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界定模糊的概念，同时又是很难弃置的概念。严格说来，中国是文化集合体，汉族与中华民族，都是靠独树一帜的文化来凝聚和维系的。如果说文化是中国的灵魂，那么知识人便是传导灵魂于肌体的神经。从士子童生到新学师生，知识人扮演的角色都是文化载体，在将文化内化为主体意识的同时，使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国得以聚合、延续、繁衍。古语云：国不可一日无君。其实中国历史上无君或名存实亡的时候不少，而国魂不灭，国体犹存，原因在于有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士人组成的群体联结地方与中央，认同乡土与道统，维系传统与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实在是不可一日无知（知识人）。

令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小传统千姿百态，根深蒂固，国家政权又相对简小，对社会控制也不严密的中国，何以能够经历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而凝聚愈紧，久不衰竭。而世界历史上单靠强权控制社会的大帝国，生命力鲜有持久者。纵览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国家、民族、政府、地域的见解及其合群结社活动，可以悟出几分道理。近代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的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的一日。哀莫大于心死，国殇即是知识人心死的祭日，那时中国文化将变成化石。中国知识人的使命的确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时代纪元新旧交替之际，他们如何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令民族重现生机，其心路历程值得深入探索。

然而，由于界定的含混，泛泛而论，未免失之空洞。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主要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三部分人组成，我的上一部习作即以晚清国内学堂学生为对象，这一部则以世纪之交的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他们的结社活动来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

对近代新知识群的分类定性，容易受时政与教条的影响而简单化。深入史实，发觉戊戌之际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摩擦冲突，不能完全纳入洋务与维新矛盾的框架，而从维新到革命之间，并非只有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后来也不单演化为共和与立宪的分歧。许多当事人都提到过那时趋新势力包含若干政见利益渊源千差万别的派系，其中多数人既不归附保皇，也未加入革命。夏曾佑称之为革政派。他们大都是受过不同程度西学熏陶的开明士绅，面对甲午战后“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感到“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他们担心国家陷入内乱外祸，一般不肯轻易诉诸极端形式。但如果朝廷官府一意孤行，弃黎民百姓于不顾，那么无论他们的思想学术多么正统，出身仕途多么纯正，都会暗中联合江湖草莽，断然实行暴力变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总之，只要能救国，不排除任何方式。

在此宗旨和策略原则下，他们与各种反清离异势力广结善缘，尝试使用各种方式，只是在排满一点上，觉得没有必要。套用改良或保皇的政治框架，很难涵盖其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与广泛复杂的社会联系。如果要找一个共同基点，那么必定是由传统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主体意识交织而成。这种情况到1905年后依然存在，革命与立宪的对立，不能完整地表达新知识群错综复杂的政见分歧与派系关系。深入一层将甲午至乙巳间新知识界的变化发展从人脉上循序厘清，更能具体把握前后的联系与区别。

重现复杂的历史，必须从史料入手。史学本应首先仔细准确地揭示丰富生动的史实，然后加以归纳，而不能从主观演绎，甚至削足适履地牺牲史实以求吻合抽象的原则。本书对于史料史实，穷搜深究，不厌其详，并不以早有定论作为躲懒的借口。我想借以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理想化观念（以前及现在研究的晚清国内学堂学生和近代传播业，寄托了我的另外两种理想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考据和编年是史学的最后堡垒。在当代社会人文科学正日益分解化合史学的功能，因而令一些人彷徨于危机袭来之际，找到史学不能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基因，并大力发挥其潜力，实属必要。因为，与此同时，许多社会学科也正在从史学领域寻找创新的动力。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史学伴随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明度过漫长岁月而历久不衰，其中必然蕴藏着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认真领悟史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史料与史学的种种精辟论述，如预流与未入流，真材料与伪材料，多数汇集与少数脱离，真了解之同情与穿凿附会之列等，谁能说作为历史学基础和命脉的史料学只是简单堆砌，史学没有深邃内涵？这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得的“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具有民族与史学的两重不可替代性。只有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浩瀚史料，而重史信史又导致史实变形的环境里，才能产生史学的独特认识价值。拾遗补阙，辨伪求真，了解移情的过程，也正是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程。从中发现和揭示的是历史固有的内在联系，而非外部强加的架构，可免“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之弊。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大师无不与史学相关，个中原因，除新学建立的时代潮流使然外，学科本身具有的超越与深邃，也昭示这是一片孕育大师的沃土和托载哲人的磐石。

其二，史学的这一不可替代性功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以前部分，在传统史学度过正名、资治的混沌阶段后，从乾嘉汉学到近代新学，侧重发掘学术的独立价值，经历了数百年许多代人对于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排比考校，进而澄清史实，探求脉络，为分析阐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树立了可供后人仿效运用的学术规范。相比之下，近代史的研究起步晚，又与时政、思想缠绕纠葛，而且史料庞杂，未经充分地发掘整理。因此，研究者处理自己的课题更应慎之又慎，尽可能穷尽有关史料，并做足排比考校功夫，对史实的来龙去脉及各方联系了然于胸，再下论断，切不可以论代史，观点先行。否则，轻率结论只会令历史在不断增多的形形色色见解中日益失真。

况且，就学术价值而言，论证的过程往往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更能体现学术的规范性，更易于测量学术贡献的程度。任何一种选编过的资料，在推动和方便研究工作的同时，都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制约导向作用，甚至被视为取巧的捷径。而学术批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更助长了以臆念和二手资料拼装成果的不良学风，史学的严谨功夫和基本规范被忽略，甚至有关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属性，早在1962年，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就做过详细考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著述仍然重复以往的误说。以两位先生的声望和《光明日报》的显要，这种有违于起码学术规范的疏忽实在令人费解。与某些所谓热门论争趋之若鹜的情形相比，反差更为明显。

在没有经过认真清理的史料上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大厦，好比沙上筑楼，基础很难稳固。常用近代史料中有相当部分为回忆录，受时间、政局、人事等因素的影响，错误、疏漏，甚至有意掩饰夸张扭曲之处在所难免。保皇会的勤王运动，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即是显著事例。而大量原始资料又往往夹杂隐语代号，难以释读，容易引起错解，造成死结。更多的情况则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一次性去伪不一定能还原史实，正气会即为一例。另外，美国的谢文孙教授曾以长篇专著审查分析史书，认为孙中山在辛亥时期的声望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旧正统史学所重构。这固然澄清了问题的一面。但重新查阅当时的各种史料，发觉孙中山的确得到新知识界，特别是激进分子们的普遍拥戴，只是带有几分偶像化色彩，而这种偶像化色彩后来被进一步渲染。由此可见，把领袖捧上神坛，不得不以真实价值为牺牲。而后来者在正本清源之际，应切忌偏执一端。

由丰富史料带来的大量细节，对人物事件感同身受，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近代史研究中更为重要。以外在观念解释拼装，势必重蹈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之弊。如随着研究领域在时间和层面的不断下移，地缘性越来越多地支配了学术眼界。然而，这种受社会学与人类学影响的观念方法，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成。作为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的文化集合体，中国的知识人早有天下观念和大文化意识，并以此凝聚维系国运族体。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而为外部人难于理解。将近代知识界社团的地缘性由次要服从地位夸大为支配因素的解释中，不难察觉学者自身的乡土意识（来自学术渊源与社会关系两方面），实际上是套用观察分析上古初民或近代部落社会的方法观念看待中国文化的错位。

有人认为，史学只能重构而非重现历史。按照克罗齐的看法，历史总是人们心中的历史，因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即使不受克罗齐的影响，也早有人批评乾嘉汉学的考据后来失之烦琐。如果将问题的一面引向极致，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然而，从另一角度探查，见解可能大相径庭。描述一段历史的代表性版本，如果细节上存在过量的错漏、含混、歧异之处，势必引起对整体可信度的怀疑，表明研究尚处于有待于完善深化的成长阶段。随着众多具体问题的填充补白，纠谬匡正，总体格局很可能会相应改观。庚子年那一幕大戏的底本与流行版之间的差异，便是有力例证。诚然，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本身完全重合。这里要强调的是，差距越大，研究的成熟度越低，发展潜力越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仅层面亟须扩展，即使就政治史而言，也远未见底。只要做足史学的基本功夫，心中的历史与古人的历史就可以不断接近沟通，而免于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的流弊。

其三，不论克罗齐如何说，求真始终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使认识与史实的不断接近，而是那样一种追求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将文史哲作为真善美的载体，从中发掘人类价值的极则。无独有偶，西方哲人马斯洛也以真善美为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而华夏先贤则视文史哲为致圣之道。孔子影响后世既深远且广大的《诗经》、《春秋》、《论语》，以现代的分类，即分别代表文史哲。春秋笔法固有其伦理标准，但孔子只是依据当事各方的身份地位，通过表述隐寓褒贬之义。东西贤哲所体现的，是永恒与短暂的抗衡。古往今来，任何需要牺牲史实才能维护的准则，或迟或早总要调整变更。而包括求真在内的对永恒的追求，正是知识分子坚持社会良心的基本规范。背离于此，便仅具躯壳。

20世纪中国人追求过太多的短暂，到头来盛极一时无不化作过眼烟云。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本身必定蕴藏着大量永恒的基因以及表现永恒的形式，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史学的学术性而言，考据编年不仅有作为规范化史学最后堡垒的消极永恒，更有以求真达到人类终极境界的积极永恒。与其分心于那些轰动一时，快意片刻，而很快便时过境迁，弃如敝屣的短期效应，不如返璞归真，从基础功夫中探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独步当世的内在价值，以免在亢奋与忏悔的轮回中痛苦一世，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这并非排斥求新创意。只要我们按照严谨规范老老实实地继承前人（史学常青与永恒的唯一秘诀便是传承），从而理解和运用地道的西学与地道的中学，就能够领悟并且进入学问无所谓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意境。

弃短暂而求永恒，是我对于社会、人生、宇宙的领悟。尽管短暂多于永恒，我却有幸沿着历史与史学的纽带把握住永恒，并由此捕捉到中国知识人的使命与史学功能价值的结合点。

幸而在求真的荆途上并非孤身跋涉。我先后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受惠于几位学问风格堪称楷模的导师的教诲，并且承蒙他们赐福，得以和许多师长同人朝夕相处，请益切磋，又结识了海峡两岸众多的前辈同行，更得到海外学术界师友的关怀帮助。他们的指教、勉励、督促、提携，成为我专心向学的动力、依托和凭仗，令我对世人视为畏途的茫茫史海钩沉发生莫名所以的沉迷与执着，从中领略到人生的极大喜悦。我要特别感谢日本亚细亚大学的容应萸博士、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神户学院大学的中村哲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李宗一副所长、王学庄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匡时教授，本书几章中的一些关键资料，是他们慷慨提供或指引迷津，予以方便，否则便难以解开死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对于后学的支持和对于学术的热衷，成为我将学问当成目的而非手段来追求的精神支柱。

[1] 《汪有龄来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