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你是王瑶先生的高足，不妨就从你做研究生时候说起吧。王瑶先生门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陈平原等，都有比较高的学术成就，但是你们每个人的治学风格都大相径庭。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觉得，有哪些因素促使你逐渐养成自己的学术个性？

赵园：我其实不大习惯于“话说从头”，你既然问了，也不妨由这里说起。我和你说到的几位，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这一届的特别之处，是其中不少人读研的时候已近中年，人生阅历较为复杂，不同于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三门干部”。此外，一些体制化的安排，当时还没有成型，比如没有实行学分制，没有对于学位论文的规格上的要求。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这方面的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展你所说的“个性”。有人写北大法律系七七级的本科生，说“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教员和其他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有人“在婚姻法考试时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以求代替，没想到任课老师也欣然接受”（引自《文风背后是一种经历》，《读书》杂志2008年第1期）。起点很低，资源有限，另有其他的一些压抑的因素，却又有上面所说的那一种宽裕。七七、七八级的本科生，七八届即“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中的所谓“人才”，他们的成长多少赖有这种条件。在大学体制化的过程中，这一种求学生活是令人怀念的。

王瑶先生对我们相当放任，不曾向我们提出太具体的要求，主要由各人自己摸索。我的那班同学入手处就互有不同。还记得其他同学依照王先生的指导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读旧期刊，我却在图书馆读“文革”前已部分出版的《西方文论选》，同时一家一家地读作品集。读文集，即使到了“明清之际”，也仍然是我的入手处。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在我们，却是共同的，只不过取径互异而已。回头看，起点处的选择，对一个学人有可能意义重大。三十年来，我的学术工作大致围绕着“知识分子命运”展开，贯穿的线索显而易见。

至于“学术个性”的形成，我一时还想不出如何解释。这几乎是一个要以你的全部经历才能说明的题目，尤其早年的生活环境、阅读经历等等。比如我的推敲文字的习惯，就是在中小学形成的。这些年来，我一再做过关于一项具体研究的缘起的自述，却没有写作系统的“学术自传”的计划，也怕把过程梳理得太过明晰。

你说到“群体”，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朋友圈子，而且作为基础的，似乎不是学术或文学，至少首要的不是，与明末的“知识群体”不同。说来惭愧，我很少读几位同学的文字，甚至不大关心他们在做些什么，也始终没有能养成与别人讨论学术的习惯。学术在我，更是自己在书斋里做的事，而书斋外的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

李庆西：你最初的学术著作是《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在那两本书里，你不但完成对“形象”本身的深度解读，尤其还挖掘了“形象创造的历史”，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中是颇具前瞻性的思路，你当时是否有一种复原历史——追寻叙述的历史情境的研究意识？

赵园：即使有你说的那种“复原历史——追寻叙述的历史情境的研究意识”，也是不那么自觉的。我在一个长时期里，缺乏方法论方面的自觉。但有方法论方面的追求，是肯定的。我相信如果我的学术工作有一点所谓的“贡献”的话，也应当在“方法论”方面，只是我难以将这些理论化罢了。其实我所属的那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有重新清理历史的冲动。这与我们的经历有关。我们都算不上“纯粹的”文学研究者。只不过像刚刚说过的，相互间有入手处的不同。

我已经说过，我的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是由一家一家的作品集入手的。经过了“文革”，这在我，也是恢复文学阅读的能力的过程。这种阅读中吸引了我的，不能不是作者和他们所写的人物。研究“形象创造”，其实很“传统”；被你以为的“前瞻性”，或许因了后来文学研究风气的变化。时下的年轻人已经受不了作品的细读，他们往往直奔“问题”，而且多半是别人发现的、现成的“问题”。

转向明清之际，我的兴趣也仍然更在人，经由读人而读历史——直接由文学研究中延续了下来。“追寻叙述的历史情境”是后来才逐渐明确的。由提问看，你似乎想在我的两个阶段的学术工作间找出贯穿的线索。在新近出版的《想象与叙述》中，我自己也梳理了有关的线索，归结到我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文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在这之前，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这本书时，我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的方式。

李庆西：记得九十年代初，陈平原提出现代文学研究要“走出现代文学”，这种走向外部研究的思路好像是少数学人圈子里的先知先觉，其实各人怎样“走出去”的路径各有异趣。你当时出版了《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两本书，研究视野很明显地拓向历史、文化与民俗，那个时期你是否也处于某种彷徨与转折的关口？

赵园：我一再被人问到何以由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这两个领域像是毫不相干。其实我的转向明清之际，并没有预先的设计；写你提到的那两本书，与后来的转向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转向”过程中的环节、前期准备。其实梳理历史，我写的第一本书《艰难的选择》更力求“系统”；对于“民俗”，只不过偶尔涉及，并没有持久的关注。

我的所谓“研究”，往往先因了作家作品的吸引。读了几篇当代的京味小说，是写《北京：城与人》的缘起。又由于硕士论文写过老舍，有可能给那几篇京味小说以“纵深”，如此而已。写《地之子》，意图较为明确：要写一点与乡村有关的东西，使我的某种“情结”得以寄寓。转向明清之际却是偶然的。也有可能转向另一个时段。只是不能再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里流连——热情与动力已消耗殆尽，必须重新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就难以继续。

我的“转向”首先是“为己”，为了以新的领域激发活力。如果一个人的“学术史”足够漫长，就会有不止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问题在你是否有选择的意愿和勇气。现在回头看来，当初的选择实在很明智。即使在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也仍然尝试着改变，重新学习，也无非为了激发潜能与活力。一个朋友向我讲到了某画家的“衰年变法”。我转向明清之际的时候还没有到“衰年”，我希望自己“衰年”也仍然有“变法”的勇气。

李庆西：你转向明清之际史学领域让人大为惊诧，一开始许多人以为你只是偶尔玩票，写几篇好玩的文章而已，毕竟你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已有一定的造诣。可是你花了五六年时间写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又过了七年出版了该书的续编《制度·言论·心态》，两书加起来近一百万字，耗去了十几年功夫。你把自己最丰赡的学术年华都用在了这一课题上，有什么特殊的缘由或是研究动力吗？

赵园：我刚刚说过，转向明清之际是偶然的，也有可能是另一个时段。选择了这一时段而且做了下去，自然由于被对象所吸引，发现了研究的可能性。

即使在“学术”这种职业活动中，我也不大能勉强自己。确要有吸引。只不过“吸引”是一种微妙的事，不一定都能诉诸清晰的说明。吸引了我的首先是现象，比如“遗民”这种现象——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这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将研究在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却更因了人物。这里应当有你所问到的“特殊的缘由或是研究动力”。我被这一时段士大夫的某种精神气质所吸引。这种情况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似。如果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一大批人物，我不可能对那个时段有什么兴趣。同样，如果没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陈确、孙奇逢、傅山等一大批人物，我也很难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段停留。其中尤其是王夫之。我的不止一个题目，是赖有他的“言说”作为支撑的。

这个时段吸引了我的，不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而是那种严肃。即使那些对于我的意图而言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比如卢象昇、孙传庭、鹿善继，也让我感动。文字不见得漂亮，像鹿善继的《认真草》，卢象昇的文集（《卢忠肃公集》），但有所谓的“人格魅力”在其中。让我感动的，甚至有儒家之徒对于修身的郑重。我说过，“无论讨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尽管正是那种‘道德严格主义’值得分析甚至质疑。在一个堤防随处溃决，似乎一切都漂移不定的时期，我的确怀念那种严肃：对历史的庄重承诺，对意义的追寻”。（《寻找入口》，《想象与叙述》“代后记”）还说，“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富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即使对‘学术工作’无所助益。设若没有那些人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兴趣将这项研究坚持至今。也如同在文学研究中，我需要一种类似‘呼应’的感觉——区别于‘尚友’。这也足证我的确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同上）——这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史的意义，是在持久的学术工作中逐渐发现的。年轻的学人往往关心哪种题目有研究价值，我却愿意强调“学术价值”是要创造的。有时候选题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你如何做，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

李庆西：“明清之际”那两本书的征引书目有四五百种之多，而且许多都是卷帙浩繁的大书，包括丛书和汇编，按册计算恐怕不下一两千本，搞一个课题要对付这么大的阅读量，实在让人望而生畏。如果没有一种兴趣或是怡然自得的乐趣在内，很难想象你是怎么消化那些东西的。

赵园：像你所知道的，那些书是在十几年间阅读的。你说我写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花了五六年时间”；如果由这项研究的起步算起，所花的时间还要长。《续编》中有的题目，写作“正编”时已经在准备。放在这样长的时间中，阅读量就不那么大了。“卷帙浩繁的大书”，丛书和汇编，也不是每本都读，每个章节都读。经过了最初摸索的阶段，有了一些问题，阅读的时候就有可能为多个题目积累材料。所以几本书的征引书目，有一部分是重复的。但征引的大部分的书，的确仔细读过，有的甚至反复地阅读，比如顾、黄、王的某些文字。

我的阅读范围是由题目而扩展的。写《井田·封建》一章，读了一些关于“土地关系”的文献与著述；写作《想象与叙述》，集中阅读了诸种“南明史”、“晚明史”、“清朝开国史”以及有关的野史；题目涉及了元明之交，就去读元史、元史专家的著述和明初的笔记。由某本书里得到一种线索，去找有关的书，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我在《续编》的后记中说，“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版图于是乎扩张。进入愈深，也愈有深入的愿望，随着问题的日益明确，线索日见清晰，反而加剧了求知求解的紧张，对象在感觉中愈见茫茫无涯际，计划中阅读的书单不断伸长……”

有人说，你占有了那样有力的材料，很幸运，却不知道那些材料是花费了多少精力得到的。你知道，明清这一个时段不同于中古，文献经过了较长时间里的筛选。我的阅读通常是枯燥的，一函函地读过去，可能一无所获。偶尔遭遇了深刻或者优美，精神会为之一振。但这种机会不多。支持我读下去的，往往是已有的积累。一个题目已经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推动你继续做下去，为继续做下去而不断地扩大阅读。研究兴趣也赖有积累：已有的研究越深入，越有成效，越有可能支持后续的研究。这也是一个磨砺意志的过程，坚忍、坚韧等等我所欣赏的品质，有可能在这过程中培养。你下了多大工夫，由你的“学术作品”中是不难感到的。轻飘飘的东西，无论外观怎样华美，都不会让我动心。

但代价确实很高。进入明清之际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于当代的“文学阅读”，当着有了余裕，已经找不回“文学阅读”所需要的状态。这应当是为职业生涯的牺牲——在我，是实实在在的牺牲，真的有点儿心痛。友人送了我一本台湾批评家唐诺的文学论集，那样细腻的感觉，灵活的文字调遣，真让人羡慕。

我反复引用过清代学者梅文鼎的一段自述，以为可以借用来状写我自己治学中的状态以及甘苦，不妨再引一遍。那段话说，“鄙性于书之难读者，不敢辄置，必欲求得其说，往往至废寝食。或累日夕不能通，格于他端中辍，然终耿耿不能忘。异日或读他书，忽有所获，则亟存诸副墨。又或于篮舆之上，枕簟之间，篷窗之下，登眺之余，无意中砉然有触，而积疑冰释，盖非可以岁月程也。每翻旧书，辄逢旧境，遇所独解，未尝不欣然**”。（《绩学堂文钞》卷一《与史局友人书》）做学术的苦与乐都在其中。夸张点说，由这种艰苦的劳作所得的，或许更是一种智力的愉悦。

李庆西：在我们看来，你的治史角度与方法跟一般历史学者有明显区别，你显然更关注对象的精神和心灵问题。你在那两本书里涉及了史学界从未认真梳理的一些材料，譬如与士人的言论方式及其历史成因相关的许多话题。也许应该说，你从这些地方切入，主要不是在论题上填补空白，而是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从对象的言论方式到史家的言论方式，通过叙述的层累构造形成自己的一套言论方式。你并不满足于事件与现象描述，或限于在史学研究的既定框架内作出诠释与归纳，而是借助大量材料去复原经验背景中的思想和心理空间。这种复原不啻也是一种建构，这里好像掺糅着文学研究的某些手段，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赵园：你的概括已经很好了。某个奖项的学术委员会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授奖辞”里说，那本书不同于已有的史学思路，“问题意识严格设定在话题和叙事的层面”，“提供了从整理士人‘思路’入手进入历史的途径”；经由对于明清之际文化氛围、士人心态的揭示，“开启了进入中国知识人基本文化经验的新途径，是以文学方式解读历史的成功之作”（刊《读书》2000年第12期）。我比较认可这样的评判。

刚才已经说到，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想象与叙述》时，却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的方式，文学研究对于我近二十年的学术工作的意义。有了这两个方面，才较为完整。“明清之际”决不冷门，你跟别人不同的，或许就是你对材料的感觉——别人不以为材料的，你作为了材料。背后隐隐地起作用的，就有得之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的那种训练。

我以为文史之间的学术壁垒是不正常的。中国的学术有“亦文亦史”的传统。我收到的第一份访台邀请，发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本来用不着由此而想到所谓的“胸怀”，我却不能不想到。我其实很明白自己的研究的价值，从来不缺少自信，而且知道，在开放的学术环境中，学科壁垒只能用来保护平庸。

李庆西：复原历史情境是一种可贵的努力，可是历史能否真正被“复原”，在理论上就有争议。也许，柯林武德称之为“先验的想象”的历史思维不失为一种妙策，研究者大可藉此展开能够自证其说的建构。我们知道，真正的史学大家是有文学家的手段的，司马迁就不必说了，近人陈寅恪就极富治史的想象力，他在《柳如是别传》里写到钱氏的“复明运动”就是一个有趣的个案。尽管这种陈述的“可靠性”是可以被质疑的，但是透过不断铺陈且加以辨析的大量材料，钱氏的境遇和心态愈发让人感同身受，难怪有人认为那里边有着作者自己的心性寄托。也许，这就是柯氏所谓“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研究方式，你在自己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的？

赵园：很惭愧，我至今没有读过柯林武德，也几乎没有读过其他史学理论。我已经说到我的理论兴趣。但到做明清之际的这段时间，材料的压力太大，几乎没有精力再读其他。而且我已经过了研读理论的最佳年龄。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读理论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某些思路，我是在对优秀的学术成果的阅读中领悟的。依据这种经验，我对研究生说，优秀的学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

你说到了想象力。想象力本来就不是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者的专利，尤其在“科学主义”被祛魅之后。我也注意到了陈寅恪的想象力，他的深于人事，深于世故。但我对陈寅恪关于钱谦益“复明运动”的叙述却有一点保留，认为有可能把钱氏其人关于自己的想象过于当真了。治史没有必要排斥想象。问题或许更在于表述：比如表述中留有余地，预留想象的空间，不排斥另一种可能，以至另外的多种可能。

由你的提问看，我的研究可能被认为暗合了柯氏所谓的“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但我要求自己的，是尽最大努力“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贴近历史人物的心境与感受，而不是借历史寄托“心性”。但我的经验背景毕竟是我理解对象的重要依据。我的研究问世之后，有人说是“心态史”，我自己也用过“心史”的说法，其实也仍然没有这一方面的自觉，比如立意要做“心态史”，只不过文学研究者的习癖在起作用罢了。我愿意强调的，是对想象力应当有所抑制，不可放纵。

李庆西：历史学好像很排斥文字的华美（陈寅恪治史很有想象力，文字却相当节制），可是也不尽然，像史景迁、魏斐德那些美国学者的著作就很有绘声绘色的特点，即便读中译本我们也能感受到史学家的文采。其实，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基本上也是一种“说事儿”的写法。这是否跟美国学者的著述态度（出版意识）有关？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些用叙事文体处理学术题材的著作方式？

赵园：我要说自己更能欣赏陈寅恪、陈垣的那种节制。我曾经受过黄仁宇的启发，但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渐渐不再能适应他的那种表述方式（当然不止于“表述方式”）。这里有治学过程中心理、态度的暗中变化。我不适应对“历史”的故事化，不适应以想象、猜测为“事实”，不适应不包含自我质疑的过分自信的态度。我这里只是在说自己的取向，不想做价值判断。总之，变化发生了，它的意义还有待于推究。我说过这种意思：你做学术，也免不了被学术所“做”。对这一点保持反省的态度，是有益的。

至于史景迁，我只读过他的《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中译本。台湾朋友送了我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定很有意思，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读，不便评论。关于魏斐德的《清朝开国史》，我在《想象与叙述》里已经多处谈到。或许是有成见在前，读史景迁、魏斐德，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叙事文体”，而在如何叙述，叙述的“学术含量”。同样用“叙事文体”处理的，彼此间的差异也像论说文体一样大。我更能欣赏那种把考据融入其中的叙事，不能接受过分的渲染，滥用想象。《想象与叙述》讨论了叙述，着重处在如何使历史生活的复杂面相充分地呈现出来。我自己也尝试过叙述，比如《易堂寻踪》。挑剔别人永远是容易的，一旦自己动手，就会知道叙述之难。

力求节制，或许也是一种洁癖，我对其中的得失很明白。记得在回答另一次访谈时说过，芟夷枝叶，即不能得扶疏之美。但性情如此，无可奈何。

我还想说，黄仁宇的叙述方式对大陆学界影响之大，多少也由于那种叙述的“文学性”。你由他的《万历十五年》可以相信，文学与史学间并没有专业人士所认为的分割，而史学自以为更“科学”，不过是一种错觉。不那么“学院”的学术与学院学术各有它的功用，也各有极诣，真做好了都不容易，怕的是两边都做不到家。

李庆西：纵观你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著述，似乎愈来愈走向质朴无文之境——所谓“无文”，一是逐渐远离审美范畴的问题，二是文字表述本身也愈显洗练、干净、朴素无华。同时，你的学术思维却始终深具诗学气质的精神蕴藉，这就带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最近刚读到你新近出版的《想象与叙述》一书，感觉叙述手法好像也有“回归”文学的变化，尤其是“瞬间”、“废园”和“遗民”那几个部分。其实，你在八年前出版的《易堂寻踪》那本书里已有过散文化的处理方式。对了，你本人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独语》、《窗下》、《红之羽》那几个散文集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想象”与“叙述”本来就是你的优长。在《想象与叙述》的后记中，你申明自己是“文学研究者”，可是你这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毕竟处理的是史学题材，在史学与文学之间，你是否有过方法上的踌躇与徘徊？今后，你还会对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文体有所调整和拓展吗？

赵园：我其实从不关心我所做的是史学还是文学。我只是努力为自己的意图寻找合用的方式。看菜做饭，量体裁衣，调动所能调动的手段，尝试各种可能性——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是这样。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续编》，是我从事学术工作以来准备时间最长，做得最艰苦的一本，也因此比较起来少一点遗憾。“正编”更有文学气息，《续编》被认为较为“专业化”，对这一点我是自觉的：自我训练，适应不同的学术要求，尝试不同的学术方式。并不是意在“变身”，而是检验自己的可能性。当然对于学院学术的大量研读，也暗中诱导了方式、路径。不同的学术经验，有可能使学术工作保持新鲜感。我为自己还这样地“可塑”而感到满意。

我欣赏谨严的治学风格，简洁洗练的表述方式，喜爱一种在我读来疏朗“大气”的文风。不喜欢雕琢，过事修饰。这种趣味一定与年龄有关，却也多少由于优秀的史学作品的影响。我引过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的自序，其中说原稿“为读者不感枯燥起见”，有时不免“煊赫”一点，后来修改，将“煊赫”之处删去，“仍钞录原文以存真相”。对这一种想法我很理解。我认为你尽可在学术之外炫耀辞采，挥洒才情，做学术时不妨保持节制，像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的，不要听凭才华“横溢”。这里也有我所体会到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伦理”。

近几年读过的学位论文中，对北大的两篇博士论文印象深刻。我对朋友说，其中一个作者的那种“恣肆”，是我不能的。那里有一种让我羡慕的健旺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生气。另一篇则节制谨严而又游刃有余。我的文字所缺少的，大约就是那种从容裕如、好整以暇的风致。这也仍然由于性情，无可奈何。

你一定注意到了，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我并没有做“明代文学研究”。这固然由于我的兴趣在彼不在此，也因了一点自知之明。出于我的研究旨趣，我所处理的，较多的是儒家之徒的文集。这项研究如果继续，有可能涉及明末的文人文化，稍稍进入明代的文学世界，却仍然不会因此而尝试研究明代文学。我相信在打开了的视野中——即不将“思想史”等同于“理学史”——有可能发现文人对于思想史的贡献。

我曾说过自己“于理学不契”，其实于“名士风流”也不契，对江南的文人文化并不迷恋。这也是性情使然——或许与我生长的环境有关。今年初夏和几个友人去了趟西北，兰州、天水、敦煌、嘉峪关，有“返乡”之感。离开敦煌的那个清晨，我一个人在莫高窟周边的沙碛、树丛间游走，看阳光在枝叶间闪耀，着了魔似的说不出话来。那种空旷寂寥与静穆，令我沉醉。我与这种感动像是暌违已久。

你说到散文。在我看来，散文更是一种状态，生活的以及情感的状态。我需要的正是调整状态，恢复文学感受的能力，文学表达的能力。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中，会有某种像是遗落已久的感觉偶尔来访，令我心动，我却留它不住，只能让它消失。但如果我继续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仍然会力求节制，而不会“绘声绘色”，即使用的是散文化的处理方式。或许这样下去会导致“偏枯”，那也只能证明自己的生命力原来就不够健旺，以及才力不足，并不能说明学术必然要窒息“灵性”。

2009年11月

原载《书城》2010年第1期

访谈刊出后，有朋友因看多了我的这类文字，以为我的答问“不在状态”（我理解为“了无新意”），却一致称赞提问——因拘于刊物的体例，提问方照例是不具个人之名的“编辑部”。这一次的提问方是庆西。其实我何止“不在状态”，而是很勉强，刚自述了一通（在《想象与叙述》中），不免厌倦，有点无话可说的样子。尽管事实上是笔谈，刊物依惯例仍以实地访谈的形式处理，也难免别扭，比如我为了凑篇幅而引自己的文字，绝不像口谈所应有。但问题的确提得好，也就成了对回答的弥补。这要感谢庆西对这项研究的持久的关注：几乎由1994年我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字最初刊出之时起。朋友中始终关注的，另有批评我“不在状态”的贺照田，使我不致寂寞，也使我不敢懈怠，即使只是为了不令几位友人失望。这真的是一点实实在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