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虽然没有取得像数学和天文学那样辉煌的成就，但同样值得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其医学文献比较丰富，其医学观念十分有趣，更重要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医学的许多领域都是人类的开山鼻祖。

一、原始楔文文献

图12.6 一部大型的医学汇纂。六栏泥板是用苏美尔文写成的医学药方，针对的是妖魔所造成的一系列疾病。每一部分都列出了药单及使用说明

除了苏美尔文献外，最古老的医学文献王朝要数古巴比伦时期的一些医学残片，随后是主要来自博阿兹柯伊的加喜特王朝时期的文献。亚述帝国时期保存了大量的医学文献，其中多数来自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所藏库云基克泥板集（Kuyunjik ?ollection），就有泥板25000块之多。纯粹的医学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记载的是症状，另一类则记载众多疾病的药方。但这两类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诊断书中也可发现药方，在药方中也往往包含诊断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非纯粹医学文献。这主要包括少量的医生之间的来往信件及诸如《汉谟拉比法典》之类的著名文献。

二、医学思想与医学观念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思想和医学观念是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载有诊断内容的楔形文字医学泥板的一个十分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医学理论的背后揭示出其基本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疾病要么源于神之“手”，要么源于恶魔的摆布，这一点同样被巫术和宗教文献所证实。医学的保护神是宁胡尔萨格女神。根据巴比伦的信仰，宁胡尔萨格女神创造了八个低级别的神，他们可以治愈口、齿、肋和胃等多种不同的疾病。人们为了同疾病，或更确切地说，同疾病的根源之一恶魔进行斗争，往往求助于尼努尔塔神及其妻子古拉女神。因此古拉女神也是医学的特别保护神，有起死回生之本领。另外，被尊为“医王”的尼那祖神及其子宁基西达也被认为是医学的保护神。宁基西达的标志是缠绕在魔杖上的毒蛇，医生这一职业也以此为象征。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还认为，世界之初并没有人，只有神，人是后来被创造的，其职责是为神服务，充当神的仆从。因此，人往往表现出服从和冒犯神的两面性，而冒犯神则被视为“罪”。在他们看来，疾病是人们因犯罪而受到的神责。这里所说的“罪”应作广义上的理解，即它不仅包括触犯法律的罪行与道德上的罪过，而且包括宗教义务履行中的小过失与疏忽，甚至于无意间对某些禁忌的违背。被得罪了的神，可能对冒犯者直接进行打击。因此，在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结语中，在巴比伦界碑及其他政治条约中，对任何破坏或篡改法典或文件之人的惩罚办法是，叫神给他们降各种“重病”。祭司和医生也都能辨识病人症状中所显现出来的诸神的“手迹”。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观念除了具有宗教和巫术的色彩外，还有其另一面，即认识自然和人体生理结构的一面。几乎在所有古代民族的观念中，都不缺乏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密切相关的思想。由于与自然界密切接触，人们便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死后可以再生，身体死后生命就会以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存在。自然界中植物的迅速变异，使人们联想到人的归宿与植物相同，于是产生了一种病理观念，认为人生的一切现象都和自然现象一致。根据占星观念，人出生时天体的运行情况可以预兆其命运。怪胎则被视为大不祥。

在生理结构的认识方面，美索不达米亚人以为血是生命机能的输送者，并进而认为藏血的器官肝脏是极为重要的生命所在。不止美索不达米亚人，多数东方民族都认为肝脏极为重要，并经常检视其两叶以确定命运。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人体右侧器官特大或异常时，预示着将来的兴旺和成功；反之，如果左侧大，则是衰弱、失败和患病的先兆。这显然表明，他们已注意到右侧或肝脏右叶大对人的影响。[29]不仅如此，美索不达米亚人还利用动物的肝脏进行占卜活动。他们把肝脏视为生命之本，认为生命的延续是血液借助营养而再生的缘故。这与古埃及人的观念多少有些不同。在古埃及人眼中，呼吸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现存的楔形文字医学泥板中，连“呼吸”一词都鲜有提及。意大利学者卡斯蒂格略尼（A.Castiglioni）对此的解释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民族认为体液运行全身，这种运行会由于失去一种被认为是生命中心的宝贵**或其进程受到阻碍而致紊乱，这些才是生命最重要的现象。”[30]

三、疾病与症状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已掌握了很多医学术语，他们已能正确地赋予一些疾病以适当的名称，并对其症状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现有的楔形文字医学文献中，已提到了各种发烧、发热病、中风、肺痨、鼠疫和头痛病等，还记载有各种眼疾、耳病、风湿、肿瘤、脓肿、黄疸症、**结石、心脏病、皮肤病、男性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以及各种性病。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甚至还能鉴别各种精神病。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不仅能对各种疾病及其症状给予描述，还能对病情发展及结果进行预测，或许可以称为预后。

除了这些根据症状而做出的理性预测外，美索不达米亚还存在一种带有宗教和巫术色彩的预后，这与他们对病因的认识也同样带有宗教性和巫术性是一致的。例如，有文献记载道：如果驱魔者（一种“医生”）看见黑猪或黑狗，病人将死亡；如果他看见白猪，病人将会活下来；如果他看见许多猪不停地翘尾巴，对病人来说，病魔将不会再缠绕他；如果乌鸦在一个人面前哀叫，他将经历悲伤之事；如果乌鸦在一个人的背后哀叫，他的敌人将遭受悲哀之事[31]；如果一条蛇落在病人的床头，他将很快康复。

图12.7 出自乌尔城的九块医学泥板。它们构成了一名医生的个人医学资料档案。泥板上的处方涉及的是皮肤病

四、药物与治疗

由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疾病来源于恶魔或神等超自然力，他们相应的治疗办法很自然地也就具有迷信和巫术的特性。有一种巫医称为阿什普（A?ipu），他们专靠巫术或施展所谓魔法来治病（降妖除魔）。还有一种医生称为阿苏（Asu），他们主要靠药物和器械为病人治病。在这两种医生之间，阿苏的作用可能比阿什普更大一些，因为文献中经常有当阿什普驱魔无效时便请阿苏以药物治疗的记载。以药物治疗或称理性疗法（Rational Treatment）乍看起来似乎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对病因的理解相冲突，但仔细地分析有关文献材料后便可以发现，原来他们用药物治疗也是取其驱魔降妖之功效，因此也具有巫术色彩。药材均来自大自然，均属于自然物，古代民族崇信和敬畏自然力的观念是无须认证的。这种药物治疗的巫术色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12.8 一块涉及驱妖治病的医学处方。处方中列出了许多植物药材，同时医嘱制作妖魔画像，焚烧之以袪病。令人惊奇的是，处方中给出了画像的细节指导。约公元前600—前500年。出自波尔西帕

第一，阿苏在进行药物治疗的过程中，有时也同时口念咒语，或者兼用其他“魔法”作为辅助。例如，一位病人患有肠胃气胀的病痛，阿苏让他喝药以减轻病痛的同时，还伴随以咒语。再如，一位阿苏在给国王治病的过程中，在用绷带缠住患处的同时，还把一个驱邪的护身符挂在国王的脖颈上。[32]

第二，人们相信自然药物可以起到驱邪降魔的作用，可以抗拒邪恶的超自然的神力。例如，一位高级阿苏（Rab Asi）在致国王的一封介绍他所使用的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送给国王陛下的药有两种，它们各不相同……我主国王可能会问：‘它们有何功效？’它们有很好的驱魔作用，或者对妇女生育有好处。”又如，一份材料这样记载道：“如果一个魔鬼之手仍坚持不放，以至于阿什普无能驱赶之，你（即阿苏）应将八种药混合在一起以便将它赶走。”[33]

第三，有些治疗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似乎没有直接的实际作用。例如，在治疗男人的阴茎疾病时，采用的是一种叫“母驴**”的东西。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海贝壳，其之所以得此奇特的名字，无疑源于其形状和大小。用法是将它碾碎放入青铜管中，然后吹进阴茎中去；或者用啤酒冲泡后喝下。很难说这种疗法会对病症产生直接影响，但其反映出的以女性**或类似物治疗男性**的魔术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图12.9 这块泥板包含两个处方，涉及许多植物和蔬菜药物。与许多医学泥板不同，这是一名医生亲自开出的原始处方，而不是图书馆收藏的抄本。约公元前600—前400年，可能出自巴比伦

需要指出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医生采用的药物疗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迷信和巫术思想，但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是不容否认的。如同人类早期的许多其他科学都隐藏在宗教迷信和巫术的背后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也不例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美索不达米亚医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宗教迷信和巫术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医学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医药和治疗知识才是本质的体现。

美索不达米亚医生所使用的药物的种类和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反映出他们已经能识别出多种药物的药性及功能，已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即使仅仅从驱魔的角度考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无疑懂得用何种药来驱何种魔。他们的药材均由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质组成。仅在保存不完整的苏美尔第十五医方中，植物类就有梨、松树、李树、百里香、没药、芥、枞树、枞脂、无花果、灯芯草、柳树和“海树”等28种，动物类包括鳖甲、水蛇、母牛身孕（？）的毛和蝙蝠屎4种，矿物质有河泥、原油、泥沥青、盐和girbi（硝？）瓶的沉淀物5种，加上被毁的药名，三类药物总计多达40余种。其他材料中所记载的常用药还包括藕、橄榄、月桂、桃金娘、鸡尾兰、大蒜、罂粟籽、椰枣、香芦秆、大麦壳和阿魏（一种伞形科植物）等多种植物，蜂蜜、牛奶、蜥蜴和蝎子等动物及其产品，明矾、铜、铁和硫黄等矿物质。属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一份医学材料还提到了一种水蛇皮，可能表明水蛇也被用作药材。

从药剂类型上看，除注射液外，一切可行的药剂都有，如内服酊剂、外敷膏剂、外搽洗剂、混合剂、吸剂、熏蒸消毒剂、滴注剂、泥腌剂、灌肠剂和栓剂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懂得安全用药常识，在药瓶上贴上必要的标签，标明用法与用量及有关注意事项即医嘱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既是制药巧匠，也是用药高手，他们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现结合文献材料概括如下：

第一，混合剂内服法。一份文献指示：如果某人胃热，不能饮食，应取柽柳属植物籽，与蜂蜜和凝乳混合，服下后即可康复。

第二，外部擦洗法。苏美尔第十二医方载：“将鳖甲、抽芽的（？）那加植物（Naga）、盐（和）芥研末筛细，合揉成团；用优质啤酒（和）热水洗（患处）；将它（整个药团）用力涂擦（患处）；涂擦后，用植物油涂擦，（再）撒上（？）枞树末。”

第四，灌肠疗法。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612年以前）一份治疗胃病的处方为：“为驱胃热，还可将……香芦秆……（名字失）、阿魏（一种植物）、椰枣、松脂混合后研成碎末，用啤酒浸泡，用炉加热，取出，过滤，冷却；然后加入大麦壳（？），最后再倒入玫瑰香水。把它倒入肛门后，即可康复。”

第五，气熏和滴注法。“如果某人患病，你应将阿勒颇松脂、波斯树脂和姜黄脂置于火中，以此熏病人的鼻孔；口中含满油，使之流入鼻孔，尔后将康复。”

第六，吸入法。一份治疗肺病的处方这样写道：“把一些植物或蔬菜配料备好，在油、啤酒和凝乳中浸泡，然后——你将准备一些……陶壶，用麦团封好边缘，把备料放在火上煮沸，在其中插入一根芦苇管，让病人吸水蒸气使之进入肺脏，他将康复。”在另一份不知治疗何病的处方中所指示的方法为，用多种植物把药物配制好后，病人应口含药物，使之紧贴鼻孔内壁，然后用鼻吸，如此将康复。

此外，还有一些较特殊的药物疗法。例如，如果某人患咳病，应将安息香（一种植物）在强啤酒、蜂蜜和精油中搅拌均匀，然后让病人空腹用舌头摄取，用啤酒和蜂蜜蒸热后让他服下。再用翎毛捅他，使他呕吐。然后，他应再吃蜂蜜和凝乳的混合剂，喝甜葡萄酒，后可康复。

除药物疗法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经常使用器械疗法、体操疗法和按摩法等。

从以上所举药物治疗方法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苏美尔人不仅掌握了大量药物，而且在临床医学上达到了从单味药到多味药的配合应用阶段，他们所留下的处方所含之药少则两三味，多则六七味。他们还制成了配剂，其医学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亚述帝国时期，医学更前进了一大步，该时期的医方不仅涉及十多味药，而且还标明剂量，说明亚述人的药物学已更上一层楼。

五、外科和解剖学

外科手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恐怕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从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便可略见一斑。法典的第215～223条对实行各种手术进行了规定，第224～225条则涉及的是兽医为牛和羊等实施手术。根据法典判断，巴比伦医生的外科手术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法典中所涉及的外科医疗事故可能时有发生。这与巴比伦人的解剖学水平是相称的。从现有的楔形文字诊断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巴比伦人没有较发达的解剖学或生理学知识。他们不知道人体大部分器官的功能，只是把它们简单地视为各种情感的源泉。巴比伦人解剖学方面的局限可能与宗教禁忌有关。巴比伦宗教禁止解剖死人的尸体，但这种障碍可以通过对动物解剖的细心观察得到部分的克服。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巴比伦人对动物解剖学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细微的观察，但也只局限于肝脏占卜的“伪科学”领域，还远谈不上科学的观察。而且只有健康的动物才被用于占卜牺牲或其他目的，这种选择牺牲的方法使巴比伦的牧师无法获得患有重病的动物器官，因此无法掌握更丰富的经验，从而推及人体相应的患有病症的器官。阻碍解剖学发展的另一个比宗教禁忌更大的障碍，是巴比伦人的医学观念，即他们所认为的疾病乃源于魔鬼的控制。这种认识使巴比伦人倦于探究有关人体器官方面的知识。

六、卫生学与预防学

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人没有卫生学和预防学的概念，但有些材料似乎与这一看法相左。在这些材料中，第一类是确凿的文字材料。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马里王国末代国王兹姆里利姆在给其妻子什布图（Shibtu）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我听说纳纳米女士病了，她跟宫里的人接触很多。她在她的房间里会见过许多女士。听着，要严格禁止任何人用她喝过的杯子，坐她坐过的椅子，睡她睡过的床。不许她再在她的房子里会见许多女士。那种病是传染性的。”第二类是实物证据。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石头建的厕所，并且还附带有石铺的大阴沟，可见巴比伦人已知道使用地下污水道了。第三类是思想观念方面的证据。对巴比伦有关泥板的研究表明，巴比伦人认为一些小动物是带菌者，使人生病，因而视之为神怪。巴比伦的神学中也有一种象征，如认为瘟神状如昆虫，这说明他们可能已认识到昆虫可以传播传染病了。

图12.10 由拉尔萨的医生为拉尔萨王苏穆埃尔的生命献给尼尼西娜女神的玉狗雕像。公元前1894—前1866年。出自特罗（古代吉尔苏）

最后，有必要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做一简单的评估。这里我们援引乔治斯·罗克斯的比较中肯的评论，他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虽然还包裹在迷信之中，但已经有了某些实证科学的特征。它部分留给了希腊人，与埃及医学共同为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希波克拉底[34]改革铺平了道路。但在存在的两千年中，它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像他们的天文学家一样，把他们的技术建筑在形而上学教义之上，因此没有有成效地寻求合理解释。他们能够回答许多‘何时’与‘何物’的问题，但缺乏好奇心，没有兴趣问自己几声‘如何’与‘为何’。他们从未想创立理论，而是谦虚地——也许是明智地——搜集资料，为此不遗余力。说他们的成就往往超过古代东方其他有学问的人，那是十分公正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