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1942年，陈寅恪为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著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而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嘉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1]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借表彰杨树达而感叹时遇，寄望将来。作者本来悲观情绪较重，于战乱之中有这样的美好憧憬，是以“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为信念。国家但有安宁之日，理当奉此辈为国老儒宗，供于京师太学，以弘扬华夏文化。这不仅是对学术文化前景的期望，也是对国运兴盛的祝愿。

战乱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学术渐上轨道的趋势被打断，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不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也并未完全如陈寅恪所寄望，国老儒宗依然不得其位。个中原因不能仅仅归咎于战乱。与杨、陈“同时辈流”，大都“假手功名，因得表见”，其肥瘠荣悴，显然不同，难易得失，也极易分辨。然而正因为此，社会人心，风气不正，则趋炎附势，避难就易，适为凡人之天性，而非民族之理性。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而栖身政界的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

今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其故在为政客者，一旦斧柯得假，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以此而崇，功名由之以盛，加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穷乏得我，在己既足自豪，人亦从旁艳羡，此为政客者所以日多也。至若为学者，其性恬淡，其志清明，其行苦卓，非有确立不拔之操，遁世无闷之想，即令有志力学，或夺于外诱，或止于中慑，必致中道而画，尽堕前功。呜呼！学者之所以默相证慰者，没世不可知之名耳。设并此而无之，人更无愿为学者矣。……古人有恒言曰，古人著书，大抵忧愤之所为作也，诚哉是言。吾国学者，千古一辙，至今日犹然。章太炎氏之学，精约独至，前无古人，考其成功，乃在流离颠沛之时，迫而后出，亦缘忧愤。及至近三五年，处境渐亨，著述之业，转见衰歇，间有言论，乃近政客。章氏如此，余子可知。新会梁氏，近年亦鲜少宏著，是知学者事业，非由饥趋势迫，必难终业。旁征西土则异是，彼邦学者，位居政客职官之上，国家尊崇特至，社会宾敬极恭，无吾国学者之苦卓，而有一世之乐，百世之名，胸襟淡泊，志趣高尚之士，孰不乐为此，西土学者所以日多也。[2]

世风与学风互为表里，世风不良，则学风难纯，反之亦然。诚如金毓黻所说，学者求一“没世不可知之名”，本来无可厚非。但何为学者应有之名，似乎在见仁见智之列，而且既有得名之心，以及有名与否与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则势必以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得名之道难免求诸学问以外而呈“多元化”趋势。民国政治黑暗，纯粹以政客之功名，难以显著于学界乃至社会。影响民国学术界至为广泛深远者，主要是由传媒鼓动、播布思想的政论。钱穆后来总结民国以来学术与时代脱节的情形，认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3]而通过传媒鼓动社会者，多数仍是大学及研究机关的学人。文以载道之下，学者往往兼作文人，近代则思想导师与学界闻人相辅相成，以为成名捷径。向新文化运动别树一帜的“学衡”派，不满于新文化派故意鼓动大众，批评当时学者专营“术”而忽视“学”。柳诒征认为：

学者产生地有二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自居于最高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种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闻此等学者也，报纸所载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主持教育主持学术为学界之讬辣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4]

不求学而但求术，也就是借助时会，假手功名之谓了。柳氏呼吁学者“舍术而求学”，但如果社会乃至学术界均以成名与否判断学人的学术地位，则由“术”成名易，以“学”成就难，一般人明知名实不符，也会反治学之道而行之，舍学而求术。而由术得名者，必以术固其位，长此以往，循环反复，本末倒置，反而成为学术界的天经地义。这样的偏见不仅左右当时学人的从学之道，也影响后世学人的回顾目光。判断近代学术史上派分的主流与否，多少依据从众的声势，而非实际的贡献。换一角度看，主流或许刚好是误入歧途，偏离了治学的轨道。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断言欲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5]以学术为目的，不仅包含不以学术为论政的手段，也包含不以政论为成学的工具，也就是陈寅恪所说不借时会之助，而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学界乃至社会以此类学人为国老儒宗加以尊礼，方能显示中国的学术文化真正走上正轨。可惜近代政治腐恶，社会动**，学人不得不承担领导思想，指引社会的重任，其与政治不能绝缘，就有不获已之缘故。此为国家之不幸，非仅学人之不幸。[6]不过，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学术往往反激而成盛局，其中学人遵循学术本来轨则，为内在要因。而不借时会，实为必由之路。

“不藉他力”而能“实至名归”，虽是治学的正途本分，做到并且不逾矩却极难。因此近代学人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所谓“时势造英雄”和“渊源有自”[7]，均须凭借外力。这也是社会时政影响于学术的变相。既然学人的成名之道并不由于学术本身，则判断其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也不应依据其地位或名声。要想了解近代学术的历史，除了阅读学者思想的记录即其学术著作外，不能忽略学者作为社会历史人物、由其行为活动刻录下来的多种史实。在具体而综合地考察各种流派和人物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学派和学人的历史地位自然随着时序流程而适得其所，学术发展的轨则也就由对其成败得失的心领神会得以凸显。

由术得名，必须因应时势，则学者不能沉潜于学问，随波逐流，以趋时骤然成名者往往也容易过时。而学人对于自己学术目前的失势较可能的失传更为关心，博得时名常常与失去清誉结伴而至。钱穆曾对弟子批评：“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8]又说：“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9]等而下之者不必论，就连钱穆相当推许的梁启超，同时人也指其“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又以正义之见，不敌其名利之念。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有鉴于此，“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10]

“学必立本”即先识大体，必先对所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有本不依或无本可据，则难免偏离正轨，极易流于“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11]。而这种“为局部的研究”的“走偏锋”，正是光宣以后正统考据学复兴的大势所趋，其动机和目的在于千方百计超越前人。民国以来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和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不仅欲突过古人，还要赶超域外。而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中体动摇，作为中学纲领的经学解体，取而代之以史学为中轴的国学又继而分崩离析，中学已是无本可据。至于西学方面，也是急功近利，各取所需，不求本源，形成有本不依。学术的既有途辙已失，而新的规矩待立，失范现象比比皆是。

1924年8月15日，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撰文批评学界时流“废其坦途，不以序进，以失高明光大之道”，“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横潦，其不可恃甚明”。结果以史学为主的文科“学弊”有五：“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此意一个月前他在南京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以“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为题做过演讲，旨在批评中国教育界忽略史学，因而不能保存国性，发扬志趣，使志趣与智识并进。两文相较，五弊的大要一致，但顺序略有差别，阐释也不尽相同，后者依次为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12]。将两文参阅，方可了解章太炎的真意。所说各节，确为民国学术偏向的大端，其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

“取文舍事”指归有光、方苞等文辞派评点《史记》《汉书》，以事实就文章，忽视史书的实录本质，易为文章而捏造事实，旨在进一步肃清桐城派的影响。

“详上古而略近代”，乃史学通病，每每于唐虞三代，加以考据，六朝以后渐简，唐宋以还，则考证无不从略。“歌颂三代，本属科举流毒，二十四史自可束诸高阁。然人事变动［？］，法制流传，有非泥古不化所能明其究竟者。”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于两汉以前，多根正史，晋后则旁采他籍，唐则采诸新旧唐书者只什五六，其余则皆依年月日以考证之，并附考异，以备稷核。诚以近代典籍流传既富，治史学既有所依据，而其为用有自不同。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13]。周以前历史，“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而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14]。这与陈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见识大抵相通。后者亦认为“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15]所以后来章太炎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疵”[16]。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民国时则“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17]。至于治近代史事，则正史之外，广泛“旁采他籍”，考证存异，适为不二法门。

“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为晚清外患日迫之下边疆史地之学兴起的流风余韵，民国以后，受西方汉学及东方学发达的影响，边疆史地乃至中西交通史再掀热潮。本来中国学者熟悉本部而疏于四裔，取长补短，理所应当，而且中国从来并非孤立发展，通四裔亦为深入了解本部的势所必然。但凡事矫枉过正即失之偏颇，“其流弊则将内政要点，处处从略”，相比之下，“内政为立国根本”，外交的重要性尚在其次。历史究竟以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为旨，众说纷纭，“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毕竟有轻重本末倒置之嫌。

“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章太炎称此病为受日本影响的结果，日本人治东方史学，因为没有国民性关系，目的与国人治国史不同，往往“举一二文人以代表一代文物”。“近人治史学，好谈文化，文化为政治之母，固为一班人所共认，然文乃经纬天地之文，初非吟风弄月玩物丧志之文。”此外他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对于政治发生影响小，不占重要位置，“泛论宗教，无关政治，自可从略”。“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彼重文而轻政者，所谓不揣其本，求之于末已。”

“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仅为部分学者所独有，与上述四项为史学通病不同。这显然指疑古辨伪如胡适及“古史辨”的顾颉刚等人而言。章太炎承认“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耳”。记忆前事，多为大体，难免疏漏歧异，而且古史多曲笔讳饰，属故意为之。

比较今日学术，歧途成正轨，偏锋为大道，横溢斜出已是理所当然，不温故而欲知新的妄言变作登云的天梯，成名的捷径，甚至普度的慈航了。研究学者的历史，当然是想由其学行显其学识，自己时常揣摩之外，亦可供有心人观赏参考。学问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师友夹辅，亦贵能孤往，[18]既然不以时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1957年钱穆认为张君劢等人欲发表中国文化宣言之事“无甚意义”，“学术研究，贵在沉潜缜密，又贵相互间各有专精。数十年来学风颓败已极，今日极而思反，正贵主持风气者导一正路。此决不在文字口说上向一般群众耸视听而兴波澜，又恐更引起门户壁垒耳”[19]。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被曲解为胡思乱想、危言耸听以至众从的遁词的情形下，学术更应遵轨道而重师法。

对于后学者而言，选择轨道与师法并非易事，了解近代学术史事无疑具有参考作用。治学本应眼见为实，切忌道听途说，近代学人以术造势，由势得名，结果耳学反而重于目验，无论前贤或时流，正邪高下，都是听说而来。今人论近代学术，常就主流一线的声势着眼，则胡适的科学方法影响最大，傅斯年的史料学成就最高。其实，深入一层看，第一流的学人大都在胡适的十字真言笼罩之外，并且对其方法的科学性不以为然，而被划进史料学派的不少学人，与傅斯年的主张在若即若离之间。即使号称沐浴胡适科学方法的曙光进入学术殿堂的新进，究竟是顺势抑或得道，还要另当别论。1940年代称赞胡适的方法“已经造成了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新局面，奠定了今日学术界的新基础”的王重民，在1930年代对胡适的得名还颇有微辞，所以他虽然说胡适最善讲方法，其实是“一切的方法都供他使用，而经他使用过，解说过的方法，便都变成了学术界公用的方法”[20]。照此看来，胡适的功劳主要还在推广，而且由胡适推而广之的方法究竟与包括王重民本人在内的后进在学术上升堂入室有何关系，尚不清楚。胡适本人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公认者不多，如果其学术方法反而影响最大，除非后来者趋炎附势或等而下之，并不足以显示胡适的高明。胡适自己并无金针，却喜欢教人绣鸳鸯，后继者取法乎中，则难免一片涂鸦了。

本书得以完成，得到众多师友的帮助。本系的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诸位先生不仅提供过若干资料，更有耳提面命的学问，其片言只语的点拨在后学者听来不仅茅塞顿开，而且有如黄钟大吕。小环境的学术风气不辍，与此大有关系。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陈以爱女士寄赠了一些重要的港台版新书旧籍，极具帮助。其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订出版的大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无论就规范性与深度而言，水准当在多数博士论文之上，甚至超过优秀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与拙著关系密切，原为计划写作的一部分，虽然对相关人、事的理解间有不同，基本史实及分析大体已定，进而讨论其他问题，更易深入而且确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顾朝女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冈村秀典教授和神户大学的石川祯浩教授以及本系的程美宝博士，提供过若干种关键性的已刊未刊资料或未曾寓目的中日文新著，使得史料成活一片，问题迎刃而解。韩国瑞南财团和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所长，提供了前往汉城和香港访问研究的宝贵机会，获得大量图书资料。赴台湾开会期间，“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陈存恭教授帮助查找相关书刊。由于上述机缘，得以克服条件的局限。

书中各章独立成篇，且写作时间持续数年，似无体系，其实确有一以贯之的轴线和旨意，只是不愿照顾面面俱到的系统，尝试“讲宋学，做汉学”的两全之法，将大体和条理置于兴之所至的一得之见背后，留待有心人玩赏体味。研究进程中，曾向多位师友请益或讨论，并吸收了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使得眼界开阔，弥补了思维上的当局者迷。一些章节作为论文发表后，直接间接得到若干意见，在通盘考虑之下对原文有所修订，或删改，或增补。个别地方仍旧，并非固执己见，而是觉得原意实有转折，大体可通，且较近真，一旦改变，反而前后相违。各文独立发表时少量重合的部分也有所调整，不再一一说明。对于各位赐教者则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以付梓，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晓敏先生，倒不是因为什么市场经济之下坚持出版不赚钱的学术著作之类本来理所应当的缘故，而是从应允到交稿，几乎拖了一年，其间关于书名及出版方式，又屡有变化，社方始终容忍谅解，令人感动和歉疚。今年公私事多，固然大忙，但一再延期，忙尚在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很难做到竭泽而渔，而个人精力、见识、阅历有限，读书不免偏弊。未经过目即妄下论断，必然失之望文生义甚至凿空逞臆。更有甚者，读书多而见识广，才能通方知类，目的高远，否则高谈阔论，不过前贤唾余。一旦公之于众，便成批判对象，无可遁形。因此每当交稿期限迫近，总感到惴惴不安。现在虽然告一段落，仍望方家不吝赐教，以俾改正修订。

2000年10月于广州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1册，8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3]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4] 柳诒征：《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另参见刘伯明：《学者之精神》，《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三册，52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6] 参见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1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约1932年1月25日孙楷第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65～6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

[9] 致唐端正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456～45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10]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11]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12] 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3] 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4] 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15]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16]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半月刊》第55期。

[17]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5～5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 参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7、409页。

[19] 《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65页。

[20] 《论治学方法》，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编辑部：《图书季刊》新5卷第1期，194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