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来无踪，去无影，有严重的传染性和巨大的杀伤力，对古代社会的人来说，无疑既神秘又可怕。因此，将瘟疫与鬼神相联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疫鬼的说法，并在岁末举行“傩礼”，以驱逐疫鬼。到了明代，许多瘟鬼开始转化为瘟神。[2]这些信仰和认识在清代江南也是广为存在的，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现乃是鬼神作祟的结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医家，往往也不能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视鬼神为瘟疫病原这一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这样一种说法中。在清代的文献中，常能见到鬼神司掌行疫册的记载，其中有一则有关关帝的故事在清代流传甚广：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关帝甚虔，梦帝谕云：明晚有五人过江，莫渡之，我今书三字于汝手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时，付之一览。舟子如其言，将手中三字捻紧。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随将手放开一照，五人忽不见，遗竹箱一，启视，尽往江南行疫册籍，舟子至吴下，传写其手中三字：、、，识者知是符谶。凡黏三字于门者，皆不染瘟疫。[3]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大众的信念中，瘟疫全然是由鬼神控制的，瘟疫流行的范围、祸及人员均早已由鬼神事先圈定。这些鬼神一般被称为瘟鬼或瘟神，在民间传说中，很早就认为瘟神或瘟鬼有五个，所以一般都称五瘟神、五方瘟神、五瘟使者等。明清时，通行于南方的五通神也具备了瘟神的功能，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嘉兴、秀水两县，疫症盛行，哄传五圣作祟，日日做戏宴待，酌献者每日数十家”[4]。当时，江苏巡抚汤斌刚刚奏毁苏州上方山五圣神像，当时传闻中说，“上方山五圣赶在嘉兴府南鳗鱼堰地方，在一石桥下堍”[5]。众所周知，上方山的五圣神又称五通神，在当时，“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6]。在瘟神信仰中，五瘟、五通、五圣等，属于五帝系列，可能是天庭之瘟部正神，司掌时疫。[7]不过，在当时的信仰中，瘟神也不是统一的为五瘟或五圣，在有些记载中，瘟神似乎又像是神仙世界的一个王。比如，常州徐昆国记录了他在康熙年间的一则“亲身经历”：

康熙某年夏，余从父赴宜兴某村催佃人租，未至，闻某地多疫，乃问兆于张王庙，吉，遂往……至则其村数家悉卧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心怯不成寐。夜三鼓，忽见舆从执烛远自田间来者，心疑甚，及至场停舆，乃绿衣纱帽人也，出坐于右手。知其神，甚惊惧。顷又有如前者，坐左手，则绛衣纱帽焉。顷之远闻呵殿声，舆从益盛，未至场，见前两神下座趋迓，至则冕旒龙衮，南面坐曰：“某等当起解？”绿衣者起立对曰：“无，解役。”冕旒者曰：“有徐某在，从父。”闻之毛发倒竖。绛衣者起立请曰：“看祠山老人分上。”遂寂然。盖以曾问卜于张王，故得免也。鸡鸣即行而访之，阖村皆死。[8]

不管怎样，在这些故事中，瘟神扮演瘟疫病原的角色都十分明显。这些瘟神除了司掌时疫外，似乎自己也行疫，比如，在前面谈到的有关关帝的故事中，那五人，应可以视作五瘟神。又如：“赵逵好笛为戏，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妪与逵言，近有五人来店吃茶，见吹笛者过，各回避。自后瘟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9]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行疫的大概还是瘟神手下的众疫鬼，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那场大疫中，当疫情在西安爆发后，时任陕西按察使的陈廷，一日对当事言：“我昨梦岳方伯来告曰：‘□现为瘟神，当驱疫鬼赴四川，此处已免，可晓谕大众，勿惧也！’”[10]所以，在当时的众多记载中，与瘟疫直接相关的不是瘟神，而是疫鬼。比如：

太湖居人皆事屠罟，独沈文宝举家好善，且买物放生。遇瘟疫时行，有人见众瘟鬼执旗一束，相语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余俱插旗。未几，一村尽瘟死，独沈阖家获免。[11]

而且疫鬼还可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嘉善就出现了专管“吊脚差使”之鬼：

邑孙姓者于水滨濯足，倏有鬼物曳之落河，半身已沉溺矣，正危急间，耳际闻呵斥声，若云：此吊脚差使应我得者，尔何妄争耶？瞥觉鬼手放松，腾出水面，遂缘案获生。而是日有邻女淹毙者，因念吊脚云云，恐别遭水厄，时切临深之惧。未几疫作，俗有所谓吊脚痧者，孙竟以是疾亡。[12]

以上这些记载多出自文人乃至医家之手，可见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当中也是很有影响的。至于一般民众，虽然缺乏自己的文字记录，不过从当时有病首先请神拜佛的民俗中[13]，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在他们当中的普遍性。另外一则有关嘉道时期常熟的记载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常熟有个姓王的人，“多鬼话，故共呼之为老鬼。其言殊动听，士庶咸乐闻之。一日，邑侯集绅士莅乡约所讲论古今事理，以训乡人，适老鬼在近设摊生理，抵掌而谈”，其中云，“疫鬼奉天使行瘟疫”，“乡人赴之者众，乡约所反寥寥焉”[14]。

瘟神疫鬼的信仰尽管由来已久，影响广泛，但毕竟虚无缥缈，难以证实。所以，人们又往往将瘟疫与一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结合起来，将今天看来与瘟疫并无直接关系的某些自然现象视作瘟疫的病原。比如空中出现的黑虹、黑气，在干旱年代出现的月光折射现象等。在地方志的“祥异志”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记载：“有黑气一条如虹，其长如匹布，从东南至西北，良久方散，是年疫。”[15]通过这样记载，方志编纂者隐含地表明了瘟疫与黑气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其实，这种联系，在其他文献中还有更明确的揭示。比如，一则笔记言，嘉兴的吴文溥尝馆于相家湖王氏，五月间，听闻“风偕黑气旋转而至，气中有物如狗直入猪圈，以印印猪，即瘟死，故曰猪瘟”[16]。这里黑气与瘟疫的关系已十分直接，只不过不是人瘟而是猪瘟而已。而萧山的王端履则借其兄之口，将黑气与瘟疫间的关系阐述得更为明白，他说：

道光辛丑（二十一年）三月，邑东乡瘟疫甚盛，曾记族朴存兄淳言：凡鬼皆依附墙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墙壁必如蚓却行而后能入。常鬼如一团黑气，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则是厉鬼，须急避之。[17]

根据以上说法，疫鬼往往是以黑气这样的形式来行疫的。当然，黑气不可能是每次瘟疫都有的现象，故也不是瘟疫疫鬼行疫的唯一形式。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又可以看到所谓的“阴兵”和“神灯”同瘟疫密切相关。比如：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南湖等处，夜有盗船屯集，高悬号灯，闪烁水面，**漾而来。诸凡殷实之家，纠集勇壮，击柝鸣金，火枪弓弩，各为守御，惊惶累月，至有迁匿城中者。但至日间，毫无踪迹。迨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民死者相枕藉。棺木无办，以盐包、芦席裹尸甚众。[18]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应是在干旱晴朗的夜晚由光的折射造成的。由于在湿润的江南，它只可能发生在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年，常常出现瘟疫，所以人们就自然地将这种当时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与瘟疫联系在一起。乾隆二十年（1755年），吴县出现了这种现象，父老俱云，这是“瘟部神放水灯”，“阴灯主疫”，明代万历年间曾有之。[19]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吴江黎里发生这事后，父老又云：“乾隆间曾有之，乃阴祟也，后必有大疫。”“是年夏，疫疠大作，死者枕藉。”[20]故在有些文献中，就把这种灯火称作“疫火”。[21]由于同黑气一样，这种联系并非必然，所以，时人又对此做出更为严密的解释。乾隆五十年（1785年），当青浦的金泽出现“神灯”后，当地的父老就说：“神火也。色赤而无光若祛邪，则一方之福；为行疫而见，则一方之灾。”[22]

尽管黑气和“阴兵”或“神灯”可能与瘟疫存在着某种间接的关联，但时人在病原意义上将二者同瘟疫联系在一起，主要还是因为，无论是黑气、“阴兵”或“神灯”还是瘟疫，都是令时人感到神秘和恐惧的现象。这种联系究其根本，不过是瘟神疫鬼为瘟疫病原的一种具体、可以观察的解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