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是什么给殷商史的研究带来了划时代的突破，那么毫无疑问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现的甲骨文字。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契刻或书写在卜甲、卜骨及其他动物骨骼上的卜辞、记事刻辞和一些别的文字。卜甲即占卜用的龟甲，其中以腹甲为多，也有少量背甲。卜骨主要是占卜用的牛胛骨。除了卜甲、卜骨以外，人头骨、鹿头骨、野牛头骨、虎骨和一些骨器上也发现了商代的记事刻辞及其他文字。甲骨文以卜辞为主，卜辞是占卜的记录。除了卜辞，也有一些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卜甲、卜骨之外的其他动物骨骼上契刻的甲骨文也是记事文字。甲骨文基本是商代后期之物，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在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和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等处也有发现，不过文字远没有殷墟发现的多。1949年后，陕西周原还发现了西周甲骨文，与商代甲骨文在特点上略有不同。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了解殷商史只能通过传世的文献资料，但传世文献中的商代史料本来就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史料中还夹杂着传说与后人的编造，这无疑使人们难以认识殷商史的真貌。直至甲骨文的出现，才大大改变了殷商史料不足的情况。这些甲骨文字不但有力地证明了商王朝存在的历史真实性，而且给了学者们了解和研究殷商史的第一手材料，把当时历史的细节直接而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甲骨文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补充，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殷商史的认识。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了用甲骨进行占卜的活动。不过商以前用于占卜的甲骨，还尚未见到文字。所以，殷商晚期的甲骨文，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商人的占卜风气非常盛行，商代的统治者，将占卜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无事不占。上至国家大事，诸如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下至私人琐事，诸如做梦、生育、疾病等，都要进行占卜。占卜有一套复杂的程序。首先，要将准备好的甲骨进行削锯、刮磨等工序，使甲骨变得整齐、平滑，并使用工具在甲骨上进行钻凿。其次用火灼烧甲骨，由于甲骨钻凿处较其他部分薄，受热时甲骨因厚薄不同而受热不均匀，导致钻凿处出现裂纹，也就是兆纹。最后，占卜者根据兆纹显示的兆象来判断吉凶。如此，一次占卜才算是结束了。占卜结束之后，占卜者还要把卜问事项的内容以及占卜的结果契刻在甲骨上，这样的刻辞就被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4个部分。叙辞又叫前辞，记录占卜的时间和卜人的名字；命辞又叫贞辞，记录占卜所问的内容；占辞是根据兆纹所判断的吉凶；验辞是事后对于占卜判断是否应验的记录。实际上具有完整4项内容的卜辞并不多，一般都没有验辞，有的也省去占辞，但前辞和占辞一般较为常见。除了卜辞之外，还发现有一些与占卜无关的记事性刻辞，主要可分为记事文字和干支祀谱两种，刻有这些非卜辞的甲骨上一般都没有钻凿卜兆的痕迹。每片甲骨上的刻辞一般都不会很长，多的几十字，少的只有一两字，而且比较程式化，有点千篇一律，但其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在5000以上，可以识别确认的只有一千几百字。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字，可惜的是除了一些象形的符号，中国目前还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可以想见，文字要达到甲骨文这个初步成熟的阶段一定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甲骨文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应该有它的前身和更早的形式。除此之外，相信甲骨文应该也不是殷商时期唯一的一种文字载体，《尚书》中记载周公的文告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和“册”二字应来自竹制或木制载籍的象形，可见，商王朝已经有用竹制、木制简册记录和保存档案及历史文献的传统，这些简册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类似《尚书·盘庚》那样商王对臣民训话的记载，估计还有不少，但或许是由于其他文字载体难以像甲骨这样长期保存不坏，所以慢慢就亡佚了。不过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考古发现会不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礼记·表记》里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反映了商人对鬼神的崇拜与迷信，具体就表现为频繁的祭祀、占卜行为。甲骨文中的卜辞非常明显地验证了这一点。不仅自然界中的事物可以成为有意志的神，商王死去的祖先，先公先王们也是有意志的神，都可以对活着的人造成巨大的影响。祭祀和占卜就是统治者与这些神灵沟通并传达他们意志的一种活动。从卜辞中可以看出，祭祀是商王朝统治者极其重要的一项日常活动，后来几乎发展到了无日不祀。《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为什么成为国之大事呢？祭祀并不是三代的特产，它源于原始时代。上古先民就经常通过祭祀先祖神灵，联合集体的力量来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凶悍的外敌作斗争。不过，那时还毕竟是原始的自然行为，当社会形态进化到国家阶段，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习俗不会突然停止。同时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还离不了这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帮助其维系统治，祭祀就进而发展成为统治方法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商王朝的祭祀带有非常强烈的鬼神崇拜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并借此成为他们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

通过对卜辞中祭祀对象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人神灵崇拜的大致情形。商人的氏族最早应该是以鸟为图腾，这从《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句子中可以窥得端倪。而从新发现的卜辞中也能发现，如商的先公王亥，在亥字上往往加上鸟的符号。王亥是上甲微的父亲，是商人眼中有大功德的先公，在后世受到隆重的祭祀。另外在卜辞中还有祭祀鸟的材料，同样反映出商人对鸟图腾的崇拜心理。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最古老的宗教崇拜形式。远古时期的商族就是把对自然物玄鸟的崇拜与对其祖先的崇拜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们的图腾崇拜。除了图腾崇拜，在商人的观念中，统管人间和天上一切的至上神信仰应该已经形成。商代人可能已经有了天的观念，但称至上神为天的说法是后起的，最早大概出现在殷周之际，西周金文中天命、皇天、天子一类的用法可以为证。商人称至上神为“帝”，并不称之为“天”。不过虽然“帝”具有至高的地位，而且可以主宰气候天象，支配农业收成，左右城邑安危、战争胜负以及商王福祸，有时还能降临人间。但商人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去向上帝祈求，而是具体地向一些自然神和祖先神祈求。各种自然神分别管理日、月、风、云、雨、雪、山川、四方、土地，主要影响自然现象，几乎不影响人事。与自然神相比，祖先神是商人最为重要的祭祀对象。商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祖先死后能“宾于帝”、“在帝左右”，先公先王们与上帝一起，共同为神。商人的祭祀中，对祖先神的祭祀占到了绝大多数。祖先神能够对人事起到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可以保佑或危害商王的健康，可以决定战争的胜利。商人认为死去的祖先可以作祟于人间，所以对于祖先非常敬畏，常常祭祀祖先以祈求其保佑并不再作祟。如盘庚迁殷时便利用了商人迷信和畏惧鬼神的心理，屡屡借用祖先神的威灵来威慑恐吓臣民，终于把他们安抚了下来。商王对祖先神的祭祀不单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也是利用人们对于祖先神的迷信与崇拜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从卜辞中对上甲以来的先公先王进行祭祀的情况来看，商人对自己的祖先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所区别的。与旁系先王相比，他们更重视直系先王；直系先王中又更崇拜那些在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王，并给予这些先王隆重的祭祀。这反映出商人或许已经有了区分亲疏的宗法意识的雏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对自然神的信仰逐渐削弱，祭祀有所减少，而对祖先神的崇拜却是贯彻始终的。

商人对鬼神的迷信程度，从他们的祭祀的复杂性上也可见一斑。商人的祭祀，种类极其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00多种，大多不见于后世；祭品也非常丰富，除了各种动物之外，还有用人做牺牲的，而且祭品数量之大，如有时多达上千头牛，也是让人瞠目的。而最能体现商代祭祀复杂性的例子，无疑是周祭制度。周祭是用5种不同祭祀对自上甲到康丁等先王先妣进行周而复始的轮番祭祀。所有的先王先妣都要按日的顺序用5种祭祀交替的方式逐一祭祀一遍，比如甲日祭祀名甲的先王，乙日祭祀名乙的先王，依此类推。对于同名的先王，也是按顺序祭祀，多数时候是一旬祭一个，少数时候一旬也会祭祀两三个先王或隔一旬祭一个。除了先王，对重要的先妣也要进行祭祀，祭祀规则也大体类似。整个周祭一般要用35旬的时间，结束了之后休息1旬，再进行新一轮的祭祀。可见周祭一轮的周期为36旬，即360天，大体等于1年（有时周祭加上一个例外旬，以37旬为一周期，目的可能是为了保持与太阳年日数相平衡）。商代人称年为祀，可能也是由于周祭的影响。通过卜辞中对周祭次序的整理，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非常复杂的周祭次序表。而通过周祭次序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商王的世系，并由此能够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进行验证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大同小异。这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可信度，为商代史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周祭虽然条理严整，但也至为烦琐，而且这还远不是商人祭祀的全部。除了周祭，还有所谓的“选祭”，就是选择几位先王同时加以祭祀；又有“散祭”，就是对先王、先妣中的某一位进行单独祭祀。像这样的祭祀还有一些，都是不包括在周祭之中的，如果再加上对上帝、自然神、先公、旧臣、诸父、诸母、诸兄、诸妇、诸子以及其他不明身份者的祭祀，可以想见，商代的祭祀几乎每天都有，而且有时一天还要祭祀好几位，其祭祀的频繁和复杂程度，不清楚是否前无古人，但至少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这也充分印证了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4]的说法。

武丁以后，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越发隆重频繁，商代的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祖先名前加上“帝”字，与上帝相提并论。如卜辞中武丁有时便被称为帝丁，祖甲有时被称为帝甲，到了末期，帝乙、帝辛更是成为最为通常的称号。这是商王将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做法，体现了商王为了加强统治有意将自己神化的意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恰恰也反映了神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加强。这一点从占卜活动中“贞人”地位的变化同样可以看出。商王以祭祀占卜来决断一切，其中掌握占卜的“贞人”可能是世袭的，他们等于通过占卜在传达神的意志，是在神与王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人，所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可到了商代后期，贞人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武丁时期，卜辞中的贞人相当之多，不同的名字有60多位；到了祖庚祖甲时期，就只剩下不到30位；再到文丁之后，卜辞中贞人的数量就只剩下个位数了。这些数字的统计虽然可能还存在分期的争议和材料的限制，但贞人数量不断减少的趋势应该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贞人所占卜事情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重要。后期代替贞人作用的，是统治者自身。商王越来越多地亲自进行占卜，他不愿看到贞人通过控制占卜来干涉他的统治的情况，所以要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另外从史书中对武乙射天、商纣“我生不有命在天”说法的记载，也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商代晚期王权不断提升的事实。纣王将自己等同于帝，将自己的王权神化到了极致，但也使商代的王权走到了尽头。

[1] （东汉）张衡：《西京赋》。

[2] 此洛水又称漆沮水，流经陕北、关中地区，在今华阴市境注入渭河。

[3] （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三年。

[4] （汉）戴德：《礼记》卷54《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