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出现到文明产生，这几百万年时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缓慢、曲折、艰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处境，其生存状态，并不比那些在他周边活动的野兽为优。不过，正是在这漫长岁月里的艰辛摸索，人类逐渐取得了三项关键性成就，为突破混沌、开创文明准备了最为根本的条件。这三项成就是：第一，人类的体质进化的完成，这在距今四五万年前，随着晚期智人的出现而达到圆满结果，人类成为地球上唯一有着复杂的思维能力并掌握了繁复的语言沟通技巧的物种；第二，人类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正是这一点使动物界中身型不过中等，无坚牙利爪可恃，无长角厚皮可用的人类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绝对优势的物种；第三，人类在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涯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条件刺激下，有可能使人类突破相沿已久的渔猎采集生活，成为食物生产者，从而最终摆脱动物式的自发生存状态，变简单被动地适应环境为积极主动地利用、改造环境。

在地质年代表上，距今1万年以来的时代，属于新生代第四纪的全新世。全新世是人类在地球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与以往任何地质时代都不一样的是，在全新世，地球的自然状态被打破，人类的创造物极大地改变了地表景观；亘古以来的地球上各物种间的关系、相处模式，也因为人类的介入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一切的源头，是开始于距今1万年左右的农业革命。

大约1万年前，随着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冰河开始融化、冰川后撤、全球气候转暖。欧亚两洲的冰原地区被森林和草原所取代，在非洲，全球冰期时的多雨气候转为干旱气候，植被和动物群也随之发生变化。更新世的不少大型动物灭绝，适于森林草原地区的中小型动物和鸟类增多。气候的改变导致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由于周边地区变成荒漠，一些地区在短时间内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如非洲的尼流河谷、近东的河谷丘陵地带（也许还有中国的黄河流域）。人口剧增必然会加重生存的压力。这时一些人就转而寻求更有保障的食物来源，比如，他们会将种子撒播地上，等待它们结出更多的籽食，或者喂养捕获的幼兽，待其长大后再食用，帮助母兽繁殖、哺育小兽等。最初的农业革命就这样发生了。

上文说过，人类在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这些知识是农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不过，仅有这些知识，或许会出现一些种植植物或驯养动物的个人行为，但要使这种早期的个人行为扩散到广阔地区，并最终导致全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则需要一些能够影响全人类的力量的推导。尽管学者们对于究竟有哪些力量，这些力量又是如何推动了农业革命的发生，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气候剧变所导致的生存压力无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毕竟，比起采集狩猎生活来，农耕生活要辛苦得多，也乏味得多，如无巨大的生存压力的驱迫，人不可能主动去选择承担农耕所需要的巨大劳动。

农业革命在全球不是同步发生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古人类学上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开始，人类发展的差距就被人为地拉开、拉大，一些地区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发生农业革命，在5000多年前就发展成为地区性的文明中心，另有一些地区则一直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还不知农作为何事。

在那些发生农业革命的地区——最早培养出了适于种植的农作物和适于驯养的动物的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也很不一致。从距今约1万年前到距今5500年前，地球上出现了3个主要的早期农耕中心：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西亚是麦类作物的原产地。距今约1万～9000年，居住在今伊朗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山地、土耳其中部和西部的丘陵山地、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区的先民已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动物。东亚则以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粟作农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为代表。中南美洲是玉米、土豆、南瓜等高产作物的故乡，此地先民在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了农耕生活。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起源的时间在距今1万年左右，和西亚地区约略同时。中国的农业起源分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小米和黄米黍粟类农业系统。

南方发现的最早的农耕遗址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万年以上，在这里发现了十分原始的陶片和水稻谷壳。同样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澄县彭头山遗址，距今9000～8000年前，这里发现有目前已知的全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及配套的灌溉设施。位于长江下游滨海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4800年，是一处典型的稻作耜耕农业遗址，这里发现了成批的骨耜木铲，用于水稻农业中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在400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由稻谷、稻秆、稻叶混在一起的堆积物，这些在仓库中储存的稻谷遗存如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0万千克以上，可见其农业的发达。

北方地区最早的农耕遗址主要发现于土厚水深的黄河中游地区，多位于大河支流所经的缓丘地带或河边台地上。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耕文化遗址，有分布区域主要在今河南省中部偏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形成于距今约1万～7000余年；分布在今河北中部、南部一带的“磁山文化”，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5400年左右；分布在今山东中、南部和江苏淮北地区的“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100年；位于泾渭流域的“老官台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多年。据考古发现，其中有些遗址已经是相当发达的农耕社区，并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如位于河南舞阳县北舞渡村的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系统，遗址面积达5.5万多平方米，已发现房基30余座、灰坑300余个、陶窑10余座、墓葬300多座，且出土有七声音阶的骨笛、刻有似文字符号的龟甲、大量碳化稻米。位于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发现储粮窖穴88个，经计算这88个窖穴的粮食堆积体约为109立方米，折合质量约为6.91万千克。

图1.1 骨笛。裴李岗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中国农业的起源不但分为南北两个系统，而且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可能是在不同地区分散起源的。

农业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农业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从单纯依赖自然的食物采集者变成积极改造自然的食物生产者。农业革命促使人类定居在土地上，而这使大量人口的集中居住，永久性建筑的修建，种种大型的、不易携带、便于日用的家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农业革命使人类开始储存粮食，积聚牲畜，并因此催生出了“财富”概念，进而发展出了“私有财产”之类的观念，由此才有一系列基于财产的管理、分配或掠夺的强制性社会制度的出现。一言以蔽之，农业革命使文明的产生成为可能。

当然，从农业的起源到文明的产生，这之间还有漫长的路途要走。有些民族用了几千年时间也未能走完这段路。一般而言，世界各地那些最早的农人们并不懂得如何让土地连年不断地产出粮食，往往在耕种数年之后，土壤的肥力被消耗殆尽，变得瘠薄不堪，农人们便不得不迁居以开辟新的可耕地。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土地的出产，再加上作为副业的渔猎采集所得，只能勉强维持糊口所需。因此，这些农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可能平均地分配食物，也平均地分配与获取食物相关的各种资源，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体成员的生存。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全方位的社会管理系统——氏族公社，进入其繁荣阶段。氏族公社是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小集团，平等和均产是氏族公社经济活动最根本的原则。要超越新石器时代平等均产的农人公社，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首先必须要在食物生产效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个突破，简言之，就是个体劳动所得，除了维持自己生存需要外还有剩余，一定地区内的剩余产出的累积，足以供养一个相当规模的、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不劳而食的群体。只有这样，那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才可能出现。显然，要实现食物生产效率的大突破，有赖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大突破。由于各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不一样，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大突破所需的技术条件也不太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使用能够深耕的金属犁才能确保土地得到充分垦殖。但也有少数得天独厚的地区，其气候适宜，土壤繁殖层深厚，地表没有被枝节交错的植被覆盖，用简单的木、石工具就可以开垦，更难得的是其土壤具有自肥能力，能够年复一年地持续实现高产。这些少数得天独厚的地区，如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地带、今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下游河谷和冲积平原、印度河河谷平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幸运的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风扬黄土沉积地带，也是这得天独厚的少数地区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下游、印度河中下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发生地。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便进入了积极主动地使用各种人造器具改造、开发环境的时代。而这种开发、改造又不得不承受着环境在更高层次上的制约，必须在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根据环境能够提供的资源，在可能的技术条件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因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总是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某些类型的器物、特别的技术特点与风格、特殊的食物选择及其制作方式、一些特定的行为习惯等，便可能因被认为行之有效而成为这个区域一定时期内人们恪守不移的传统，从而发展出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以北）北方地区等。这样的文化布局深刻地影响到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各区域文化的分布和表现。

图1.2 彩陶。新石器时代。河南博物院藏

以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中国境内农业起源后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距今7000年左右，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从距今约7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延续了2000多年时间。迄今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00多处，其分布范围，东起河南东部，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比起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仍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当时人们居住在有壕沟围绕的村落之中，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在从事农业活动之余，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彩陶制作、磨光石器的制造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整个文化区域内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

图1.3 白衣彩陶钵。仰韶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仰韶文化中期的遗址，如西安半坡等，展现了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聚落格局。整个聚落规划严整，居住区在中心，其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居住区内共40多座半地穴式房屋遗迹，中心是一座大型的近乎方形的房子，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这样统一严整的居住区布局显示当年的半坡村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集团，其中的小型房子供对偶制小家庭居住，中型房子应是未婚的青少年集体生活的处所，中间的大房子为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到仰韶文化后期，遗址中显露出父权萌芽的迹象。如从距今约5500年开始，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荥阳点军台遗址等出现前所未有的分间式房子，应当是一个父系家庭中几对过婚姻生活的成年男女所居。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长屋，应该是整个父系氏族公社成员的共同居所。

图1.4 黑陶磨光觚形器。仰韶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仰韶文化的人们以氏族公社为单位聚居生息。在仰韶文化中期，出现了聚落等级分化现象，这表明更大的社会组织系统已经出现，氏族之上，应已结成大大小小的部落集团。到仰韶文化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多级聚落体系，这表明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系统——或可称之为部落联盟，已经出现。中心聚落对其周边地区显然不只具有经济上的向心力，更可能是通过经济和超经济的手段把周边地区的财富吸纳过来。居住在中心聚落中的，应是部落联盟中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家族，这些人发展为后世的贵族。中心聚落是其辐射区域内经济交流和宗教权力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国”、“都”应是从这样的中心聚落发展而来的。距今5000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后期的中心聚落。遗址中发现的编号为“F405”的大房子，是一座有三门开和带檐廊的大型建筑，其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这一房屋的规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期编号为“F901”的建筑，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面积达130平方米的“F901”建筑主室的地面是全部为料姜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这与古罗马人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

与仰韶文化约略同时的主要有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淮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东南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其中，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尤其值得注意。

图1.5 卷龙。红山文化。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分布在辽西及其附近地区，距今五六千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人为规划过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大汶口文化在仰韶文化以东，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600年，延续近20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人制陶技艺高超。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掌握了快轮制陶技术，灰陶、黑陶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墓葬规模、随葬品差别很大。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人们发掘墓葬133座，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里的大、中、小墓差别极大。大墓不但规模大，且常有木椁葬具，随葬品丰富精美，除陶器外，还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仅随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一些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随葬有大量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表明家猪是大汶口人的一种重要的私有财产。

图1.6 镂孔陶豆。大汶口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的史前考古成果看，距今约5500～3500年，即公元前3500～前15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前段，如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红山文化中晚期，氏族公社内的平等被打破，出现贫富分化和特权集团。这个时期的后段，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是“万邦林立”，只待一个受天命而降的尊贵王者出来接受所有人的膜拜。

距今约5500～3500年，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如下：

长江中游，距今约4600～4000年，石家河文化经历了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到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石家河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其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该文化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象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图1.7 黑陶高足杯。屈家岭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图1.8 涡纹彩陶壶。屈家岭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距今约5300～4300年，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露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遗址在1936年首先被发现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分布遍及于环太湖地区，以建筑在人工高台上的贵族墓葬和发达的琢玉工艺闻名于世。1986年发现的反山墓地是土方量达2万余立方米的土筑“金字塔”，已清理的11座墓葬大多有棺椁葬具，随葬品1200余件套，其中玉器占90%。1987年发掘的瑶山遗址是祭坛和墓地的复合遗址，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已清理墓葬10多座，随葬品800多套，玉器数量尤多。良渚文化的玉器以琮、璧、玉钺等大型玉礼器为主，琮身一般通体刻有繁复的兽面纹，钺身多饰以神人兽面刻纹，璧则基本上为素面。琮、璧、玉钺在记录周文明政制礼典的集成之作《周礼》中属最高等级的玉礼器，璧圆礼天，琮方礼地，玉钺则象征天子专杀之威权。良渚文化的玉器显然被赋予了类似功能，在不同的墓葬中，玉器的组合方式或有不同，有的有琮无钺，有的有钺无琮，有的琮、钺俱有，这应该是根据墓主生前身份是祭司、还是统帅，或者兼任祭司与统帅而定。当然，说良渚文化的玉器被赋予了周代玉礼器的功能并不恰当，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周代的礼玉系统及相关观念源自良渚。

图1.9 玉璧。良渚文化。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1.10 玉琮。良渚文化。浙江省博物馆藏

2007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偶然发现，最后发掘出来的结果显示，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到惊人的290多万平方米。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黄土，夯实。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以增加城墙的防水能力。据推测，良渚古城始建于约公元前2400年，与反山墓葬大致同时，这是迄今为止在长江下游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座古城。

距今约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被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文化遍布黄河中下游广大区域。1949年以后，大量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原先的所谓龙山文化，其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因此学界将龙山文化区分为几个考古学文化，同时强调绝不能因此对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有任何的忽视。现在一般的分法是：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命名的那种遗存，其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豫东地区也有分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900—前2800年；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于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一般还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3种类型；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泾河及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新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山东龙山文化的制陶、琢玉技艺都堪称精湛，应该已经专业化。用快轮制作的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黑陶礼器，选料考究、纹饰精美的玉器是山东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20世纪80年代末新发现城子崖龙山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内遗存丰富。1986—1989年，位于临朐的朱封遗址被发掘，发现3座重椁大墓，墓内随葬大量的精美陶器、玉及绿松石等制作的装饰品，以及大量的骨制、石制箭镞，显示其时兵器已和杯盘鼎盉、装饰品之类一样，是一些人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之物。

图1.11 白陶鬶和灰陶盉。龙山文化。河南博物院藏

由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的强势兴起，地处二者之间的陕西龙山文化稍显平淡，在文化风格上也多受这两支文化的影响。陕西龙山文化的房屋和仰韶文化的一样，仍以半地穴式为主，不过与仰韶文化普遍的单间居室不一样，这个时期的房屋一般有内室和外室。在外室，正对门道常设有供炊爨的壁龛；在内室，有储藏粮食的袋形窖穴。这种变化显示在龙山文化时期，日常生活是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的，粮食也已属家庭私有。

河南龙山文化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分布范围很广，遍及河南全省，并及豫鲁、豫冀、豫皖等交界区，代表性遗址有洛阳王湾（王湾类型）、临汝煤山（煤山类型）、登封王城岗、陕县三里桥、永城王油坊、淅川下王岗、安阳后岗等。登封王城岗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形城堡。安阳后岗类型中的邯郸涧沟遗址发现有丛葬坑。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城堡。古城坐北朝南，有贯通南北的中央大道，有陶制的排水管道和土坯垒砌的门卫设施。

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覆盖的范围内的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墓葬显示的等级差别十分惊人：大墓重椁连屋，小墓仅可容身；大墓里填满了各种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最多有几只粗陶随身。狂暴的权力已经出现，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了生杀专断之威。龙山时期出现了用人牲为房屋奠基的习俗。河南安阳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15座房基发现奠基人牲27人，有的埋在墙基下，有的在房基或房基外侧的排水道下，还有的在泥墙中。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奠基坑就有人牲7具。贵族居住的设防堡垒在龙山时期大量出现，迄今为止已发现了50多座龙山时期的古城。中国古代贵族特权的一些神圣的象征物，如玉器，包括仪式用的各种玉礼器和装饰用的玉佩饰；鼎、尊等特殊型制的器物，在龙山时期被大量发现。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龙山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E.R.塞维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人类自出现以来经历了4种聚居形态，从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如下：

游团，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

部落，一般与农业经济相结合；

酋邦，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

国家，即阶级社会。

如果按此理论，那么，距今约1万年的农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境内各处的采集狩猎者们基本结成“游团”活动。在距今约1万～55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的农耕先民们在“部落”中生活。然后，从大约5500年前开始，随着贫富分化，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酋邦，在中国出现。最后，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下游一些地区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形成国家。现在已被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古城，其中应有不少是那时候出现的古国的都城。

在龙山文化晚期，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豫北、豫东的河南龙山文化出现退化现象，城郭规模缩减，制陶技术退化，而位于黄河中游豫西、豫中的河南龙山文化以及晋中、晋南的山西龙山文化则继续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雄踞中原，俯瞰四方。这时期，北方的红山文化早已衰落，东南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突然消亡，不知所终。在通向文明的征途中，位居东西南北之中，辐辏四方的中原地区（晋南豫中）最终胜出，成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以后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临万邦的中央王朝——夏朝的龙兴之所。

从考古发现可知，龙山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挖土翻地的耕具主要是磨制的石铲，装上木柄即古籍中记载的“耜”。单是河南登封王城岗（传说为大禹的都城阳城）遗址就出土了40多件这种石铲。由此可知，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靠的不是生产技术上的优势，而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的优势。这点在上文已经提及。何炳棣先生几十年前曾撰文讨论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地表厚厚的黄土层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中国北方的黄土是一种特别的土壤，其结构均匀、细小、疏松、易碎，很利于石铲木耒之类的掘土农具翻地。而且，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是非常肥沃的土壤。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即使雨水很少，也往往不需要人工灌溉就有收成。龙山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剩余之多有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就是鬶、罍、盉、高足杯等酒器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出现。而这种现象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里并不存在。总之，耜看似简陋，却是极适合黄土特性的一种农具，特别是两人各执一耜，并排协力耕作，即耦耕时，其耕种效果和生产效率都在后世人拉犁的犁耕之上。纵览中国古代农技史，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耜耕农业不仅支撑起了龙山时期的小方国，后来还支撑起了强大的商周文明。龙山时期的石耜和商周时期的石耜，无论是磨制技术、质量还是锋利程度，都处于同一水平。一直到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的翻土农具都是各种材质的耜。

至于龙山晚期黄河下游的山东、豫北、豫东等地文化出现退化现象的原因，一般认为是这些地区易受洪水泛滥影响，其文明发展进程往往因此中断，不能像中游地区的河谷台地那样获得稳定持续的发展。后来流传于世的尧舜时代大洪水的传说，可能就来自龙山晚期黄河下游的先民们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