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伤寒和痢疾都是古老的病名，不过这里所说的霍乱和伤寒都是指现代医学中的概念，与传统医学所指不是一回事。关于伤寒这一概念，绪论中已做辨析，于此不赘，仅对霍乱一词略作考辨。

（一）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33]“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34]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35]，所以又称绞肠痧。[36]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肠胃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37]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型；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在其所著的《霍乱论》中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38]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39]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40]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德贞（Dudgeon）和汤姆森（Thomson）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41]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症，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42]。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43]。

那么，它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也还有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但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有两点明显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44]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45]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46]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他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47]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大概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有关嘉靖甲子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48]。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第一次造访中国是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49]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作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50]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1822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1851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由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可能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而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时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或许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这样的话，霍乱就包括两层含义：急性肠胃炎和食物中毒之类的假霍乱即类霍乱；从印度等地传入的真霍乱。

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实际上，这类疾病也是清代江南最主要的急性传染病。真性霍乱在清代江南存在的时间虽还不到一百年，但却可以说是对当地社会危害最大的瘟疫，真霍乱的症状，除了前文所言外，还有就是它是众多急性传染病中唯一不发热的疾病，而且在吐泻的同时也基本没有腹痛。该疾病首先于嘉道之际传入我国，并迅速蔓延，几乎传遍大半个中国。在江南地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首先通过海路在宁波和上海地区登陆，继而沿主要交通线、特别是水路迅速扩散，成为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对江南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51]此后，霍乱在江南不断肆虐。

真性霍乱自1817年在印度大流行后，曾在世界各地肆虐长达一个多世纪。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52]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53]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根据我们搜集的资料，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也存在不小的出入，伍对1902年的忽视显然不符合江南的情况。除却第1次流行，清代江南可以确定的真霍乱流行情况如下：

道光十七年八九月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症。

道光二十一年，宁波霍乱流行。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杭州霍乱流行。

咸丰元年秋，象山疫。宁波再现霍乱。

咸丰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脚痧，吐泻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时即死。

咸丰十一年秋，嘉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症。

同治元年夏，石门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冻死，夏大疫，秋米腾贵，斗米千钱。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间，大疫。金山张堰夏五月大疫。青浦蒸里兵乱，田多不治，夏大疫。上海有数百人死于霍乱。秋八月既望，昆新道馑相望，疬疫大行，有全家病殁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夏秋之交，吴县大瘟疫。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吴江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

同治二年，富阳大疫。海宁自四月下旬，旱灾严重，七八月，复遭潮灾，米价腾贵。又遭时疫（原注：吊脚痧），亦伤无计。六月常熟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八月，吴江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阳信义，大乱初平，继以大疫，乡间无槥可售，尸骸枕藉。五月，嘉兴疫。时天热亢旱，酷热，盛川死疫者经掩埋局收管，三日间计死二百余，余镇亦每日各有数人，皆半日病而已。

同治三年，上海霍乱流行。

光绪三年，上海霍乱再度流行，有22位外国人死于霍乱。宁波被霍乱波及。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海温如仲春，是岁疫且饥。有251位中国人及25位外国人死于霍乱。青浦疫且饥。

光绪八年，苏州被霍乱波及。

光绪十一年，夏秋间，嘉定屡次大风雨，潮溢，秋疫症流行。宝山夏四月**雨，六月二十日飓风，秋疫。宝山罗店七八月疫，患者上吐下泻，手足挛急，子发午死，名曰子午痧，一家有毙三四人者。夏秋，湖州瘪螺痧盛行，死者日数十人。

光绪十二年，定海霍乱盛行。无锡金匮霍乱流行。

光绪十三年，吴门霍乱流行。夏秋之交，绍兴霍乱盛行。鄞县秋大疫，死者无算。慈溪秋七月大疫。奉化剡源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陧、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吊，又名绞肠痧）。不吐不泻者名干霍乱。奉化忠义乡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

光绪十四年春起，上海烂喉疫痧盛行，牵连沾染，夭亡不可胜计。同时有375人死于霍乱。宁波被霍乱波及。武进阳湖霍乱流行。

光绪十六年夏，上海时疫流行，霍乱症多，猝不及救。嘉定霍乱流行。宝山夏大疫，流行霍乱症，俗称瘪螺痧，染者多猝不及救，槥市为空。溧阳夏秋疫疠。夏秋之交，金坛盛行瘪螺痧，死无算。

光绪十七年夏秋之交，吴江黎里复大疫，初起或吐或泻，骤如霍乱，或足麻筋吊屈不能申，名脚麻痧，又名瘪螺痧，患此者甚至顷刻殒命，里人死者日数人，四乡尤甚，病者过七日，乃得无恙。长洲相城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溧阳夏秋复有疫。

光绪二十一年，常熟昭文夏疫（瘪螺痧），苏州霍乱流行。青浦秋大疫。夏，上海霍乱流行，在租界，有20名外国人和930名中国人死亡。奉化夏秋大水，有大疫。其症与十三年无异。

光绪二十五年，钱塘和仁和霍乱盛行。

光绪二十八年秋，昆山新阳大疫，市槥为空，始喉症，继时痧。常熟昭文夏疫（子午痧亦名瘪螺痧）。翁同龢在京“闻城外痧症盛行，乞药者踵相接”。长洲相城大疫。吴江震泽自春徂夏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六七月间，诸暨县发生瘪螺痧，患者多不治。枫泾大疫。平湖天降瘟灾，一家或传染数口。海盐澉浦疠疫大行，传染遍四乡，触之立毙。自五月至九月始消除。八月青浦大疫，棺槥为空。川沙大瘟疫。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

光绪三十三年，上海霍乱流行，有655人死亡。春夏多雨，江宁时疠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殂。宁波被霍乱波及。

从上可见，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年）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年）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年）至八年（1882年）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四年（1888年）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十七年（1891年）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总的说来，有三次流行高峰，一是咸同之际（1861—1864），二是光绪中期（1885—1895），三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其中后两次，与上官所列基本一致。

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起病较急。发病时先感觉腹部不适，继之出现发热，但热度高低不一；同时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大便每日数次至十数次不等，粪便一般呈水样，偶尔也带脓血。[54]虽然具有一定传染性。但极少形成大流行。[55]因此虽然霍乱或干霍乱的病名常出现在医籍中，但笔者迄今未发现嘉庆季年以前霍乱在江南流行的例子，不过有关痧的记载仍值得注意。前面已经谈到，清代的医籍中常把干霍乱称为绞肠痧，现代的一些温病学著作也将急性肠胃炎视为俗称的“发痧”。[56]痧是一个江南民间现今仍在沿用的疾病概念。那么，什么是痧？范行准曾说：“‘痧’原作沙，本出《葛氏方》，《巢源》作‘洒’，颇有撒筛音义，以状此病的散发性，故有‘沙’字之义。”有观点认为“当时（指清代）凡是传染病多以‘痧’字名之”[57]。这一说法虽有些道理，但认为当时凡是传染病均名之以痧，显然与事实有些出入，一方面，从后面的论述中，痧所指的范围要超出传染病；另一方面，传染病似乎也不完全都以痧名之，像痢疾、疟疾几乎没有称痧的，就是天花也极少称痧，痘痧合称中的痧一般是指麻疹。对此，马伯英曾给予批评，他指出，痧症“多指中暑。用刮痧等物理刺激法治。即使在宋之前，亦非范氏所云指烈性传染病。张杲《医说》引《叶氏录验方》‘辨沙病’云：‘沙病，江南旧无，今东西皆有之。原其证医家不载，大凡才觉寒慄，似伤寒而状似疟，但觉头痛，浑身壮热，手足厥冷……’似脓毒血症”[58]。批评虽有道理，但其所指却又过窄。纵观清人文献，痧这一概念的应用极为广泛，既没有一个明确的外延，且在不同人的笔下有不同的内涵，不仅干霍乱称痧，真霍乱称痧，麻症称痧（痧疹或麻痧），白喉和猩红热亦称痧（喉痧、疫喉痧、丹痧、烂喉痧），而在较早的痧症专著《痧胀玉衡》中则几乎无病不痧。晚清绍兴的张鲁峰（景焘）指出：“乃近二十年来治痧之术盛行，无论老幼男妇，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吐泻等病，率皆名之曰痧。”[59]而王士雄等人则谓：“方书从无痧证之名，唯干霍乱有俗呼绞肠痧者。是世俗之有痧，殆不知起于何时也……然亦可见前痧证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详也。迨国初时，其病渐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满洲病与番痧之名。”[60]如是，则痧症又为一类专门之症。

如果细心体会清人所谓的痧，可以发现，它基本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泛指甚于一般邪气之“毒”；二是对邪气郁遏，阻塞正气流行一类疾症的称呼。关于第一方面，比如郭志邃指出：“痧者，暑热时疫恶毒之气。”[61]王士雄称：“张路玉复分臭毒、番痧为二者，盖谓恶气更毒于秽气也。”[62]萧霆则说得更为明确：“疫痧之毒，郁于胃腑，才经发觉，胃已受伤。譬犹巨寇在家，即急为驾驭而破屋坏垣，已遭荼毒，若纵而不除，鲜有不为灰烬者矣。故于瘟疫则称‘邪’，而痧毒则称‘毒’。”[63]所以关于痧又有痧胀和发痧之称，如吴蔚光指出：“比年，南方痧症日甚：一为痧胀，一为发痧。按之古医家言，但言霍乱，今则有绞肠痧诸名；但言斑疹，今则有烂喉痧诸名。余谓是二病之所由，实皆由于气之不和耳。”[6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痧毒内闭，则为痧胀，发而现斑疹则谓发痧。可能因为发而现斑疹诸疾，一般都有专名，比如麻疹有痧疹之名，猩红热有喉痧之名，所以无特定含义的痧症一般就指痧胀。而关于痧胀的含义，到清中后期也逐渐明确。道光年间，章楠认为：“若痧证之因，实与瘟疫一类，以其邪气郁遏，故变证尤多卒暴……推瘟疫由膜原传变，痧证之邪，浅深不一，皆由郁闭使然。”[65]晚清的许起、丁甘仁则表述得更为清楚：

王晋三又辨痧即外邪骤入，阻塞其正气流行之道之谓，而痧之病义益明。至情志多郁之人，稍犯凉热，即能成痧，且不时举发，亦由气血失其宣畅也。若干霍乱亦有不因痰湿饮食之滞；但为暑蝎之气扰乱于中者，当以新汲水、地浆等治之耳。[66]

凡痧子初发时，必有寒热、咳嗽、胸闷、泛恶、骨痛等症，揆度病因，盖外邪郁于腠理，遏于阳明，肺气不得宣通，胃气不得泄越也。必用疏散之剂疏表解郁，得汗则痧麻透，诸症俱解，此治正痧、风痧、红痧之大略也。[67]

从上述可知，痧是清代运用比较灵活、含义也较为广泛的一个疾病概念，痧症，也不是指某一种疾病，而是一类具有一定共性却并不十分确定的疾病的名称。痧症包括范围显然要比类霍乱宽泛得多，不过它与类霍乱存在着密切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业已指出，嘉道以后的真霍乱往往称作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实际上，对照以上所说的痧症内涵，真霍乱吐泻均呈喷射状，根本与闭遏之象无关，它之所以被称作痧，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些症状与被叫做绞肠痧的干霍乱较为相似，而它对时人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疾病。痧症与霍乱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霍乱之所以被称为痧，主要在于时人认为：“霍乱一症，皆由寒邪郁结，气闭不通，因而吐泻交作。”[68]所以治类霍乱之药也往往被称为“痧药”，比如徐子默说：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69]

上引张鲁峰那段话中所说的腹痛、发热吐泻，应该属于类霍乱的症状。痧症无疑具有传染性，如章楠言：“要皆不出六气与秽恶酿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较少。而一方中病状相类，亦如瘟疫之传染。”[70]通常多发于夏秋的类霍乱虽然现代极少形成大流行，但由于其存在一定的传染性，在卫生条件不良的情况下，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亦属可能。类霍乱广泛存在于清代江南当属无疑，而在疫情年表中记载的康熙十二、十三年（1683年、1684年）嘉兴的痧症流行中，完全有可能存在类霍乱。另外，咸同之际大疫中就包括类霍乱。[71]

（二）伤寒

伤寒是传统医学运用最多的一个词汇，不过与这里所说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伤寒[72]（typhoid fever）名同而实异，所以虽然伤寒是过去特别是江南极为重要的传染病，但在历史文献中却没有直接对应的疫情记载。可能也正因如此，现代医史学界也很少专门讨论这一疾病。在现代温病学著作中，一般把伤寒这类疾病归于温病中的湿温。[73]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现代的医学著作对这两种疾病的解释，就不难理解。它们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湿温是由湿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初起具有身热不扬、身重肢倦、胸闷脘痞、苔白腻、脉缓等主要症状，起病较缓，传变较慢，临床表现具有湿、热两方面的症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季节性较强，虽四时皆有，但明显多发于湿热的夏秋季节；第二，病程较长，缠绵难解；第三，以脾胃为中心，弥漫全身；第四，由于湿、热二邪同时为患，故多见矛盾性症状，如身热不扬，发热而脉不数，大便数日不下而不燥结。[74]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变部位主要在小肠内的淋巴组织，典型的临床表现有持续发热、相对缓脉、玫瑰疹、脾脏大和白细胞减少等，严重的可有肠出血、肠穿孔等并发症。在发热过程中，常出现便秘、腹胀等症状。整个病程平均4周至5周。常年均可发生，但以夏秋季为多。患者以青壮年最为多见。病后可获得强而持久的免疫力，一生中很少再次罹患。主要通过水、食物和接触传播，同时苍蝇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75]

可见，两者虽不可能完全对应，但一致性是相当强的，可以说，伤寒（包括副伤寒）是湿温中的主要疾病。江南湿热的天气、密集的河网以及夏秋猖獗的苍蝇特别适合伤寒的爆发流行。实际上，在清代的医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这样的记载：“江南地卑多湿，湿温病最多。”[76]“南方卑湿，民苦湿热。每当春冬，必阴雨连绵，入夏则暑热骤降，地气上蒸，人感之，入秋不病湿温，即患疟痢。”[77]不难想见，伤寒在清代江南的夏秋季节，不过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温病而已[78]，普通的流行一般不会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只有在大荒之后，特别是水灾之年，在人们体质普遍下降、灾民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恶化以及水源受到污染等情况下，秽湿熏蒸、疫疠大作时，才有可能作为瘟疫而受到注意。但灾荒之年的大流行，其传染性和毒性往往会增强，又可能使当时的文人学士并不把它看作通常的湿温。因此，在传统的文献中，也就很难找到伤寒的直接例证了。不过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874年10月9日）《申报》中有一则直接用伤寒病名的疫情记录，据其描述的病情，也似为typhoid fever：

宁友来书云，该处东乡一带，**雨兼旬，河水陡涨，淹没田禾不计其数。其水之高者积有三五尺不等，甚至河内船只，皆从桥面撑过，亦可想见其泛滥之灾矣……又闻夏秋以来，病症极多，东乡尤为各处之冠……鄞县城厢内外，病症极广，几于挨户皆然，均患湿热头痛等症，或病伤寒，或发疟疾，每一沾身，辄为粘缠不解，以至医士无片刻暇。

另外，从一些零星描述中看，有些大疫也不无是伤寒的可能，比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地区的大疫很可能就是伤寒。[79]又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苏州水灾之后，“又有大疫，一名链条瘟，一家有疾，家家缠染；一名癞团瘟，病者皆腹胀如铁而死”[8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嘉兴梅里“夏秋大疫，感受者壮年居多”[81]。特别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宁大水之后，城中河水遭到污染[82]，“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其症大略相同，发热内烧，谵语发狂，发斑发黄……然贫蒌之家，有病至半月，不药自愈者，有发狂大渴吃冷水数瓯而得汗解者。有死去通身皆冷，心口独热，迟一二日复甦者，此理殊不可解……至立秋，患乃息”[83]。发生于夏秋水灾之后，由水污染造成，是肠道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大，而一者未见腹泻记载，二者有发热、谵语和发斑发黄的描述，显然不是霍乱和菌痢，与伤寒的症状较为相符。另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上海、嘉定和宝山等地红痧症流行；宣统三年（1911年），嘉定红痧症再次流行。[84]虽方志中没有对症状的任何描述，不过丁甘仁先生有对红痧的论述：“夏秋时之红痧、风痧，初起时寒热、骨痛、胸闷、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咽喉不痛，或咳嗽或不咳嗽，此红痧风痧之病情也。其病源良由夏受暑湿，秋感凉邪……”[85]从丁所说的发于夏秋、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由夏受暑湿而致等情状看来，也应该有可能是伤寒。

（三）痢疾

与伤寒不同，对痢疾的称呼，古今基本一致，不过在古代，除痢疾外，还有肠游、飨泄、重下和滞下等名称，至少从明代起，传统医学已对痢疾的传染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86]现代一般将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两种，它们分别是由痢疾杆菌和阿米巴原虫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前者简称菌痢，是细菌性传染病，后者为原虫性传染病。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它们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疾病，不过由于其都以肠为病灶，临床表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传统医学和现代的普通人并不加以区分。比较起来，菌痢要远远多于阿米巴痢疾，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不予区分，而且一般也主要指菌痢。痢疾临床以发热、腹痛、里急后重、腹泻浓血样便为主要表现，与类霍乱不同，没有呕恶现象。散发性的病例常年可见，高峰则出现在夏秋两季。传染方式与伤寒同。[87]根据上面所说的一些特点，痢疾也是江南常见的疫病。传统医学对痢疾的治疗相当重视，一般的医书中大多有痢疾一目，民间也都有疗痢的偏方，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二月间，江南边缘的临海等地，“雨豆谷，谷粒倍常；豆坚不可食，箭竹法实，磨粉作食，疗痢症甚效”[88]。可见痢疾的常见。同时，对痢疾流行成疫，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在疫情年表中，有关痢疫的记载有7县次，摘录如下：

康熙元年八九月，上海疾痢盛行，十家九病，献神化纸，并送鬼者满路。

康熙二十六年六七月，上海疫痢盛行，遍地患病。

康熙四十六年夏，青浦、嘉定之淞南大旱，大河俱涸，至七月十四日始雨，又挟大风，岁大祲，石米二两，秋疫痢大作。

嘉庆十三年戊辰秋八月，上海三泾庙桃花盛开，是时痢疾多不治。

同治元年六七月，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

光绪七年，奉化忠义乡六凡二十二日大水，飓风拔木坏民庐，秋痢，剧者十余日死。

光绪十四年九月中，金山张堰大起痢疾痧症，治鲜效。

同前面所述一样，年表对疫痢的记载肯定是不全面的，不过仅从这有限的记载就不难看出，就是痢疾这样现代的常见小病，过去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甚至置人于死地。在清代江南，因痢疾而死者当不在少数。故当时挽救痢疾病人的生命会被当作医术神效的例子而收录进地方志中，比如：“顾孙兰……精岐黄术……兄子慰曾患痢，危在旦夕，亦与一剂而安，神效类如此。”[89]可见，我们切不可以今日之状况来揣度古人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