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2]。

但梁启超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3]。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5]，的确“去事尚远”[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8]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新加坡华侨捐款最多，期望最殷，“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谓经营两年，糜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词。”林文庆“至谓用弓矢亦可”[10]。一贯明达的邱菽园也“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甚至怀疑其“多费而无成也”，脱口说出“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这样“极难闻”的责语，并将已拨出的五万元扣下两万。

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或疑我等浪费干没”，“人心渐散，哗谤大起”。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1]“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12]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3]。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4]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縻用之，免资敌致祸”[15]。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6]。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十万元已用去八万。康有为不得不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7]，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九万元以七万购械，两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8]。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9]，只得停办“累饷最大”[20]的粤局，以节靡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面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21]。对勤王大计如此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

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三十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十二万外，[22]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五万五千。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23]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四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两万。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24]，梁启超以两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两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25]，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26]。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邱菽园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27]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28]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29]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30]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询问华侨：“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31]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澳门总局停办后，海外保皇会员人心浮动，康有为狡辩道：“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知新报》馆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凡此办事进退机宜，皆不能告人，汝密知之以解众疑可也。”“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被委员被泄密掩可也。”康出此谎言，目的在于同邱菽园争夺捐款。他通告各埠：“近来各事皆在庇能我亲主持，澳局停与不停无关也。且可告各埠，言内地办事之难，死人之多，事机之甚，令各埠释然。此后汇款通信，可直汇来庇能交我亲收可也。”[32]

1901年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荷马李的建议当然不足取，问题是康有为已经放弃了勤王计划，不是从军事的成败来考虑，而是以利益的得失为权衡，勤王只是幌子，敛钱才是目的。为此，他提出“开新埠，筹新款”的方针，要求“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33]。此举用意，无非是旧埠已生戒心，且力已用尽，新埠则易于行诈，以防泄露天机。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智若等人前往龙州、南宁与其首领联络。康有为、徐勤既不赞同，也不相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34]因而未加阻拦。梁启超虽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所志”[35]，继续支持张智若、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也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36]。

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赠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3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3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桔次慨叹道：“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39]

[1] 1899年10月2日《复李腾芳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0页。

[2] 1900年3月20日《致康南海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5页。

[3] 1900年4月4日《致康南海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4页。

[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7页。

[5]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9页。

[6]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1页。

[7]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8]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99页。

[9]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0] 1900年6月24日《致办事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4～115页。

[11]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7页。徐为徐亮铨，黄为黄乃裳，林为林文庆。力，原以为秦力山，误，应为新加坡华侨力钧。

[12] 1900年6月24日《致办事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4～115页。

[13]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页。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332页。

[15]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332页。

[16] 《致徐勤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5页。

[1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8～102页。

[18] 《致办事诸子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54页。

[19]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1～333页。

[20]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21]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9页。

[22] 先捐10万，3万付给唐才常，7万陆续汇往澳门总局。后又捐5万。

[23]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24] 1900年4月5日《与湘孺两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5页。

[25]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7页。

[26]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4页。

[27]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

[28]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见《自立会史料集》，221页。

[29]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31页。

[30]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01页。

[31]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33页。

[32]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33]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34]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01～202页。

[35]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33页。

[3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24页。

[37]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赘泽即骄奢之意。

[38]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32页。

[3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