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莫斯科机场，已是下午。由机场到市区，所见无不平常，一时竟没有异国之感，平静得令自己生疑。这片梦中的土地，见之于这个晴明的日子，心情竟如常地平淡，波澜不兴。当晚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附近的中餐馆用餐前，有机会在这红色诗人的铜像前拍照。苍茫暮色中，这巨大的雕像摆出的，正是中国知识者曾经熟悉的威猛的姿势。我猜想欧美的游客会不知此君乃何许人的吧。在此处流连的，大约只是中国大陆人，而且必是我的同代人或前辈。旅伴中有青年时代曾经写过诗的，这一刻或许记起了《好》或《列宁》中的若干诗句。回到北京后朋友翻看我的相册，惊讶于这雕像的依然矗立。他们或许由此想到了一个富有教养的民族对于自己历史的态度？

直到坐在了宇宙饭店的客房的窗台上，对着窗下的灯火，仍然要一再提醒自己已身在莫斯科。这是真的。路灯下有稀疏的行人。街对面据说是展览馆的一组建筑，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如梦如幻。此后在莫斯科的几天里，我们随处见到城中的大片林地，以及广场直到居民区的各种纪念性的人物雕像。这正应当是我想象中的俄国，尽管似乎并没有刻意去想象。

行前见到了“带一本书去巴黎”这样的好题目。倘若要带一本书到俄国，我还想不出应该带的是哪一本。为了唤醒记忆，我的确将手边容易找到的“文革”前印制的小书带上了客机，契诃夫的《草原》，库普林的《阿列霞》，想借这些书“入境”，事后自己也不禁失笑：何不“物来顺应”，享受一份单纯的快乐！但此后的经验证明，因了对俄国的阅读从一开始就太为文学所引导，不惟我，即同行的师友也像是随时在为记忆中的文学寻求印证，因而快乐已不能单纯。《草原》是曾经令我沉醉的，当我在机舱的灯光下温习旧课，发现的却是自己已不能返回当年的阅读状态。个人的“阅读史”竟也如此不可逆。

此行的安排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列车到圣彼得堡时，这城市尚在黎明前的浓睡中。由车站赴饭店的路上，听导游小姐安娜讲这座城市，其间说到老人处境的艰难。当天在尼古拉一世铜像下，就见到了乞讨的老人，有着似曾见到过的俄罗斯老妈妈的慈祥的脸，令我此后一再黯然地记起。我搂住老人肥厚的肩请孙老师拍了照。照片影像模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事后一再不安地想，我并未在拍照前征得她的同意，这一动作会否使她感到屈辱？我是否在“以富骄人”而不自知？回到北京后丈夫看到这幅照片，说，这不就是当年的劳动者吗？那些快乐的“苏联劳动者”的形象，曾经是我们读熟了的。以下的几天里也看到过乞讨的老人，向行人伸出手或易拉罐，并不如行前由别人的游记中读到的，只是沉默而尊严地等待布施。倘若这些老人也如导游安娜小姐那样由中国游客判断中国老人的消费能力，进而做中俄比较，那自然是大大的误解。自费旅游于我已是奢侈，而我知道中国有太多终生未到过县城的老人，他们甚至不大会有“旅游”的梦。

由圣彼得堡波罗的海大饭店餐厅的玻璃窗看出去，海岸空旷静美，尤其当清晨，光色变幻微妙而层次分明、海鸟点点飞起的时刻。深秋的冷寂中，一个戴了绒线帽的男孩出现在这背景上，像是一幅不记得在哪里瞥见的现代派的画。但当你向海岸走近，却看到了瓦砾、一端烧焦了的木料、酒瓶，遍地狼藉。有两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互不注视地小声交谈，我即刻想到自己只身来看海，可能是个错误，紧张中竟绊了什么东西，重重地栽倒在沙砾上。两个男子中的一个走过来搀扶我，俯身为我掸去粘在裤腿上的沙子，另一个仍然在低声地向他说着什么。慌乱中我只是急促地用俄语说了声谢谢，匆匆走开。即使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与危险擦肩而过，匆忙走开有没有失礼，应否为得到的帮助而付费，付费将引起怎样的反应。

圣彼得堡为时间所剥蚀，面目沧桑。2003年是建市三百周年纪念，随处有脚手架。我不知道看破旧的彼得堡，与看整饰一新的彼得堡利弊若何。那些向旅游者开放的主要景点则无不金碧辉煌，远距离地观看——即如由涅瓦河的游船上，这据说欧洲最美的城市，依然魅力十足。

图拉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是向往已久的，同行的吴君为了不错失这机会，前一晚坚持带病随我们由彼得堡回到了莫斯科。阅读列夫·托尔斯泰，在我，已是一段遥远的经历。我其实不知道这经历是否也如阅读契诃夫似的不可重复。

在由莫斯科赴图拉的路上，终于看到了早就由歌曲中得知的“原野和森林”，是一些次生林带，并不古老，却因连绵不断而蓄有气势。在这路上，你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白桦林和干草垛，印证了你得之于阅读的印象，也更确证了这真的是你梦中的俄国。草地上很少见到牲畜。由我似的中国人看来，这大片土地的“闲置”未免过于奢侈。我曾在四川看到过农民在山石的缝隙处栽种。途中有或许是莫斯科人的别墅群，有豪宅也有小木屋，房舍间是果园和菜地。别墅的功用想必因人而异；等级在这里，较之城中的公寓楼群，更一目了然。

托尔斯泰庄园正如所期待的宁静美丽。因已深秋，触目是黄叶。在故居附近看到了“穷人树”，听到了曾经熟悉的小木棍的故事——托尔斯泰的兄长声称他藏了小木棍在这林间，倘若弟弟能找到它，这世界从此就不再有苦难、贫穷。据说托尔斯泰终生在寻找着这根木棍。只有站在这里，你才会相信这故事并非寓言，那寻找是真实的。你不能不感动于似乎惟俄罗斯才能有的“彻底的”人道主义情怀，亦鲁迅所说的“异常的慈悲性”（《〈医生〉译者附记》）。

尽管已有精神准备，托尔斯泰的墓地仍令我有点不知所措，甚至有些许的失望。墓地在他的兄长所说藏有小木棍的林地中，只是棺木状的凸起，上面覆盖着青草，没有任何其他的提示、点染。这里很喧闹，正有大群由学校组织了来参观的孩子。我所想象的，尚不至于如此朴素到了近乎一无所有。我很可能像所有那些朝圣者，暗中期待着某种境界，“法相庄严”，以使自己的情绪被导引向**——也由此证明了与一个伟大灵魂间的距离。这农夫样的老人紧贴了大地的安眠，岂非最合情理、最顺理成章的？

此后也到了被中国人反复记述过的新处女公墓，在一个雨天。我个人倒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安睡其中的一处不大著名的公墓，更印象深刻。那里不像新处女公墓，犹如雕塑艺术博物馆，而有一种类似家居的气氛。用了篱笆栅栏隔开的一块块墓地，如左邻右舍般地亲密，杂乱无章却也更有平民风味、人间气味。从新处女公墓出来，途中看到街道中央巨石般的托尔斯泰雕像在雨中，仍不禁怦然心动。这是此行遭遇的仅有的雨天，有深秋的寒意。据说正是俄国多雨的季节，我们却总在晴日里。其实我何尝不想念俄罗斯文学中的雨，只不过圣彼得堡、莫斯科这样的城市，不可能令人体验蒲宁小说中那种**雨与泥泞罢了。真的想看看雨中的原野与农舍，农夫踽踽而过的道路。

看多了作家故居，不免单调，但故居这本实物的书，确也非纸介质的书所能替代；身在故居听作家的故事，也与通常的阅读所感不同。“故居”这一实地将作家的生平拉近，使其人亲切可感了。不惟在托尔斯泰庄园，而且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故居，在莫斯科郊外的帕斯捷尔纳克故居，我一再体验了这一点。你的感动确也多少是由实物助成的。即如那张帕氏在其上抵抗癌症病痛的小床，就令人感动于这人物的坚忍强毅。摆放在托尔斯泰故居的作家生前使用过的自行车，向游客播放的拍摄于作家生前的纪录短片——摄取的是万人空巷争睹大师风采的场面——令我有异样之感。你被提示了这伟大人物所处时刻的“经典性”：古代与近代之交，古典风范与“现代化”的交接点上。在最初的感觉中，自行车与纪录片出现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更像是出于剪辑的错误。其实我何尝不曾由他的作品呼吸到二十世纪的气息——这农夫般的老人确乎死在了十月革命的前夜，距“二月革命”的1905年不过五年。

我们曾建议取消若干与故居有关的项目，但当不得不参观时，仍然发现有些故居极具情调，即如话剧《大雷雨》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马雅可夫斯基的故居，本身似乎即“表现主义”的艺术品，尽管这一处纪念性建筑或许已被普通俄国人遗忘。这是我们在俄国的行程中的最后一天，因了疲劳，我在这座令人眩晕的纪念馆里感到了不适，提前独自走下楼来。

在所到的故居，你一再被告知陈设的均系原物而非复制品，因而更容易相信你走在作家曾呼吸其间的环境中。无论在故居还是在冬宫、叶卡捷琳娜二世夏宫、彼得夏宫这样的所在，你对展品甚至帐幔或玻璃罩稍有触碰，都会有老妇人及时地走过来干预，或小心地擦拭你有可能留下的指纹，令你惭愧不已。原件的展出倘非有这样细心的照料，也应不敢轻试的吧。但由我似的中国人看来，冬宫等处的向游人敞开，仍然令人担心，尤其在得知付了一笔钱即被准予拍照之后。

因了雨，提前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也如圣彼得堡，因了年久失修，莫斯科的地铁并不像丈夫形容的那样壮丽。只是乘电梯直下地下四层，风驰电掣，如地心之旅，令你猝不及防，的确惊心动魄。

教堂并非计划中的项目。进入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只是为了消磨集合前的那点时间。一旦进入，却不期然地被弥漫其中的宗教氛围所笼罩。这座灰暗破败正待修缮的教堂，内部华丽依旧。时已黄昏，教堂中浸染了浓重的暮色。散置各处的圣像前，烛光荧荧。有年轻的女子坐在那里，忧郁的目光看向缈远的空际。神职人员在主持仪式。混迹在晚祷的人们中，我看到前排有老妇跪倒在地。在莫斯科的耶稣救世大教堂停留，则出自导游古丽雅小姐的提议。这实在是个好主意。这座由民众集资兴建的教堂犹如宗教艺术博物馆。但在我看来，这教堂太过华贵，倒是巨大洞穴般的喀山大教堂，更能令我感受到压抑与挣扎、祈盼，俄罗斯人承受苦难的力量。我也曾看到街边用马赛克镶嵌的圣像前，有年轻女子停步，划十字，然后继续前行。这街头小景也如教堂，令我感动，尽管我明白自己不可能与俄国人分享这份宗教感情。

旅游节目单上也没有美术馆、画廊。经同行的旅伴提议，临时补上了特列恰可夫斯基画廊，却只给了一个小时。自费而限时，有的同伴选择了留在展厅之外。但这画廊实在值得一看。我在这里见到了此前只见之于印制粗劣的画册上的库因芝、列维坦的风景画。团中最年轻的陈君说，能在这里呆三个小时就好了。即使在冬宫，你也往往只能由私心喜爱的艺术品前匆匆走过，而在导游选定的若干处稍事停留。你只能观看，无暇品味。这也应当是随团旅游的一份代价。所幸这是一个你所能指望的较为理想的团，由专业界同行组成，大家有同好，安静、克制、自律，领队何先生与导游古丽雅小姐的说法是“素质高”。我不知这样的评价是在何种比较中形成的。

我开玩笑地对何先生说，“革命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这条人行道是必得走一走的。何先生瞠目以对。这年龄的年轻人大概已不知我所征引的出自何典。

每当出游，对“名胜”往往无所会心，记住的多半是途中寻常百姓的生活情景。在俄国时就有朦胧的一念，以为事后回想的，不大会是那些个早由其他处看得太熟了的“景点”，而是普通俄国人活动其中的街市，即如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一再由大巴中观看的街景。我也曾站在街头看往来的行人；走过的俄国人对外国游客视若无睹，方便了我隐身似地观看。随时有美丽的年轻女子走来，意态矜持，着装典雅，由古老的街景衬映，无不如画。见到更多的，是提着购物袋蹒跚地横过马路的老妇人，腰板笔挺，神色庄严，一律着风衣或呢大衣，靴子，裙装；无论盛装还是便装，由我看来，都整饬而有品味。即使乞讨的老妇，也像是不肯用了褴褛邋遢去邀怜悯，所着有可能是她们最体面的服装。也有偶尔的例外，你会被告知那是吉卜赛人。服饰之为“文化”赖有长久的积累，不是一夜暴富者所能即刻获取。我还在莫斯科河岸的堤墙上看到了酒瓶，也如波罗的海沿岸，或许是隔夜的酒徒留下的。路边灯柱下也偶见酒瓶。确也看到过年轻人手握了酒瓶豪饮。

坐在大巴中，最有一份从容，尽管你正在奔赴某地。由图拉、由莫斯科郊外的帕斯捷尔纳克故居返回，车窗外沉沉暮色中，是莫斯科近郊的林木，渐次亮起来的城市灯火。两座城市中住宅区的大门洞往往破旧，墙面上有涂鸦；你不能看进那院落深处。走了一周多，仍然在普通俄国人的生活之外。由车窗中是不可能看入“日常”的，即使你瞥见了一掠而过的菜场，食品店（也是最常看到的商店），雅致精巧的路边咖啡馆。真的想走近些，再走近些，但这是依照节目单活动的游客所不能做到的。

仅据你走过的一两座城市——即使如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城市——谈论“俄罗斯”，自然过于夸张。事实上，此行所见俄罗斯人，除了导游安娜、古丽雅，司机廖尼亚，只是在饭店和在路上，亲近无从。尽管在“实地”，却无异于从银幕、电视屏幕上观看。甚至没有机会领略由别人那里读到的俄国人拒人千里的冷漠。由于诸种手续由旅行社代办，不曾发生如别人所遭遇的意外，也就无缘领略传说中俄国的低效率与低服务质量，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不受干扰地一任自己沉湎在无可分析的思绪中。耶稣救世大教堂外偶遇的像是来自乡下的贫穷老妇，由大巴所见莫斯科郊外胡须蓬乱拦车乞讨的老翁，却像是直接由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中走出，令你想到你由书中读到的那个俄国，未必真的那么遥远。

我的感觉并未因了“行旅”这一种情境的刺激而活跃，倒像是较平日更为迟钝。我知道自己不过看到了想看的东西。尽管得之于文学的俄国早已模糊漫漶，情节、情境（更无论细节）不复能记忆，因而不便按图索骥，在实地所阅读的，却仍不免是“文学的俄罗斯”。我明白自己走在俄国，更是在回访“青春岁月”，回访对于俄国文学的阅读经验，重访一段记忆，一段旧日情怀；而这情怀也为时间所侵蚀，不复“旧物”，缠绵心头的究竟是何种意绪，竟也无从分辨。如若没有太大的意外，这种旅游的效果，几乎是可以预期的。时下那些以文学为招徕的旅游也应大同小异。因而我没有把握鼓励较我年轻的朋友去看俄国，因为我不知他们有何种期待，那期待是否有可能得到满足。

行旅中有不快。在圣彼得堡，大约出于商业方面的算计，接待方延误了预定的参观时间，使得我们一行在最负盛名的冬宫，只能赶路般地匆匆走过。也遇到过敌意。大约是由托尔斯泰故居走出的时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伸出中指做猥亵的动作，大声喊叫着什么。那些旅游定点餐馆——尤其国人所开中餐馆，想必只能靠了来自中国的旅游团维持，否则中国人在这里谋生就太容易了。往返两个城市时，均在夜间，你知道你走过了想望已久的俄罗斯大地，却只能看到车窗外浓密的夜色与飘拂而过的蒸汽。至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我像是更喜欢后一座城市，喜欢她的空旷、舒展，不同历史时期借诸建筑物而空间并置，相互衬映却又不失总体的和谐，有些处几于衔接到天衣无缝。

无论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饭店，还是莫斯科的宇宙饭店，都满是同胞，大陆的，以及香港、台湾的。不止一次遇到餐桌对面探询的眼神，“Japanese？”看来欧美人还不大习惯于分辨东方、亚洲，我们则自以为与日本人，除了肤色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在电梯上与白皮肤蓝眼睛相遇，也曾见绅士模样的老人斜睨着，向身边的妇人吐出那个“China”。而我也会在将纸币递给乞讨的老人时，指着自己，说“Kитай”（俄语“中国”），事后不禁暗自诧异何以要如此告白。出了国门，心情像是自然有了不同。在饭店前厅与豪华游的台湾游客相遇，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只是我知道，我们走过的是不同的俄国。那些愉快的旅行者不会想到，这一群大陆人对于同一片异国土地怀有何种感情。

是旅游日程表上的最后一天。不止马雅可夫斯基故居，二战纪念馆内似乎也只有中国人，或许也因此，纪念馆外的广场上拉手风琴乞讨的中年男子，拉的是中国人熟悉的苏联老歌，《喀秋莎》、《山楂树》之类（皇村一带几个身着不大整洁的礼服的老人组成的管乐队，向中国游客吹奏的，也是这类乐曲）。在这种所在，中国游客俨然已成了一景。广场的长椅上有情侣，喷泉边有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空气澄澈，晚照中小教堂的金顶灿烂着。战争的记忆之外，是如此美丽的和平。

动身前非但不曾刻意准备，即如阅读背景材料，且没有向自己提出“思考”的任务——关于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关于“俄罗斯思想”或“俄罗斯文学”。也没有写作游记的计划；因了我们已不缺少这类文字，也因怕自己为“写作”所提示，使旅行有了不必要的目的性，更因了表达的困难。回到北京，我仍然没有把握说清楚俄国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确信不会再有另一“异国”，能令我如此动心。也如“鲁迅与我”，“俄罗斯与我”是几乎无从着手的题目，上述关系中有我的青少年时代，有“我与文学”，等等。那是漫长时间中点点滴滴的渗透，踪迹早已无从追寻。人生的有些经验，本是不可也无需言说的。

客机升空后，云隙处一再闪现繁密而璀璨的灯火，莫斯科久久地隐现在机翼下，在被透出机舱的灯光照亮的流云间。直到这城市消失在了云层之下，我离开小窗仰在椅背上，想到那片黑土地正渐渐远去，不胜惘然。

回到北京，一时忘身所在，一周多的时间像是竟在梦中。围巾、裤脚上还粘有莫斯科的草梗——这些小东西是否乐于被带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