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宪军
“我需要一个英雄”（I want a hero），拜伦在《唐璜》（Don Juan）的伊始写道，但是他认为，当代世界并不能为他提供一个“真正的英雄”，所以，他为当代世界创造了一个英雄，这就是这首长诗的主人公，他被誉为“拜伦式英雄”（Byronic hero）。然而，在《唐璜》之前，拜伦早已创造出诸多他心目中的英雄：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贵公子哈洛尔德、哲理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海盗》（The Corsair）中的主人公康拉德、《贝博》（Beppo）中的主人公贝博。此外，在《阿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异教徒》（The Giaour）和《拉那》（Lara）等诗里，都有拜伦式英雄的影子。拜伦式英雄，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然而，拜伦式英雄最显著的特征，应该说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拜伦曾在一封信札中说道：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如果说不是完全在我的计划中——一直在我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很容易在我所写的任何作品中设想它的影响。我们在拜伦笔下的重要人物可以看到普罗米修斯的影子，这不仅仅是因为普罗米修斯象征着反抗专制不懈斗争的精神，还因为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重要美德——反叛、孤独、创造、自由、个人英雄主义——都体现在他的身上，而且，普罗米修斯还代表了人类的“命运”（fate）和“力量”（force）、人类的“不幸”（wretchedness）和“不肯屈服”（resistance）以及人类本质所具有的神性（Godlike）和“阴惨的归宿”（funereal destiny）：
Half dust，half deity，alike unfit
一半是尘土，一半是神圣，两者同样
To sink or soar，with our mixed essence make
均不宜沉落或升腾，我们混合的本质
A conflict of its elements and breathe
产生了元素之间的冲突，并且，呼吸
The breath of degradation and of pride
堕落的气息，以及那桀骜不驯的秉性，
Contending with low wants and lofty will
与低俗的欲望和崇高的志向进行斗争
Till our mortality predominated
直至我们人类的本性取得绝对优势。[1]
（Manfred，I，ii，40-45）
当然，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不应该是埃斯库勒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不是把天火送给人类的慈善家，而是对宙斯的统治坚持不懈的反抗者：
For I will teach，if possible the stones
如果可能，我要教导那石头站起，
To rise against Earth's tyrants.Never let it
反抗世间的暴君，决不会再说
Be said that we still truckle unto thrones；—
我们仍然屈服于君主的专制；——
But ye—our children's children！Think how we
而你，我们子孙的子孙，想一想，
Showed what things were before the World was free！
人类自由之前，我们是什么东西！
（Don Juan，Canto Ⅷ，135）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作于1816年6月。拜伦在创作《普罗米修斯》的时候有充分的个人理由把自由设想为“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2]因为该年的四月拜伦的妻子与拜伦正式离婚，而拜伦在4月24日离开了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领土。流亡是心酸的，尽管他有时似乎在享受流亡的时光，尤其在享受“自由”的时光。这是拜伦的本性使然。
《普罗米修斯》的第一诗节，涉及拜伦式英雄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拜伦式英雄是悲剧的：
A silent suffering，and intense；
默默地痛楚，凝聚心头；
The rock，the vulture，and the chain，
面对着岩石，饿鹰和枷锁，
All that the proud can feel of pain，
是骄傲的人才感到的痛苦；
The agony they do not show，
还有他不愿透露的心酸，
The suffocating sense of woe，
那郁积胸中的苦情一段，
Which speaks but in its loneliness
它只能在孤寂时吐露
（Prometheus，ll.6-11）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众人皆知，他盗取天火，送予人间，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失去自由，而且，每天饿鹰啄食其心脏，夜间心脏复长后，又被饿鹰啄食，他不得不隐忍肉体剧烈的痛苦。然而，心灵的忧伤同样惨厉，这就是“人寰所受的苦痛”（The sufferings of mortality）（Prometheus，l.2），而且，人类所遭受的“种种可悲的实情，/并不该为诸神蔑视、不睬”（Seen in their sad reality，/Were not as things that gods despise）（Prometheus，ll.3-4）。把自己的悲苦——自己极度的精神痛苦——与痛苦的现实以及外在于自己的他人的苦难融汇在一起；默默隐忍难以承受的痛苦，极度的悲观失望中永不放弃怀抱的希望，即使被铁索永固在高加索山岩上，也不言败。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的悲剧精神。而且，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与人类的悲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拜伦式英雄的悲剧，与拜伦自己的一生息息相关。伊文斯（Bergen Evans）说拜伦是“世界上杰出的享乐主义者之一，天生拥有所有的人希望拥有的美好的东西——天才、美貌、财富、社会地位、精神饱满以及吸引所有他遇见的男人和女人的魅力——并且因为他的残疾而（尽管是屈辱地且饱受折磨地）解脱了传统习俗的约束，他喝干‘生命的魅力无限的杯酒’仅仅要告诉我们‘它在满杯的时候才淳郁绵柔’。”[3]殊不知拜伦的享受以及他所拥有的美好的东西，无不浸润着悲剧的因素。拜伦度过了一个痛苦的童年，尤其因为腿瘸在接受一个庸医的治疗时受尽了折磨（甚至他最后也是因一个庸医固执地放血致死的），结果是，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这给他精神上的打击远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然而，拜伦生来就意志坚强。尽管他身残，但是他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运动健将、拳击手、骑马好手、游泳能手。这种坚强的意志，在普罗米修斯可见一斑：
But baffled as thou wert from high，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Still in thy patient energy，
但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
In the endurance，and repulse
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
Of thine impenetrable Spirit，
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
Which Earth and Heaven could not convulse，
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韧！
（Prometheus，ll.39-43）
再看拜伦式英雄：
…Have I not—
难道我不曾——
Hear me，my mother Earth！Behold it，Heaven！—
听我直言，大地母亲，看呐，苍天——
Have I not had to wrestle with my lot？
难道我不曾被迫与我的命运抗争？
Have I not suffered things to be forgiven？
难道我不曾遭受不应遭受的苦难？
Have I not had my brain seared，my heart riven，
难道我不曾烧灼心灵、心碎肠断、
Hopes sapped，name blighted，Life's life lied away？…
希望破灭、名誉扫地、濒临鬼门关？……
But I have lived，and have not lived in vain
可是我活下来了，且活得并不枉然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IV，CXXXV-CXXXVII）
而且，拜伦精神上的痛苦，远远不只是自身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人类的自由，这一点也是普罗米修斯的。拜伦“把他的悲苦——或者极度的精神痛苦——与对痛苦的现实以及外在于自己的他人的苦难之沉思溶解在一起”[4]，具有很强的意志力，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反对旧的社会体制先驱或者说是革命者。拜伦把这一社会责任感赋予他笔下的英雄。他们自我意识明确、敢于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行动、在大的社会变革中扮演领袖角色，然而，作为领袖的社会角色，往往孑然身外于普通凡人，不是与他们“打成一片，而是指挥命令”他们，[5]因此，拜伦式英雄是孤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且，在英雄摆脱社会枷锁和社会成规争取个人自由与普通民众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之间，往往存在着无形的张力。然而，不无悖论的是，英雄自身的自由，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思想的，往往显现为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从而，英雄个人的自由常常表现为对社会的担当和这一担当的具体行动。普罗米修斯，即是典型的代表。
拜伦在《普罗米修斯》一诗中所呈现的“指挥命令”，不是体现在诗歌的主人公普罗米修斯，而是表现在他对词语和格律的掌控，即“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得心应手地运作任何事物的能力”。[6]他对于词语的态度，犹如拿破仑对待众生的态度，我行我素，唯我独尊，正如他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为了征服而不顾它们的价值。”[7]其实，对词语和格律的征服，正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它们的价值，尤其它们在体现拜伦强烈的诗歌恣意纵横的意识和豪情。
拜伦式英雄的孤傲和个人英雄主义，是与英雄本人的磨难与坚韧的意志分不开的。“那郁积胸中的苦情……只能在孤寂时吐露。”孤独，是拜伦式英雄的本色；隐忍，是孤独的使然。《普罗米修斯》第二节的伊始，再次述说普罗米修斯所遭受的身心磨难：
Titan！to thee the strife was given
巨人呵！你被注定了要辗转
Between the suffering and the will，
在痛苦和你的意志之间，
Which torture where they cannot kill；
不能致死，却要历尽磨难；
（Prometheus，Ⅱ.15-17）
诗句是对普罗米修斯的描写，也预示了拜伦将要遭受的更大精神痛苦。1822年4月，他与Claire Clairmont所生的女儿夭折，同年七月，雪莱溺水身亡，拜伦觉得身心憔悴。他感觉他处于叶黄的秋天，“爱情的鲜花和果实一去不回”，而且剩下的“蠕虫、伤痕以及悲痛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做如是说。然而，在他椎心泣血惙怛伤悴（the pageant of his bleeding heart）之后，我们深深感到“他生命之力量，他辉煌而不可磨灭的真诚和坚韧之力量！”[8]他生命之力量，必定转化为诗歌，转化为对诗歌语言和格律的掌控指挥，而诗歌又是拜伦式英雄的慰藉和积蓄力量隐忍磨难的源泉：
My soul is dark — Oh！quickly string
我的灵魂黯然——哦！快快快
The harp I yet can brook to hear；
弹奏我还能勉强听的竖琴；
And let thy gentle fingers fling
让你温柔的手指拨弄琴弦
Its melting murmurs o'er mine ear.
它悠扬的音调回旋我耳畔。
If in this heart a hope be dear，
假如宝贵的希望驻入心田，
That sound shall charm it forth again：
此声会再次使它陶醉永远：
If in these eyes there lurk a tear，
假如这些眼中有泪水噙含，
'Twill flow，and cease to burn my brain.
泪会流出，以免将大脑灼干。
But bid the strain be wild and deep，
但求你的乐声深沉而粗犷，
Nor let thy notes of joy be first：
不要先将欢乐的音符奏响：
I tell thee，minstrel，I must weep，
歌手啊，告诉你，我必须哭泣，
Or else this heavy heart will burst；
否则我沉重的心就要爆裂；
For it hath been by sorrow nursed，
因为我心曾经被忧伤育养，
And ached in sleepless silence，long；
又在无眠静寂里痛得久长；
And now'tis doomed to know the worst，
而现在它定知最坏的下场，
And break at once—or yield to song.
立刻破碎——抑或屈服去歌唱。[9]
（My Soul Is Dark）
我们可以断定，拜伦凭借琴声、凭借诗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痛苦中体验生命。这首短诗与《普罗米修斯》一样，烘托的主题是意志，拜伦式英雄的意志。诗歌中所体现的“使意志屈服的意志，”以及“奋力消磨自我的自我意识的心灵，”[10]正是普罗米修斯式的。
拜伦把自己的诗歌界定为“对过去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感受”（The feeling of a Former world and a Future），[11]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短语暗示了拜伦式的忧愁（Byronic melancholy）：“对过去黄金时代与现在苦涩的对照所产生的情感。”[12]但是，拜伦的忧愁，并没有消沉为心灰意冷，而是升华为对未来的希望：在人世间，重要的是希望、希望、希望（In all human affairs，it is Hope-Hope-Hope）！[13]绝望的处境中珍藏着未来的希望，也是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精神：
His wretchedness，and his resistance，
他那不幸，他的不肯屈服，
And his sad unallied existence：
和他那生存的孤立无援：
To which his Spirit may oppose
但这一切反而使他振奋，
Itself—an equal to all woes—
逆境会唤起顽抗的精神
And a firm will，and a deep sense，
使他与灾难力敌相持，
Which even in torture can descry
坚定的意志，深刻的认识；
Its own concentered recompense，
即使在痛苦中，他能看到
其中也有它凝聚的酬报。
（Prometheus，Ⅱ.51-57）
James R.Thompson说道，拜伦的普罗米修斯是由撒旦（Satan）和浮士德（Faust）混合而成，从浮士德，拜伦汲取了他无穷无尽的抱负理想，人类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但舍去了他主动与罪恶合约的思想；从撒旦，拜伦获得了叛逆的神话和罪责的概念。[14]艾略特（T.S.Eliot）说拜伦有一副“魔相”（diabolism），在另一种意义上道出了Thompson的话。艾略特对拜伦做这样的描述：“头颅周围萦绕着尊贵之气，一种高贵的风范，属于伟大作家也是杰出人物的内在的或许无意识的波澜不惊的禀赋。”[15]由此可见，拜伦的这副“魔相”也可以说是拜伦式的英雄相。拜伦具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浪漫主义者对自由的**；而这种**激发他政治情绪的勃发，与他自己作为一个身体力行之人的形象结合起来，从而才有他的希腊冒险。他的普罗米修斯精神融汇到一种撒旦式的（或者说弥尔顿式的）精神。浪漫主义者把弥尔顿的撒旦理解为半普罗米修斯的，并且把傲慢作为一种德性来审视。
布鲁姆（Harold Bloom）同样把拜伦的诗人形象看作是普罗米修斯和弥尔顿的撒旦之结合。他这样总结拜伦的诗人生涯：“严格地说，拜伦全部的诗人生涯……可以理解为一个持之以恒的努力，即通过在其帮助下进行的创造来证明盗火是正当的，同时决不忘记正是这样的创造加剧了普罗米修斯原初的‘神圣的罪恶’。因此，拜伦在弥尔顿预言家式的恐惧的诗行中写作。”[16]或者说，拜伦式英雄，像他自己一样，负有“神圣的罪恶”感，在与命运斗争争取自由的同时，“参与自由和冒生命危险之全面的舞蹈，”而且，其结果是“悖论式地把自由意志交付给命运”，[17]看着自己的心脏滴血如柱，任凭饿鹰啄食，仍然大笑着对上天说：来吧，过了今夜，明天又是一颗叛逆、自由的心。这一点再次书写了拜伦在面对个人的和公众的非议时所具有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精神与不屑一顾的姿态。
拜伦式英雄因为犯了“神圣的罪恶”而具有自我惩罚的冲动，这也是Cooke 所谓的“奋力消磨自我的自我意识，”原因是罪恶感。或许这是人类的美德，因为原罪而有罪的意识，从而甘心情愿接受惩罚以解脱罪责，以获得拯救。普罗米修斯同样具有罪恶感：违背父命毕竟是一种犯罪，即使为了至善（“你神圣的罪恶是怀有仁心，/你要以你的教训/减轻人间的不幸，/并且振奋起人类自立的精神”[18]）。目的之伟大崇高和行为之光明磊落，并不能完全消释叛逆的罪责感。所以，哈兹利特说拜伦“固执地且不变地把自己禁闭在他自己**的巴士底狱里”，[19]大有自虐的倾向。
在拜伦式英雄，并不否认男性气质的重要性，但是个人气质（individualism）总是掩盖在性别特征（gender identity）之上。因而，“无视肉体快乐，”是拜伦式英雄的一个显著特征。[20]拜伦式英雄“在避弃低俗的感官享受的同时，/他的心灵似乎在节制中汲取营养。”[21]这样说法似乎与曼弗雷德、唐璜等形象背道而驰。Vincent Newey却说拜伦强调英雄的“世俗的本性”（earthly nature）。[22]其实，两者并不矛盾。“世俗的本性”，可以理解为“感官享受”，亦可以解释为“入世”。在曼弗雷德、唐璜等，爱情可谓“英雄”的油盐酱醋，肉体快乐是一种掩饰，“入世”才是根本所在。在普罗米修斯，肉体快乐**然无迹。或许，其中的原因在拜伦的长诗《唐璜》中茱莉亚（Donna Julia）给唐璜的信可见一斑：
“Man's love is of man's life a thing apart，
“情爱只是与男人的生活无关的东西，
'Tis a Woman's whole existence；Man may range
那是女人整个的生命；男人的一生
The Court，Camp，Church，the Vessel，and the Mart；
是在宫廷、军营、教会、舰船和集市；
Sword，Gown，Gain，Glory，offer in exchange
剑戟、衣着、财富、业绩，换来的是
Pride，Fame，Ambition，to fill up his heart，
高傲、名声、野心，来填满他的心胸，
And few there are whom these can not estrange；
很少几个男人能够抛却这样的**；
Men have all these resources，We but one，
男人拥有这一切，我们的选择就一个，
To love again，and be again undone.”
再一次恋爱，再一次失去自我。”
（Don Juan，Canto Ⅰ，CⅩCⅣ）
茱莉亚这里所说的男人，未必是“拜伦式英雄”意义上的男人。尽管一个英雄的战争业绩、盛名、雄心壮志，在拜伦的笔下往往是以反讽的笔触描写，然而“避弃低俗的感官享受”，是拜伦式英雄浪漫主义情怀的特点。
当然了，拜伦式英雄首先是“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他为民族的自由而战，
Heaven is free
苍穹挣开了乌云
From clouds，but of all colours seems to be
获得了自由，而似乎一切乌云
Melted to one vast Iris of the West.
化作西方一个巨大的彩虹。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Ⅲ，ⅩⅩⅥ）
为奴隶的自由而战，
If thou hast courage still，and would'st be free，
倘若你还有骨气，而且想要自由，
Receive this poignard-rise-and follow me！
拿起这把利剑，站起来，跟我走！
（The Corsair，Ⅲ，Ⅲ，306-307）
为思想的自由而战，
…at length，the mind shall shall be all free
最终，思想将获得彻底自由，
From what it hates in its degraded form，
摆脱它所憎恶的堕落的形式，
Reft of its carnal life
弃绝尘世的生活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Ⅲ，LⅩⅩⅣ）
Eternal Spirit of the Chainless Mind！
不受拘束的思想之永恒的精神！
Brightest in dungeons，Liberty！You art.
自由！黑暗的地牢里你最明亮。
（The Prinsoner of Chillon，1-2）
为诗歌的自由而战。
This liberty is a poetic license.
这个自由就是诗歌的恣意纵横。
（Don Juan，I，120）
自由是天赋人权，与生俱来。康德说道：“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即自由之天赋人权。”“自由是完全不受另一人意志的强迫之状态；既然，根据普遍的律法，它与所有的人的自由共在，所以，根据人类的基本原则，它是唯一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天生的、原初的权利。”[23]普罗米修斯拥有自由：自由的身份、自由的行动、自由的思想。然而，他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他却不愿为了行动的自由而向专制妥协：“你能够推知未来的命运，但却不肯说出求得和解；”[24]你要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振奋起人类自立的精神”。普罗米修斯明白，把天火送给人间，确实为人类的行动的自由带来巨大的空间，然而，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才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根本。黑格尔说道：“人作为人是自由的：正是精神的自由构成人的本质。”[25]杜威说道：“唯一具有持久意义的自由，是思想之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进行观察和判断之自由。”杜威还说，一般人把自由界定于行动之自由，或者行为的外部和物理学意义上不受约束，然而，外部的活动不能与内在的自由思想、自由愿望和自由目的分开。所以，凡是禁锢人们的思想的，都是违背自由之原则的。[26]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原初是自由的，只是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饱受磨难。“你是一个标记，一个征象，/标志着人的命运和力量；/和你相同，人也有神的一半，/是浊流来自圣洁的源泉”。[27]与普罗米修斯之出身和高加索山枷锁加身一样，“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他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8]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历史……展示自由意识在精神方面的发展，以及这一自由的实现过程。”“世界的历史只不过是自由意识之进步。”[29]而自由意识之进步反映在人类真正意义的历史，就是人类和民族为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拜伦所推崇的普罗米修斯的自由精神，在现实世界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Tree of Liberty），他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自由那陌生的大树在本地生长”。[30]对于拜伦，拿破仑是一位挥之不去的英雄。他描写拿破仑“那巨鹰，它的目光已盲无所见，/却还在高傲地飞翔，凝望着胜利的太阳！”[31]这难道不是普罗米修斯的缩影？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拿破仑把独立和自由带给人间。拜伦对拿破仑的感情，不仅仅是崇敬。拿破仑为拜伦提供了想象的力量，“抓住他最深层的心灵和自我”的力量，[32]可谓与神话的普罗米修斯比肩的英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在英国人的意识里，甚至是潜意识领域，可谓根深蒂固的动力，也有着悠久的传统：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或Magna Carta）和1688年的革命。在很多人眼里，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另一个英国的1688年革命，拿破仑是克伦威尔在世。
谈到英国关于自由的思想的传统，对拜伦影响比较大的，当属弥尔顿，如前文所说，拜伦的普罗米修斯，既是由撒旦和浮士德混合而成，而这个撒旦正是弥尔顿的撒旦。弥尔顿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之二》（Defensio Sedunda）中说道：有三种自由是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即宗教自由、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33]拜伦无论在诗歌散文还是在身体力行，均体现了弥尔顿的自由精神。除了弥尔顿之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关注人的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和公民自由（civil freedom），两者均是以自由的意识为基础。在霍布斯，自然自由即自然权利的自由，仅仅属于一个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
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34]
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状态是一个没有律法、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的战争状态。这当然不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所以，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也是不存在的。霍布斯认为，当一个人离开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的时候，他就应该以公民自由取代自然自由，而前者在于做社会律法所允许的和不做社会律法所禁止的自由。
用“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可谓拜伦在创造英雄时着意塑造的一个特征。哈洛尔德、曼弗雷德，当然包括唐璜，均是以自己认为的“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甚至，拜伦笔下的英雄自己认为的“最合适的手段”去破坏，发现并感受“把自己沉浸于具有破坏性因素的过程中的‘自由’。”[35]拜伦自己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奉行这一原则追求自由的，他要用自己认为的“最合适的手段”去破坏旧体制、旧思想对人的束缚，而且，他追求自由的过程还秉承了“坚定的意志、深刻的认识”[36]这一普罗米修斯的精神。
洛克在自然自由的基本意义上同意霍布斯的观点，即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意愿的事情而不受约束阻碍的自由，但是，他对于自然状态的概念与霍布斯的不同：自然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人们遵循自然法则生活在一起的状态：
人生来……具有完全自由的权利以及不受限制地享有自然法则下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与其他任何人或者世界上任何数目的人同等地享有，人天生拥有权利不仅保护自己的财产——即他的生命、自由、产业——不受其他人的损害和剥夺，而去判断并惩罚他人的违法行为……[37]
所以，自然法则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自由的保障。在公民社会里，公民律法也是公民自由的保障，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证自由和扩大自由的范围。
同样，拜伦所推崇和追求的自由，并不是毫无法律限制的“肆无忌惮”（licence）。他要的是法律体制的限制与语言自由和行动自由之间的平衡，这样，如洛克所言，才能保证语言自由和行动自由。拜伦在《唐璜》充分地表达了这层意思。人们所谓的不可践踏的法律，拜伦认为应该正当地遵守。不仅如此，拜伦还经常援引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为他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民众的民主权利进行辩护。
Bertrand Russell不无讽刺地说：拜伦所赞颂的自由（liberty）是“德意志邦主或彻罗基人酋长的自由，并不是普通凡人想来也可以享有的那种劣等自由。”[38]就拜伦自己以及拜伦式英雄自身的自由而言，罗素的话或许有些道理，在当时的历史社会，不是普通凡人所能享有；但就拜伦思想中的自由以及拜伦为之奋斗而且献身的自由而言，罗素的话却不免失之偏颇。最后，我们用拜伦的诗句来总结拜伦以及拜伦式英雄为之奋斗的自由，它们突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这些诗句蕴含着罗素对拜伦所赞颂的自由的界定，同时也否定了他的界定：
When a man hath no freedom to fight for at home，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Let him combat for that of his neighbours；
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Let him think of the glories of Greece and of Rome，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荣誉，
And get knock'd on the head for his labours.
为这番事业断头！
To do good to minkind is the chivarous plan，
为人类造福是豪侠业绩，
And is always as nobly requited；
报答常同样隆重；
Then battle for freedom wherever you can，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
And，if not shot or hang'd，you'll get knighted.
饮弹，绞死，或受封！[39]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1] 拜伦诗歌的引用，出自Byron's Poetry，ed.Frank D.McConnel（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1978）。译文为笔者试译。《普罗米修斯》一诗的译文，采用查良铮的翻译，有的地方略有改动。
[2] Peter Graham，“Bayron Manfred，Negativity and Freedom，”in Bernard Beatty & et al（eds.），Liberty and Poetic Licence：New Essays on Byr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54.
[3] Bergen Evans，“Lord Byron's Pilgrimage，”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341.
[4] Francis Berry，“The Poet of Child Harold，”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386.
[5] Renée Winegarten，Writers and Revolution：The Fatal Lure of Action，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4，p.89.
[6] Francis Berry，“The Poet of Child Harold，”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382.
[7] 转引自Francis Berry，“The Poet of Child Harold，”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384.
[8] Matthew Arnold，“Byron，”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469.斯温伯恩（Swinburne）对拜伦诗歌的判断是“真诚和力量”（sincerity and strength），这一点得到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首肯。“真诚和力量”也可以用来形容拜伦式英雄。关于“真诚，”罗伯逊（W.W.Robson）曾撰文《拜伦与真诚》（Byron and Sincerity，载Critical Essay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以《闻听拜伦夫人扶病后所写的诗句》（Lines on hearing that Lady Byron was ill）等诗为例，证明诗歌的形式和表现是以生活的经验为基础，是在真挚的情感作用下写出的。
[9] 这首短诗的译文从网上摘录，译者匿名。
[10] Michael G.Cooke，“Byron and the Romantic Lyric，”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373.
[11] 这个定义，是拜伦在回答“什么是诗”的时候所说的话，转引自E.D.Hirsch，Jr.，“Byron and the Terrestial Paradise，”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447。笔者查阅了拜伦的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lord Byron，repr.from the last London ed.，containing considerable additions；to which is prefixed a life，by H.L.Bulwer[Paris：A.& W.Galignali & Cm，1837 ]）的电子书稿，未找到原出处。
[12] E.D.Hirsch，Jr.，“Byron and the Terrestial Paradise，”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p.447-448.
[13] Thomas Moore（Ed.），Letters and Journals of Lord Byron：With Notice of His Life，Francfort o.M.1830，p.463.
[14] James R.Thompson，Byron's Plays and Don Juan，in Frank D.McConnell（ed.），Byron's Poet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407.
[15] T.S.Eliot，“Byron，”in M.H.Abrams（ed.），English Romantic Poets：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262.
[16] Harold Bloom，The Visionary Company：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repr.1971），p.246.
[17] Michael O'Nell，“‘A Very Life in Our Despair’：Freedom and Fatality i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in Bernard Beatty & et al（eds.），Liberty and Poetic Licence：New Essays on Byr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44.
[18] 原文“Thy Godlike crime was to be kind，/To render with thy precepts less/The sum of human wretchedness，/And strengthen Man with his own mind”（Prometheus，Ⅱ.35-38）。
[19] Hazlit，The Spirit of the Age，Kessinger Publishing Co，2004，pp.115，116.
[20] Gabriele Poole，“The Language of Freedom and Reality of Power in Byron's Mazeppa，”in Bernard Beatty & et al（eds.），Liberty and Poetic Licence：New Essays on Byr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73.
[21] 原文“But while he shuns the grosser joys of sense，/His mind seems nourish'd by that abstinence”（The Corsair，I，pp.75-76）。
[22] Vincent Newey，Centring the Self：Subjectivity，Society and Reading from Thomas Gray to Thomas Hardy，Aldershot：Scolar Press，1995，p.182.
[23] Immanuel Kant，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ight，in Mortimer J.Adler（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39，2nd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0，p.401.
[24] 原文“The fate thou didst so well foresee，/But would not to appease him tell；”（Prometheus，Ⅱ.29-30）。
[25]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Mortimer J.Adler，pp.167-168.
[26] John Dewey，Experience and Education，in Mortimer J.Adler（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55，2nd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0，p.114.
[27] 原文“Thou art a symbol and a sign，To Mortals of their fate and force；/Like thee，Man is in part divine，/A troubled stream from a pure source”（Prometheus，Ⅱ.45-48）。
[28] Jean 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in Mortimer J.Adler（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35，2nd ed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0，p.387.《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9]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Mortimer J.Adler，p.191.
[30] 原文“Freedom's stranger-tree grow native”（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I，xc）。
[31] [英]拜伦：《拿破仑的告别》，见《雅典的少女》，查良铮译，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2] John Clubbe，“Byron，Napoleon，and Imaginative Freedom，”in Bernard Beatty & et al（eds.），Liberty and Poetic Licence：New Essays on Byr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183.
[33] John Milton，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ed.by Merritt Hughes，New York：Macmillan，1957，pp.830-831.
[34] Thomas Hobbes，Leviathan，in Mortimer J.Adler（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21，2nd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0，p.86.《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5] Michael O'Nell，“‘A Very Life in Our Despair’：Freedom and Fatality i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in Bernard Beatty & et al（eds.），Liberty and Poetic Licence：New Essays on Byr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37.
[36] 原文“a firm will，and a deep sense”（Prometheus，l.55）。
[37] 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in Mortimer J.Adler（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33，2nd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0，p.44.
[38] 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Unwin，1949；1979，p.71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2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9] 此处采杨德豫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