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可能是人们对于瘟疫最耳熟能详的俗语了，这样的说法，总体而言当然没有问题，不过具体来说，并不是每一次大灾都会带来大疫，同样，也不是每一次大疫都是因为大灾。比较典型的表现出现在嘉道时期，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南普遍大旱，道光三年（1823年），则有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降临该地，但这两次灾患之后，江南地区只有很少的县发生疫情[2]；相反，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江南地区并没有什么灾情，有不少地方甚至连岁丰稔，却出现了清代江南最为严重的大疫。[3]显而易见，灾荒不是影响瘟疫的唯一重要因素，尽管其地位独特。关于灾荒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的关系，上一章已有论述，于此不赘。这里着重来看看各种灾患与瘟疫的相关程度。

首先，看看瘟疫和灾荒总的关系。为此，选取了宝山、南汇、高淳、慈溪和昌化五个县作为考察对象，选择这五个县，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同时也考虑到：（1）这五个县对清代灾情的记载较为完备；（2）这五个县对瘟疫的记载也较为详细，在表2-2中，它们的数据均未做修正；（3）这五个县平均每县的瘟疫次数为12.2次，接近11.8次的总体平均水平，而有所高出，是考虑到瘟疫中还存在非灾荒因素；（4）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省府（州），且基本分散分布，地域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的灾患完全是根据该县县志的“祥异志”统计的，那些虽有记载、但对当时的整体社会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灾情，比如有虎出现在某乡，伤多人，某渡轮倾覆，多人遇难等，统计时未予计入。兵灾因基本集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也未做统计。结果见表5-1。

表5-1 清代江南部分县瘟疫与灾荒关联情况表

续表

数见疫情年表

从表5-1中可以看出，清代这五县灾荒与瘟疫的相关度总体为0.143，也就是说大约每7次灾荒中会出现1次瘟疫。不过实际上，由于兵灾未计入灾荒数，而瘟疫因素的疫情存在，因此，清代江南的实际相关度应该要低于这一数字。具体来说，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比较稠密的平原地区相关度较高，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地丘陵地区相关度较低。从时段上看，雍正以前相关度较低，而此后持续走高，嘉道时期下降显然与道光元年前后的瘟疫主要由非灾荒因素引起有关。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灾荒与瘟疫相关度存在的显著差别表明，瘟疫的发生，既与灾荒的种类和灾情严重程度有关，同时，除与灾荒外，也与人口、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那么，瘟疫的发生与各种灾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下面也基本按同样方法予以列表统计。

这里，也基本用同样方法选取五县作为考察对象，不过这次不用考虑瘟疫的平均数，故以嘉善县抽换了疫情记载太少不利于全面反映问题的昌化县，同时因宝山和南汇都属于现在的上海，故以常熟昭文取代南汇。统计结果见表5-2。

表5-2 清代江南部分地区瘟疫发生原因表

据表5-2，由灾荒引起的瘟疫要占到瘟疫总数的62％，如果刨除不详部分，则为81％，可见，在清代江南，绝大多数瘟疫的发生都与各类灾荒有关，特别是与水灾和风潮等关系最为密切。具体到各历史时期，顺康时期比例最高，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前面所说的该时期瘟疫与灾荒的相关度最低相矛盾，其实不然，前面所说的相关度只是表明灾荒导致瘟疫的概率较低，而后者说明瘟疫主要由灾荒诱发。实际上，这说明人口、环境、经济和习俗等因素虽然重要，但基本上需要在灾荒的配合下才发生作用。而此后，在没有灾荒的情况下发生的瘟疫增多，特别是在嘉道时期，非灾荒因素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以灾荒为诱因的瘟疫，可以说，基本上应该是从外部传入的。我们知道，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真霍乱首次从海外传入江南，而猩红热和白喉则有可能是在康熙末到乾隆末这段时间内传入我国的。这两个时期中存在着非灾荒因素引起的瘟疫，是否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些，应该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