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可以说是马勒的世纪，特别是后50年，马勒的交响乐成为炙手可热的曲目。作为一名当代的乐迷，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CD唱片店里没有马勒的唱片也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一名初级爱乐者的数量有限的收藏中，都可以轻易找到几张马勒的作品唱片。而作为指挥家来说，仅仅指挥过马勒的个别交响乐作品的经历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并可能令人无地自容。大多数声名显赫的指挥都把灌录马勒全集作为自己雄心勃勃计划的一部分，甚至在已有的马勒全集录音中，不乏名不见经传的指挥（及乐团）。

马勒现象

马勒现象可谓是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音乐文化现象，从生前的声名显赫，到身后的一度遇冷，再到如火如荼的井喷式的“马勒热”。当然，马勒在世的时候，他作为一名指挥的名声要比作曲家更大一些，他的作品不如理查·施特劳斯的卖座。这多少有点儿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老巴赫在世的时候，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技艺非凡的管风琴大师，但没有多少人将其作品奉若神作，直到100多年后，随着门德尔松等人身体力行地推动，巴赫无出其右的地位才最终获得认可。在马勒去世后，他的作品有被人遗忘的趋势，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马勒在世的时候，有相当数量的演出都是由他本人执棒的，去世后，无论是后继者还是乐团都不再有这样的义务（包括在美国亦如是）；其二，纳粹执掌德国后，犹太人马勒的作品很难获得演奏机会；其三，由于缺乏时间的洗练，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们还没有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

两次世界大战的纷扰使得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在人的精神领域。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一片萧瑟破败的景象，最美好的人文景观也饱受重创，人们在痛苦中前行，发现再也回不到神话般的浪漫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焦虑、紧张、生硬、扭曲、痛苦、绝望……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同时代人的作品——以及此前马勒的作品中。

走上神坛

人们逐渐发现，马勒的作品尤其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种种情绪、思潮、人文气质——马勒的音乐反映的就是我们的时代！他的作品永远是优雅与丑陋、葬礼回响与天堂之声、自然风光与哲思冥想缠绕在一起，各种矛盾与冲突、各种在以往的音乐作品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彼此对立的风格、气质、情绪在马勒作品中熙熙攘攘，纷繁呈现。他敏锐地把握到了即将到来的那个乱世的脉象，在他的音乐中深刻地探索着未来的音调。

需要知道的是，马勒的崛起，并非因为其音乐简单的“好听”——事实上，他的作品中，旋律和主题常常是“不好听”的，这一做法有贝多芬的影子，在贝多芬与海顿紧张的师生关系中，比较突出的一点便是贝多芬常常采用在海顿看来太过随意和粗俗的旋律作为主题，然而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设计往往令音乐焕然一新，整个作品保持着极高的品质。马勒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但不仅如此，在他作品中更有那些故意揳入乐章之间的刺耳音调、俚俗小曲、扭捏作态的曲调、生硬别扭的旋律、怪诞夸张的曲风……同那些最优美的音乐杂糅着、对置着、交错着，一幅乱世的景象，天堂与地狱的结合体……他的音乐是我们时代最为贴切的精神描述。

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作曲家的马勒声誉渐隆，整个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如获至宝。每个乐团都以演奏马勒的音乐为时尚，他的交响乐几乎成了每场音乐会必备的曲目，上演率甚至一度超过了贝多芬的交响乐。指挥界的马勒专家和权威层出不穷，交相辉映。有关马勒的学术研究、传记和相关文献的出版也如火如荼，一时间马勒遍地开花。就像马勒自己预言的：“我的时代终将到来。”

唱片工业的马勒

从20世纪50年代伯恩斯坦不遗余力地推崇马勒的作品至今，马勒作品的唱片确实可以用“成千上万”计数。像巴比罗利经典的马勒第五交响曲那样的录音，不但有胶木唱片版本、磁带版本、CD版本，更有重制母带后的SACD和其他载体版本。灌制马勒全集的指挥便可列出长长一溜：伯恩斯坦、滕斯泰特、索尔蒂、海丁克、西诺波利、库贝利克、拉特尔、阿巴多、布列兹、夏依、因巴尔（Eliahu Inbal）、纽曼（Václav Neumann）、吉伦（Michael Gielen）……尽管其中许多录音都是不同年代和音乐会现场集腋而成，但这一做法业已深入人心，即使作为消费者，收藏一套马勒全集也成为基本需要。

音乐爱好者、专业人士及唱片收藏者更是乐此不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收藏若干套“全集”，而是越来越热衷于将那些散落于各个唱片公司和小厂牌的优秀的演出录音的孤本收入囊中。同一指挥的不同年代和乐团的版本、好评如潮的现场录音、单声道时代的珍品录音……都是马勒迷们的涉猎对象。

唱片公司无疑是这一收藏热和版本热的幕后推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从唱片收益角度考虑，马勒的管弦乐作品全集（包括声乐作品）的演奏时长，是贝多芬交响曲作品全集的近三倍。马勒就像是天赐的摇钱树，后世的指挥再也不用像卡拉扬那样把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上四遍了，他们只要录制一套马勒全集便可。

过度包装的马勒

唱片公司显然对唱片收益比对总谱的版本更为关心。你很难对这一倾向有所诟病，毕竟唱片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导致了一大批垃圾录音的泛滥。在以往的年代，质量稍差的贝多芬交响曲录音，通常都是犹豫很久才推出的。通常是在贝多芬或者指挥的纪念日，要么是廉价系列，要么附赠更多的曲目……但是今天，任何有关马勒作品的录音都会被冠以华丽的包装，理直气壮地推上货架，甚至在主流电台和刊物上被大吹大擂。

走进任何一家唱片店，马勒的唱片甚至可以独占一面货架，每月都有新版唱片面市，疯狂涌入的版本冲淡了消费者选择上的差异，新版和名版一样具有**力。品质平平的名不见经传的版本甚至可能大卖，无论音乐如何，只要是历史录音，一律可能被热炒……一句话：乐迷完全被这样的碟海战术弄晕了。唱片公司用潮水一般的唱片冲刷消费者的信用卡和耳朵，他们的武器就是——马勒。它可以重新让你不自信，并以优异的音频技术弥补音乐上的苍白无力和乏善可陈。

唱片公司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利润，但客观上造成了“泡沫效应”。马勒的唱片销量已经远远高于他实际上应该获得的关注，在这场倾销大战中，马勒被过度演绎、过度包装、过度关注——他甚至被过度抬高了。多少年来，一个作曲家作品的价值，通常都可以基于他的唱片版本和数量作出判断，但这一定律在马勒身上被打破了，他的价值事实上被海量的版本所稀释了，与其说他是唱片工业的受益者（开始确实是这样），今天，倒不如说他是受害者。

过热？——指挥大师与马勒

好吧，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马勒的音乐。

马勒的音乐被广泛关注，除了与时代的精神贴合之外，与伯恩斯坦身体力行地“鼓吹”不无干系。20世纪50年代末，伯恩斯坦开始不断地坚持演出马勒的作品，并且在电台、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中和音乐普及出版物中向公众介绍马勒，为那个时代的马勒复兴运动推波助澜。伯恩斯坦与马勒同为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犹太人境遇的同情导致一大批犹太裔音乐家成为这一情愫的受益者，包括活着的伯恩斯坦和故去的马勒。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音乐作品价值判断本应持有的立场，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可能由于作曲家的出身，而不是其音乐固有的价值被抬高到了本不属于它的位置。但这一倾向在今天仍然在继续，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

有许多重要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指挥巨匠富特文格勒，生前从来没有将马勒的作品完整指挥过一遍，也没有对这位作曲家的作品特别地关注。他生前录制的马勒作品唯有一部《旅行者之歌》，尽管有的资料显示富特文格勒在战前指挥马勒作品的次数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少，但同富氏指挥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次数相比，显然少得可怜。这位“超一流”的作曲大师的作品居然没有引起富特文格勒特别的喜爱，这难道不说明点儿问题？富特文格勒生前更推崇另一位名为普菲茨纳（Hans Erich Pfitzner，1869—1949年）的作曲家，纳粹垮台后，他只指挥过若干次马勒的艺术歌曲，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没有再碰马勒的作品。

另一位指挥界的帝王卡拉扬，灌录过马勒的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九交响曲。但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卡拉扬的版本在众多名版中并非是具有说服力的版本，甚至并非是卡拉扬自己唱片录音中值得特别称道的部分。也许卡拉扬并非是发自内心地欣赏马勒的作品，这些录音中品质最好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多半是被迫回应的产物：1979年伯恩斯坦受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演出大获成功，结束后，柏林爱乐的团员一致起立，热烈的鼓掌持续了很长时间。卡拉扬无法阻止伯恩斯坦染指他的地盘，演出的成功更令卡拉扬大为窘迫。

两个月之后，卡拉扬指挥自己的军团（柏林爱乐）上演了同一曲目，其后数次演奏，直至1982年那个经典录音诞生。此后卡拉扬再也没有碰过这部作品。包括此前卡拉扬演奏马勒的作品和录音，多半可以看作是赶时髦（时代的趋势？），卡拉扬也不能“免俗”，大势所趋加之听众的品位，使他不得不指挥很多在他看来价值不大的作品，马勒的作品也许也在其中。实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马勒在他的指挥生涯中有多么被重视。

更不用说切利比达克，曾明确拒绝演出马勒的曲目，并且评价其为“冗长”和“言之无物”。这样的言论虽然看似偏激，却也透出一名指挥大师的独特视角。

我们是否也该坐下来重新审视马勒和他的音乐了呢？

马勒，走下神坛？

马勒的作品在技术和学术领域、在音乐学院的教科书中，似乎始终不如理查·施特劳斯出现的频率高。他在歌剧领域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树，倒是理查·施特劳斯不遗余力地创作了将近20部歌剧，代表了古朴的艺术形式、洛可可风格、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的结合，是瓦格纳之后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歌剧艺术。马勒的交响乐创作尽管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德奥交响乐结构的内容与形式的范畴，但与另一位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相比，显然又太过保守。肖斯塔科维奇对于交响乐结构的大刀阔斧的改造，为他赢得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的桂冠，美国音乐评论家博里斯·施瓦茨甚至说：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一挥手就改造了贝多芬—马勒的交响乐殿堂……这样的比较可以写出单独一本书。那些对于马勒进行漫无止境的吹捧的人（实际上有借此标榜自己的艺术品位之嫌），在挥洒洋洋万言之前，可否屈尊客观和冷静地进行一下类似上述的比较呢？

他的作品更像是衰败的美学思潮的对应物、末世的回响，他的作品满是时代的烙印……我们再也回不到“音乐必须是美的”那个单纯的年代，我们必须接受马勒一样的音乐吗？

他的作品永远不会像莫扎特那样形式与情感平衡匀称；也不会像巴赫那样有着登峰造极的精细与精美的几何架构；也没有理查·施特劳斯那样千变万化的瑰丽色彩（在配器天赋和功力上马勒确实逊色不少），没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结构创意和大胆笔触……

是的，这并不妨碍我们喜欢马勒的音乐，但是，在我们聆听和膜拜之前，是否最好把它摆回它应有的位置呢？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有很多声音在质疑马勒的“过热”现象。而且就像马勒当年被一定程度地忽视一样，我们是否忽视了马勒生前身后的那些也许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呢？我们是否对马勒投入了过多的关注？我们是否把马勒抬到了过分的高度？今天距离马勒出生（1860年）过去了一个半世纪，距离他逝世（1911年）也已经一个多世纪时间了，是时候让我们反思这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于他的音乐的种种过分冷落与过分热情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