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名来看，《我的耶路撒冷》显然是“我”与圣城“耶路撒冷”之间的对视与对话，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我”（朝圣者或旅行者）为视角，抒发了诗人“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疑，置身于21世纪初中东局势依旧紧张，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特殊语境中，面对着这块弹丸之地无所不在的历史遗迹（圣城、哭墙、墓园、圣殿山、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民族（以色列、阿拉伯）；核心形象（上帝、摩西、穆罕默德、约翰、耶稣）；特殊物象（石头、弹孔、竖瑟、十字架、明月、乌鸦）；自然场景（加利利湖、肯纳瑞特湖、地中海、死海、橄榄山、圣殿山）等不同寻常的处境中，一个来自儒释道文化传统的诗人“我”，不无悲悯地看到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因信仰的不同和历史的纠葛而引发的战火绵延至今，“耶路撒冷”使得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共同承受了暴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血流遍地，尸骨撕裂，恩怨未了；那些用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之爱的人却无法和平而友好地相处，终日以流血、仇恨、伤害、弹孔、泪水、恐惧、死亡为伴。诗人感到非常困惑、踌躇：“死去他们仍怀抱仇恨/山坡上埋着不一样的信仰……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耶路撒冷》）；“这座哭泣的墙上/时间的眼睛依旧流血/上帝未醒/他的儿子们仍在仇恨”（《哭墙》）。诗人哀叹自古以来，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国：“是世界喉咙里的钻石/阿拉伯肋骨中的钉子”（《以色列》）。面对在起源上如同兄弟般的两个民族，却各自以“上帝”或“安拉”之名硝烟不断，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充斥着长达千年的怨恨与血腥、冲突与混乱，诗何以为？诗人能够言说什么？阿多诺那句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依然在敲打我们的灵魂：“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这是每个怀有公义、博爱和怜悯之心的诗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一个危机四伏、暴力血腥、信仰撕裂的时代，诗还能做什么？

诗人当然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或外交家，也非超尘脱俗的宗教徒，无法提出解决实际困境的策略或路径，然而，他们却可以用另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思考，面对暴力的历史和战争的废墟发出声音，写下阻止暴力、抵抗纷争、倡导仁爱的诗句，见证历史，反思人性，在善与美被恣意**的年代保护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良善。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哪怕仅有小小的亮度，也有片刻止住了混乱。”[4]于是，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诗人桂林能够以一种外来者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感悟方式，展示了另外一个超越死亡废墟之外的自然场景——与千疮百孔的哭墙和无辜生命被殉葬的墓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或对立的场景）：“太阳将我和大海同时照亮/诺大的地中海没有阴影。”（《地中海的阳光》）在这里，“阳光”与“阴影”构成了充满张力的鲜明对比，隐喻着一种缓和尖锐、残酷、复杂、纠缠不清的历史或现实之可能维度：跨越疆域、种族、时代、宗教、文化、国家之外的阳光、大海、天空、生命，不正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共同家园吗？如果那些一边祷告一边深陷在“自己的阴影里”（《哭墙》）的每个人都能够抬起头，凝视远方蔚蓝色的地中海，就能够感觉到“风中一阵密语/肯纳瑞特的湖水清澈又沁凉”（《竖瑟》）。如果让阳光充盈温暖每个人的内心，驱逐民族仇恨或狭隘自我，那么，历史的“阴影”与自我的“阴影”也将**然无存。诗人期待着源自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们将在“在天空深处接吻”（《耶路撒冷》）；上帝所有的子民将听从耶稣的教导“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居”，战士们也将放下枪支屠刀，“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圣经·以赛亚书2∶4》）这种穿透阴影、黑夜、迷途的“光”，昭示着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意与偏见的永在之光、信仰之光或爱之光：“更高的光雪亮我的眼睛”（《我是》）；“密密的十字架在山顶发光”（《重返耶路撒冷》）；“挂在圣殿山的左边”的“大脸庞的明月”（《今夜》）；“白昼用它的光/刺穿所有谎言和错觉”（《你就在那里》）。唯有神性的救赎之“光”能够祛除人类的一切苦难与黑夜，化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所积累的各种恩怨、愁苦与伤痕。

汉学家、诗人汉乐逸认为：“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不仅不是它所置身的社会话语的简单回声，反而会反驳、质疑或补充那种话语，这正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诗歌不会盲目肯定社会其他领域所肯定的东西，它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力量，鼓励人们不断重估这些领域以及个人相对于它们的立场。”[5]面对极其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历史场景，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会直接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或站在某一方指责另一方；他往往在外部世界的众说纷纭或喧嚣不息中加入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在语言学的审美自足与社会学的责任承担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我的耶路撒冷》与其说是诗人桂林在诉说一个遥远古城的苦难与暴力，不如说他是在对“他者”的观照与言说中反诸己身，迂回地表达历经各种政治暴力与生存苦难的这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处境。穿越语言的界限与国家民族的樊篱，诗人和那些在痛苦中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感同身受，也在劈开自我狭隘之篱的撕裂中祈祷着救赎的可能：自然之阳光或神之光才是唯一可以驱逐黑暗、照亮生命的永在之“光”，它就是“爱”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