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什么国家，只要是为新的实力集团或阶级之间的谐调服务，都将不得不包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宗教习俗；都将不得不通过精神与心灵的内部调和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分歧。由于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我已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基本的历史哲学：一种认为过去主要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另一种却认为主要是伟人的业绩；一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发生在带有一成不变目的性的“上帝安排”的“限度”内的事件的总结；一种因惧怕未来而赞美“过去的好时光”，一种却是怀着末世论的希望、永远憧憬着那种断然否定过去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却是极为唯心主义的。这两种哲学观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出来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阶级神话基础之上的逻辑范畴和意识形态，它们证实了，实际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但是，谁若是想对政治有清晰的洞察，两种观念都得放弃。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骗的原因、把从属于某一阶级、把参与民族历史神话的创造所可能具有的影响考虑在内，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灵魂之眼上的蜘蛛网，人们才能认清现实，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袭下来的矛盾。正因为这一点，对历史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只要对人类、历史有着自己观点的“经典”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片面的有神论还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下层阶级与那些已经开始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就会一直坚持着亵渎神灵的、终究不过表示“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样公式化的自然主义观念，或者会一直坚持着某种与之相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思想，去嘲笑大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束缚。

人们不应该自欺欺人，不该认为无产阶级大众重又会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重又信奉某种宗教，即使今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与绝望，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国家威信的日益减退，而使教会赢得不少势力。基督教信奉纯粹精神的、创世的上帝，相信人类的堕落、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弥补原罪，并用这些来解释许多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如战争、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卖**等。似乎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所有这些观点，就像关于人的经典观念及其变体一样，是专属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论仅仅来自于异教的东方君主大国，这一事实便证明了，这种有神论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家长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识。把上帝视作“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泛神论也基本上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上层阶级仅仅相信绝对精神的自发力量，绝对意志的积极和肯定的力量，不满足于精神意志对人类及人类历史仅仅起着“导向”作用，只要上层阶级把这种信仰作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下层阶级也会一直坚持着关于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宗教及其权威只作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

各个阶级要在形而上学、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将只能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上帝的观念：它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命运决定论，以及对生存与生命的神秘冲动；这种观念同时把人视作精神动物和受冲动驱使的动物，并使人植根于一切事物的神圣来源中；它承认生命和自然对精神的完全依赖，也承认精神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依赖。它把这种相互依赖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于这一对比的两个极端的；在那里，精神与生命、理念与力量达到了和谐，当然，这种谐调必须同时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不能脱离人类的行动。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体系的社会学，其目标是要把有关上帝、得救这种观念和社会模式、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在这一领域里，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种学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事实上，宗教观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从历史模式，甚至经济生产状况中直接产生出来。不过，两者却由一条内在纽带——一种对于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维系得紧紧的，并同时难以察觉或辨认。如果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存在，如果人类的总体生活中不是充满着和渗透着内在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而只会使之四分五裂。只有那时，宗教才会应了马克思对其终极本质的错误断言而成为各种非精神利益的体现，也才成为为了某一阶级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种过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意识的体现。当代有关人与神性的观点（它们只能同时发生变化）确实是这样的，它们不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再符合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它们使人类与世界本源的关系背负着不成熟时期的特点：人类被牢固地分隔成各个单独的文化群体，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动力促进它们相互之间进行调节。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大大地修改有关人在宇宙中形而上学位置的那些理念，并尽最大努力把它和历史真实结合起来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就新的精英人物——当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与宗教、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所可能发生一些转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陈述；此外，我还想就精英人物对教会信条采取的基本态度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这样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信仰教会条文及其一切影响——不管是因为简单信仰，还是因为固执己见地对教会及教会法条文一律服从，他们都使自己完全变成教会中的一员。第二种态度可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即“压垮无耻之徒”，如苏联的政策，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都是如此。第三种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今天已由“法兰西行动”和法西斯主义广泛地实践过了。这里，政治家本人对宗教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并暗中按权力原则行事。表面上，他赞成宗教和教会，把它们作为驯服群众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民族神话”，然而在事实上，他即使不嫌弃它，也还是对它相当冷淡的。第四种态度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斯宾诺莎，再到歌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组织与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斯宾诺莎阐述得极为清楚：“宗教是群众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思想家的宗教。”群众乞求着那些隐藏在各种图片和符号背后的东西，并对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则选择一些纯粹的并可加以推理的成分，并带着虔敬的态度把它们上升到思想领域。既然两者都牵涉到充满生气的精神活动，而且，只要如此，深层意义的一致性便能使这两种对终极价值的各自寻求状态连接起来。

对于持第四种态度的人来说，第二种态度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某些宗教神话是从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众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至于第三种态度，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骗人把戏，它错误地把政治因素从人类整体中孤立出来、带给人类的只是进行过分解的宗教和教会自身。关于第一种态度，我必须说：今天的精英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赞成某种教会组织信条的立场上，同时却又能公正地对待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要求，而且还能确保防止对那些信条的歪曲，不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天主教团体就曾认真地讨论过魏玛宪法中有关统治德国人民的条款，是否并不直接与教会最高权威对该宪法的强烈谴责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为一个必须把今后的谐调引入正轨的团体，一定不能效忠于任何一种教会组织。一旦涉及到有关宗教组织的价值和真实性时，这些掌权人物应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层次，尊重伟大的信仰传统及教会机构，尽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种争端，主张自由地交流意见。而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不会像近几年的精英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不会只建立在任何其他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包容宗教史上及形而上学史上所曾有过的那些完满的、不同的理解。从根本处来看，精英人物会以过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为榜样，按照他们的教导，从自身精神的自发力量中，从自己对世界及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对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出发点——上帝、世界的看法。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它首先会试着去判断，在教会的成文信条、对正义的看法以及教规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与自己在考虑现实完满性时所得出的观点相干或不相干的。与此同时，它将记住，有意义及精神价值领域里，一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图书符号和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与一些理性观念、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哲学相吻合的。正如黑格尔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关于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进行谐调这一最高终极目的，关于对上帝、世界、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理念进行谐调，我不多说了。不过，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见到，所有国家的伟大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

[1] 舍勒在此造的这个词显然有意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词相对。——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