五十年修本，卷6，88b～89b页（596～598页）；亦见徐霈，《重建接待寺碑记》，见《东溪先生文集》，清乾隆十八年增订重刊本，藏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室，卷8，9b～11b页。

[92] 《衢州府志》记讲舍建成在嘉靖十九年，见《衢州府志》，康熙五十年修本，卷6，88b～89b页（596～598页）。《王阳明年谱》将讲舍之建系在嘉靖十三年下，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93] 《西安县志》，嘉庆十六年修本，卷33，3a页（1293页）。

[94] 《衢州府志》，康熙五十年修本，卷6，89b页（598页）。

[95] 《龙游县志》，余绍宋纂修，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18，9a～10b页（284～285页）。

[96] 柴惟道、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都不载于方志。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97] 徐霈，《赠毛从吾老丈七十秩序》，见《东溪先生文集》，卷7，4b页。

[98] 徐霈确实颇为注意阳明学的传承，他曾说：“吾邑近来落落不振，仰仗同志共明此学，继阳明先师于不坠者，不啻饥渴之于饮食也。”见《奉介翁论神理书》，见《东溪先生文集》，卷18，5b页。

[99] 见徐霈，《讲舍条约》，见《东溪先生文集》，卷11，6b～7a页。

[100] 罗汝芳，《东溪先生文集序》；徐世皋、徐廷观，《大方伯乡贤公文集跋》，均于《东溪先生文集》卷首。

[101] 王西山不详其名，林阳溪即林文琼，何鉴号五竹，徐霈曾著《祭社丈何五竹先生文》，可见二人共同讲学，毛从吾亦不详其名。见《江山县志》，王彬等修，朱宝慈等纂，同治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9，儒林，4a页（841页）；《东溪先生文集》，卷17，16a～16b页。

[102] 参看《东溪先生文集》各卷校正署名。

[103] 《江山县志》记王修易或云即王西山，故存以俟考。见《江山县志》，同治十二年刊本，卷9，儒林，4b页（842页）；《西安县志》王玑传下记，与王玑共同讲学的学者中有王修易之名。

[104] 此将于第九章中详论。

[105] 关于几位学者早年参与阳明讲会，以及其生平和后来的转变，载吕妙芬，《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见《新史学》，12卷1期（2001年），53～114页。

[106]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107] 《泾县志》（1996年），912页。

[108]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24、134～135页。

[109] 《泾县志》（1996年），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