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但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

其二，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曾经担任《时务报》东文翻译、出版过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学史》的古城贞吉明确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2]在稍后答复京师大学堂同仁委托调查事项的函件中，吴汝纶明确表示：

柳溪兄所示二条：日本与吾国，国势、政体、民情皆有异同，比较之法，不可不讲。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华学与西学有不能并在一学者，今开办之始，不能遽臻妥叶。日本现行学制，太氐西国公学，而尤以德国为依归。鄙心所疑者在中学，科目太多，时刻太少，程度太浅，余则似无可议[3]。

其三，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后一事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4]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1903年已经成立。

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1.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20世纪初的事。2.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趋向变化的影响。

西学东来与中学西传，由来已久，相互影响颇大。[5]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侵，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朝廷和士大夫对西学先进性的承认导致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这种情况在八国联军之后演变成真正的危机。一方面，“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阶级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6]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沉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有人说：

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7]

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8]

近代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9]“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10]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即文化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19世纪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20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11]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1887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1912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12]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30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D.Klementz）、科兹洛夫（P.K.Kozloff）、奥登堡（S.Ol’denburg）、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匈牙利人）、德国的格鲁威德尔（A.Gru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 Hedin）、美国的华尔讷（L.Warner）、安得思（R.C.Andreus）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探险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13]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20世纪将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14]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20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除了输入新知以整理国故外，显然也与欧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15]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分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

与对欧洲汉学的隔漠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1893年赴日的黄庆澄记：

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编处采买，得古书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

黄庆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16]这种情形到20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道：

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乾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17]

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18]

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1907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44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

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

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20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19]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只能相对叹息。[20]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厦门大学国学院发掘计划书称：

二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以我国有最古之文明与悠久之历史，群来东方实地考查，其研究结果之公表于世而有裨益于东方史学为世界所周知者，如沙畹、伯希和诸氏，其最著者也。近数年中，欧美日本大学教授及博物院代表来华调查古迹者日益多，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该院致力于考古发掘研究，正是要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21]各国学研究机构建立后，均强烈反对欧美、日本的学术侵略与文化掠夺行为，或坚决阻止，或要求联合进行探险发掘，以便监督，防止国宝外流。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 《桐城吴先生（汝纶）日记》壬寅六月三十日（1902年8月3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之367，79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

[3] 《答大学堂执事诸君饯别时条陈应查事宜》光绪壬寅九月十一日，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44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4]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27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5] 关于西学东来的影响，历来有所争议。就学术论，胡适与陈垣对于西学究竟有无直接影响乾嘉汉学，意见截然相反。胡断然否认。但近人研究的结论较倾向于陈垣的判断。

[6]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7] 《张南裓辑印佚丛自序》，《国学萃编》第6、7期，宣统元年（1909）春三月。

[8] 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2月23日。

[9] 《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3月4日。

[10]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8月20日。

[11]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艺通报》第二年第23号，1904年1月2日。

[12]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30～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13] 《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史学论著选》，102～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法］雅克·布洛斯（Jacque Brosse）著，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国际汉学》第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4]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1905年10月18日。

[15] 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1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6] 《东游日记》，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25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7] 孙雄（同康）：《〈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三编〉自序》，《国学萃编》第5期，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

[18] 《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5期，1915年10月。

[19] ［日］桑原骘藏著，陈彬和译：《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20]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

[21] 《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