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文字，因此很自然地，在苏美尔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正规学校教育制度的创立是苏美尔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美国著名苏美尔学家S.N.克莱默教授在评价苏美尔人的这一成就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生活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的苏美尔教师默默无闻的创造和努力，科学和知识要想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文字和知识是从苏美尔传向全世界的。”[1]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美尔人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始祖。

一、学校的产生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就已经出现了学校。在乌鲁克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上千块泥板文书中，除了经济文书和管理文书外，还有一些学生学习、做作业用的单词表。这显然表明，在这一时期学校已经存在于苏美尔了，至少苏美尔已有了学校的雏形。到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学校已遍及全苏美尔。考古学家于1902年到1903年在苏美尔的重要城市舒路帕克发掘出了许多学校的“教科书”。这些泥板“教科书”的时间可确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但苏美尔学校制度走向成熟和繁荣，则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下半期。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Andre Parrot）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马里发掘出一所学校，时间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它包括一条通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长44尺，宽25尺，小间房屋的面积为大间的1/3。大间排列着4排石凳，每条可坐1人、2人或4人，共容45人，小房排列着3排石凳，共可坐23人，很像学校的教室。两房四壁无窗，从房顶射入光线。房中没有讲课用的讲台或讲桌，只放着许多学生的作业泥板。墙壁四周的底部安放着盛有泥土的浅浅水槽，附近摆放着一个椭圆形的陶盆，地面上装点有很多亮壳。这所房舍靠近皇宫，不靠近寺庙；刚好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泥板文书的储存地也靠近皇宫，而远离神庙。有学者推断这所学校的校舍是公元前3500年的建筑，代表人类最早的学校；如果这个推断正确的话，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要比古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出现的宫廷学校早1000年。[2]

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期的泥板，其数量之巨，已以万计，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至今仍湮没在地下的有待于挖掘的泥板，其数量绝不会少。这些泥板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管理文书，内容涉及苏美尔人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很清楚地反映出，这时期的苏美尔学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相当可观。

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开始，有关学生练习和学校生活的泥板越来越多，这些泥板既有初级学生的习作，也有“毕业生”的成品。古巴比伦王国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政治强盛、文化繁荣的鼎盛期，学校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尼普尔成为书吏学校的中心，因此也成为王国教育的中心。许多重要的文献和文学作品，是通过书吏学校学生的抄写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巴比伦的书吏及其学校为保存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文化遗产，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在古巴比伦时期以后，有关学校的记载微乎其微，原因不详。

二、学校的类型

传统上一般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是在神庙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是神庙的附属物。这种看法猜测的成分居多，而缺乏确凿的证据。迄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学校遗址，至少包括三种类型。[3]第一类为邻近王宫的学校，包括在拉尔萨[4]、乌鲁克和马里等地发掘出的学校遗址。这类学校可能系宫廷或政府机关所设立。第二类为位于神庙附近的学校，例如，在沙杜普姆出现了许多辞书和文学课本，它们都埋在谷神尼萨巴及其爱人哈加的神庙地下。学者们认为，这类学校可能系神庙所设立。第三类为临近书吏居住区的学校，这类学校的遗址主要出自尼普尔和基什[5]，在这两个城市的书吏居住的地区都发现了学校用的泥板文书，包括练习作业、文学作品和参考书等。此外，在乌尔发现的学校既不临近宫廷也不临近神庙，教室中藏有3000片左右的小型学校课本，还有宗教著作、文学作品和教材纲目之类的泥板文书。这类学校可能系私立学校。至于以上三类学校哪类居于主导地位，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下定论。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神庙学校可能更为盛行，但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推测的基础上。他们推测的主要依据是传统上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经济制度的估计，即认为神庙控制着所有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但近些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最新研究已使传统上的这一论断很难站住脚。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八章的有关论述。

但据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埃拉的研究[6]，在亚述帝国私人收授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多数书吏都招收许多有志于从事书吏职业的青少年，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学生或徒弟，师徒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宛若父子。实际上，书吏往往把他的徒弟收为养子，这种“收养”关系一直持续到该少年学业有成，能够成为职业书吏为止。在一些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许多学生都自称为某某书吏之子。由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那么多年龄相仿的儿子，因此很显然他们是书吏的学生，这些学生是由其父母交给书吏来接受特训的。教师外出时经常带着许多学生见习，让他们从其老师的实践中学到经验。这样的私人教师有足够的能力使学生习得职业书吏所应具备的知识和素质。私人学校可能传授的只是实用的专业技术和技巧，不涉及科学和文学研究。

三、学校的功能

苏美尔人的学校称为“埃杜巴”（Edubba），原意为“泥板书屋”。其功能和目的首先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或书记员，以适应管理土地和经济的需要，它始终贯穿于苏美尔学校存在的全部历程。书吏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有资格成为正式的书吏或书记员。他们有的为王室、神庙和私人庄园管理土地、充当会计师，有的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管理工作，还有的在国家和政府部门担任高官。受雇于政府机关的书吏，大体上可分为高级书吏和低级书吏两类。高级书吏一般在政府要害部门任职，通常被委以撰拟帝王旨意，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充当朝廷顾问之责，他们地位显赫；低级书吏一般负责监督和起草契约，充当公证人、掌印员、土地和财产登记员、军情记录员、碑铭雕刻员及核查员和会计等。私人书吏则一般受雇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领域，充当缮写员、计算员、秘书和文牍员等。正由于书吏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富裕家庭的家长大都望子成龙心切，把孩子送进学校，这与中国古代所崇尚的“学而优则仕”大有相似之处。家长密切监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学生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时甚至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

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壮大，特别是课程设置范围越来越广，学校也逐渐成为学术中心，成为苏美尔文化和研究学问的中心。苏美尔人的学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功能，这是现代学校所不具备的，即它还是文学创作的中心。学生们通常先抄写和研习以前留下的文学作品，然后再自己从事创作。

四、学校的组织和管理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情况，我们现在知道的还不全面。苏美尔学校的最高领导称“乌米亚”（Ummia），学者们通常称其为“校长”。其本义是“专家”、“教授”或“权威”。校长被尊为学校之父，人们这样称颂他：“校长，你是塑造人性的上帝”，“你是我所敬仰之神”。位居校长之下的似乎是“年级长”，被称为阿达·埃杜巴（adda edubba），意思也是“学校之父”。[7]教师一般都任职某一专门学科，如计算教师即代数教师（dubshar nishid）、田地教师即几何教师（dubshar ashaga）和苏美尔语教师（dubshar kengira）等。教师直译为“泥板书屋的书写者”，助教则被称为“大师兄”，其职责是为学生准备新泥板以供他们抄写，检查学生的练习和作业，以及检查学生背诵课文等。在校的学生被称为“学校之子”，已毕业的学生则被称为“昔日学校之子”。除了校长、教师和学生外，学校还设有行政人员，他们被称为“泥板书屋的管理者”。学校还设有图书馆员、学生出勤检查员和校门看守人员等，对学生进行严格监督。

关于学校管理方面的材料，目前所知甚少。从现有材料看，学校主要通过奖惩制度来监督和管理学生，在约束纪律方面尤为突出。学生必须从早到晚在学校学习，中午也不许回家，自备午餐，放学后回家，学校不留宿。回家后还有作业，家长还要检查孩子的功课。例如，一位学生在叙述自己的学校生活时讲道：“我背诵了泥板，吃了午饭，准备好了新的泥板并抄写完毕，然后老师把范板给我；下午，老师又把我的练习还给我。放学以后，我就回家了，一进屋看见我爸爸坐在那儿。我把我的练习讲给他听，把课文背诵给他，他非常高兴，我也很快乐地陪伴他。”紧接着他又讲道：“当我早晨起来时，我看见了我妈妈，对她说：‘给我准备午饭，我要去上学！’我妈妈给了我两个卷饼，我便动身上学去了。到学校后，负责作息时间的同学对我说：‘你为什么迟到？’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老师面前，恭敬地行了个屈膝礼。”学生不仅不能迟到和早退，在校学习期间还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纪律。例如，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和助教，必须做到衣冠整洁，上课时不许随意讲话，开会时不能漫不经心，上课时不能随便起立，不得走出校门及必须说苏美尔语等。对以上诸项纪律，都设有专门人员负责监督。对违反纪律的学生所施行的惩罚办法，是用笞杖抽打，严重者则用铜锁链套住双脚，关两个月的禁闭，不许其走出校门。对不可救药的学生的最后手段是开除。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学生就是个典型的不守纪律者，他在自述中写道：

负责校容者对我说：“你在街上闲逛，没把衣服穿好。”于是便抽打我。

维持课堂安静秩序者责问我：“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随便说话？”于是便抽打我。

负责会场纪律者对我说：“你为什么漫不经心，怡然自得？”于是便抽打我。

行为举止的监督者指责我：“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站起来？”于是便抽打我。

看门者对我说：“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私自走出校门？”于是便抽打我……

监督语言者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苏美尔语？”于是便抽打我。

老师对我说：“你的功课太糟糕。”于是便抽打我。

因此，我开始讨厌书吏这个职业，开始荒废学业。老师也不喜欢我了，不再向我传授技艺；我再也不能成为“年轻的书吏”了，也不能成为“大师兄”了。[8]

由此可见，学校不仅纪律严明，惩罚也非常严厉。不过即使这样，这位学生仍不肯就此让自己成为“年轻书吏”和“大师兄”的梦想破灭，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非常有趣的是，几千年前的学生竟然已经懂得向老师溜须拍马，甚至行贿。这位学生的最后绝招是向家长求援。他对其父说：“再额外给教师加报酬，让他对我和善些……让他在处理学生事务时，把我考虑在内。”于是其父便依计而行，把老师请到家里，让老师坐在一个“大椅子”上，这位学生便服侍他的老师。老师首先让学生向自己的父亲汇报他在学校的学习情况，然后父亲高兴地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已张开了双臂，你赋予其以智慧；你教给了他书吏技艺的所有要点，你使他掌握了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随后父亲便请老师吃饭，赠给老师一套衣服和一枚戒指，此外还另加了一些报酬。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对学生说：“你对我的话并不记恨，也没把它当作耳旁风，愿你能自始至终地学成书吏的技艺。由于你给我礼物而毫不吝啬，给我更多的报酬，并尊重我，愿天使守护女神尼达巴成为你的护卫天使，愿你的笔写出更优美的字，愿你在兄弟中成为领导者，愿你在朋友中成为头领，愿你在毕业生中成为佼佼者，令所有进出王宫之人满意。”[9]就这样，这位屡教不改的学生又一次得到了宽恕。

五、学校的课程设置

与苏美尔和巴比伦学校的功能和教育目的相适应，其课程设置大体可分为基础课程即语言、专业技术课程和文学创作三类。由于苏美尔人建立学校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神庙等培养书吏，因此，学校首先要教会学生苏美尔语。为满足这一教学目的，苏美尔的教师设计了一套语言分类教学方法，即把苏美尔语的相关词和词组分成若干组，供学生们背诵、听写和抄写，直到学会为止。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全苏美尔的所有学校都把这种教科书奉为范本。

图13.1 世界上最早的外国人名译名词典。泥板上出现的非阿卡德语人名包括国王姓名、加喜特人的姓名和一些重要书吏祖先的姓名

图13.2 学校教科书—世界上最早的人名词典—以同一符号开头的人名表。约公元前2250年

在语言课程方面，苏美尔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他们已经能够准确、详细地阐述苏美尔语语法。在很多泥板上都能看到很长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表，这表明苏美尔人在语法研究方面已达到高度复杂的水平。不仅如此，这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字典。公元前第三千纪后期，操塞姆语的阿卡德人侵入苏美尔。阿卡德征服者吸收了苏美尔人文字的成果，而且在苏美尔语作为口语已经消失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高度重视、研究、学习和模仿苏美尔语的文学作品。在古巴比伦时期，学习和掌握苏美尔语被视为有学识和教养的标志。

图13.3 世界上第一部同义词词典

掌握了语言这门基础后，从事文学创作和学习专业技术才成为可能。文学创作课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抄写、模仿和研究过去的文学作品，其二是进行新的创作。苏美尔人最早的文学创作可能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下半期，已发现的这时期的作品达数百件，几乎都属于诗歌体裁。这些诗歌的篇幅短的不少于50行，长的则达上千行。从内容上看，它们主要包括庆祝诸神和英雄伟业的叙事诗、对神和国王的颂歌、哀悼苏美尔城市灭亡的哀歌以及格言、寓言和评论等。在苏美尔城市遗址所发现的有关苏美尔文学的5000多块泥板和残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的不成熟的习作。

在专业技术方面，学生们不仅要学习计算（代数）和测量土地（几何）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学习其他多种学科的知识。在苏美尔时期的教科书中，便出现了多种树木和芦苇的名称，几乎所有种类的动物（包括昆虫和鸟类）的名称，人体各种器官的名称，天体的名称，许多地区、城市、村庄、河流和运河的名称，以及各种岩石和矿物质的名称等。因此可以说，这些教科书的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和矿物学等多种学科。但它们在苏美尔时期还只能被称为半科学性的，因为它们不是出于纯粹的科学研究目的产生的，而只是适应某种需要的结果。虽然如此，这毕竟反映出当时的苏美尔人对这些方面的科学知识已有了初步科学的认识。在数学方面，学校已准备了许多数学表格和详细的数学问题，并附有答案。到古巴比伦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空前繁荣，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时期发达的学校教育。

六、学校的宗旨：培养“人性”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教育，几乎人所共知，在此自不必多说，只需提及一点，即人文主义运动与中学的教学和课程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人文学者都是职业的家庭教师或学校里的教师，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在学校受教时接触到了人文主义思想，并在之后将其带入更广泛的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涯的领域。”[10]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教育——也就是人类最早的学校教育——是以培养人性为最高宗旨的教育，就鲜为人知了。

苏美尔学校的最高宗旨是培养人性。正如一位亚述学家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样，“美索不达米亚的教育还是在寻求反复灌输一种——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我们必须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实际上，‘人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在苏美尔的文献中，而且出现在那些专门涉及教育目的的文献中”[11]。例如，在一份苏美尔文献中，一个学生对他的校长说：“我一直就像小狗一样，直到您打开了我的双眼。您在我身体里制造了人性。”[12]苏美尔学校培养学生人性的最高宗旨，被这位学生一语道破。

我们还拥有一份非常有趣的苏美尔文献，它由17块泥板和残片组成，时间距今约3700年，其原始的版本可能还要早几个世纪。这份泥板文书讲述了一名书吏教育其不爱上学的儿子的故事，其核心问题还是提到了人性的问题。这位书吏父亲非常失望，非常受伤，因为他的儿子拒绝子承父业而成为一名书吏。下面是他父亲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

快过来，做一个男子汉。不要伫立在公共广场中，或徜徉在林荫大道上。在大街上行走时，不要东张西望。在你的班长面前，要表现出谦恭和畏惧。当你表现出畏惧时，班长就会喜欢你。

……（以下15行毁坏）

你整天在公共广场中闲逛，你怎能获得成功？那么，追随前辈们，到学校上学去，它将对你大有裨益。我的孩子，追随前辈们，向他们请教。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不要做傻瓜，而要做智者，用魔力控制住邪恶之人，不要听信其谎言。因为我的心已完全被你的忧虑所占据，我远离你，不理你的恐惧和抱怨——不，不理你的恐惧和抱怨。由于你的吵闹，对，由于你的吵闹——我对你很生气——对，我对你很生气。因为你不尊重你的人性，我的心仿佛被一股邪风吹毁。你嘟嘟囔囔地抱怨置我于死地，你已经把我带到了死亡的边缘。[13]

在这位父亲看来，不上学，不好好学习，整天游手好闲，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人性，因此指责他“追求物质主义的成功，而放弃人文主义的努力”[14]。这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人性，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苏美尔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育以培养人性为最高宗旨的特征，还可以从人们对学校校长的称颂内容中得到反映。苏美尔学校的最高领导——校长被尊为“学校之父”，人们这样称颂他：“校长，你是塑造人性之神”，“你是我所敬仰之神”。[15]既然有校长被尊称为“塑造人性之神”这么直白的表达，那么学校是“塑造人性之场所”便是很自然的逻辑了。

文艺复兴史权威、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得好：“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16] “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关注人，重视教育对塑造人性培养完人的作用。这种教育首先要求把人从中世纪教会的禁锢和只为获得某种职业技能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在尊重人性顺乎人的自然本质的基础上鼓励热情、雄心勃勃和争取荣誉。一句话，是完成对精神的铸造。”[17]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所要“复兴”的客观对象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而其“本源”却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培养人性为最高宗旨的学校教育，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只是连接文艺复兴与其“本源”的中间纽带。

七、苏美尔学校的局限性

古代的苏美尔学校对推动苏美尔文字和文学的发展、传播苏美尔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其一，苏美尔学校基本上是贵族学校，学生一般来自富裕的贵族家庭。一方面，由于书吏是个复杂、技巧要求较高的职业，其技艺较难掌握，因此学习周期较长，学生一般要从少年学到青年，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之长的空闲时间来用于学习；另一方面，苏美尔学校实行的不是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要学生自己支付，这对贫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负担。德国著名楔形文字专家尼古拉·施奈德（Niklaus Schneider）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苏美尔学校的这种局限性。1946年，他在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众多的经济和管理文书中，发现了包括几百名书吏在内的名单，他们的名字之后大多列有其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这份名单表明，书吏的父亲主要是总督、市长、驻外使节、神庙管理者、军事长官、船长、高级税务官、各种祭司、管理者、监督官、头领、书吏、档案管理员和会计师等。从中不难看出，这些学生、书吏出身于城市公社的富裕家庭。其二，苏美尔学校基本上是男生学校，在浩繁的文献中虽然也发现有女书吏的名字，但数量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