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准确地判定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都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由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这种判断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第一，在历史文献中，对疫病的记载往往过于简洁，正史一般均以“疫”或“大疫”名之，就是地方志，除了对个别特别重要的瘟疫记录其病名或简要的症状，对大多数瘟疫也都以“疫”、“大疫”、“疠疫”、“疫疠”、“瘟疫”、“时疫”、“疫气”等名称一笔带过。对于这样的记载，除非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具体的描述，肯定已不可能做出更进一步的判断。

第二，祖国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在疾病命名方面存在着不少原则性的差别，“对于传染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原性诊断、病理解剖性诊断、病理生理性诊断等，并且注意几方面结合做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冗长、复杂，限定清楚。至于临床表现，西医虽视其为诊断的重要依据，但一般不做诊断用词。中医学与之不同，将临床主症既作为诊断依据，又常直接用以组成病名，至于病因与病性、病灶诊断，并非每一病名所必备，而可通过辨证诊断来补充。总之，西医命名特点是重菌毒、重病灶，中医命名特点则重病状、重性理”[1]。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病名必然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即使已经明确知道某些瘟疫的病名和一些症候，也未必就能准确判断其为现代的何种疾病。事实上，过去的某种疫病，很可能包含现在的多种疾病，相反，现代某一种疾病，也完全可能包括在过去的多种疾病之中。比如，就是古今称呼基本一致的疟疾，其实在很长时期中，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也用于指称一些寒热交作的外感热病以及痨病，所以，明初浦江的戴思恭要呼吁：“疟症不一，其名亦殊……亦有非痨非疟等疾而成寒热……不可不审。”[2]又如，今天所谓的感冒，在温病学中，既可以归入风温，亦可包括在冬温之中。[3]

第三，造成瘟疫的病原细菌、病毒等，其毒性往往会因某些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动而改变，比如，尤亚德（PaulEwald）在《传染病的演化》一书中指出，1817年，孟加拉和印度破纪录的不正常大雨加上大气中丰盛的火山尘，使全球气温降低，尤其是水温，促进了霍乱弧菌的滋长和存活，增强了其毒性。[4]既然病原的毒性会发生改变，那么，就很难断定过去某种症状与今天某种疾病不尽一致的疾病就一定不是该种疾病。

第四，同一种病原，对不同的人群完全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大家知道，人对疾病存有自动免疫功能和适应性，对于已经习惯某种疾病的人群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该种病原的传入，对未曾接触过它的人群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最典型地反映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时，天花病毒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性打击。[5]其实，即使在今天，某些对一般人群来说习以为常的病原，对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某些印第安部落仍是致命的。[6]

第五，根据某些症状诊断疾病，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毕竟众多医学著作中描述的多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事实上，按现代病理生理学的观点，“同是一种致病因素，发病链索的发展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引起疾病的变异性和多型性”[7]。而且某种疾病还每每会引发并发症。所以要全面而准确地指出清代江南发生过哪些传染病，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里能做的只是对某些较为确定的传染病做一论述以及对某些有较多症状描述的疫病做出可能的判断。显而易见，进行这类判断时保持审慎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清代江南的瘟疫，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和急性肠胃炎等肠道传染病为主，从清中期开始，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疟疾仍为各地夏秋不时出现的地方病，此外，还有大头瘟、蛤蟆瘟、羊毛瘟等一些尚不能确切判定其为今天的何种疾病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