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第一次建立了横跨亚非两个大陆的庞大帝国，把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化。面对幅员辽阔的帝国，面对各种不同的民族，面对各种不同的语言，面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高超的治国才能和睿智的管理手段。

一、亚述的政治传统

亚述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社会，亚述的政府是一个军政府，军队构成了亚述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结构。

图5.8 亚述浮雕：国王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与朝臣们。约公元前865—前860年。出自尼姆鲁德

（一）军国主义传统的形成

亚述帝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带有明显的军国主义色彩。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应召入伍，所有的国家官职都为军队和军事需要而设立，虽然它们也有非军事的任务。国王处于这个结构的最顶端，他的职责主要是为了阿淑尔神和国家的利益发动和指挥战争。在亚述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国王每年都应该率领军队打仗，其统治的每一年都应该以一次重要的战役来命名，但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在国王之下，是庞大的官僚队伍，高级官员最初都出自亚述的名门望族，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被征服地区的贵族也可以被委以重任，甚至还出现了宦官位高权重的情况。

（二）移民政策成为基本的统治术

为了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亚述统治者采取了将当地居民大规模迁徙的政策，尤其是自公元前8世纪以后更是如此。据估计，在亚述帝国统治的三个世纪里，迁移的人口达4500000人之巨。这项政策对亚述帝国来说，是使其获益颇丰的统治术和卓有成效的战略管理手段。第一，大量人口从被征服地区迁移出去，大大降低了他们反抗的可能性。第二，大量人口被迁到其他地区会引起被移民地区居民本能的敌视，两者的矛盾一方面可以降低他们联合起来谋反的概率，另一方面加大了移民对亚述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因为他们到达陌生环境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很多困难，尤其是在新环境并不友好的情况下。第三，被迁移的人口为亚述帝国提供了很多专业性人才，如熟练的手工业者，他们成为建设亚述宫殿和神庙建筑、冶炼金属及造船等方面的能手。腓尼基人甚至还为亚述帝国造船和提供海军人才。第四，大量的移民为亚述帝国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第五，大量的移民成为亚述帝国不断涌现的新城市的居民和建设者。第六，大量的移民从游牧民族转化为定居的农民，为亚述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同时大量的人口依附在土地之上，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

亚述帝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政策造成了整个近东范围的人**流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了人口结构和人种结构的新变化，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图5.9 亚述浮雕：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获胜后，将人口和牲畜一起迁移。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二、帝国结构的创立

公元前8世纪的上半叶，亚述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失去了对外征战的能力。在帝国内部，地方官员逐步僭取了皇家的一些权力，各行省的总督甚至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虽然他们仍然听命于国王。亚述帝国内部的反叛也时有发生，其在周围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虚弱的形势需要强有力的国王，而这样的国王也应运而生了。

（一）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改革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他的第二位继承人萨尔贡二世担负起了重振亚述雄风的重任，他们对外每年都向周边地区征战，把周边地区并入亚述帝国的版图；对内则采取一系列措施，重塑亚述的统治秩序。第一，削弱地方官员的权力。两位国王为了防止地方总督的势力过于庞大，撤销了原来庞大的旧行省，代之以较小的行省划分。这样，行省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了25个。第二，与此相配套，他们把最重要的军事和行政岗位或单位也由大化小，从而使权力趋于分散。例如，把原来由一个人担任的总指挥官（turtanu）一职，交由两人担任，一人任“左军”，另一人任“右军”。第三，他们通常任命宦官担任高级政府官职，以防止职位的世袭，由父亲传给儿子。因此，“亚述”的土地重新恢复了秩序，地方官员的权力受到了限制，王权增强了控制能力。第四，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公民兵制，建立了常备军制度。在公民兵制度下，亚述国王每年从亚述公民中招募军队，闲时军队就解散，第二年再招募新兵。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建立的常备军是职业军队，进行长时间的统一训练和统一管理。常备军的核心是骑兵和战车兵，他们构成亚述职业军队的核心战斗力，其兵源来自亚述人；其基本战斗力量是步兵，兵源从被征服地区的人中征募。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建立常备军或职业军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亚述帝国对外征服的需要，从此亚述帝国又开始了不间断征战，并且征战到跨越边境很远地区的对外扩张政策。第五，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还创新了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方法和统治政策。以往的亚述统治者们对被征服地区只是强迫他们向亚述国王纳贡，他们仍然保有独立的国家形式。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取消了被征服地区的独立国家地位，在行政上把它们并入亚述帝国，使其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行省。

图5.10 亚述浮雕：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与他的高级官员。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二）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政策

亚述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统治政策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或者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形式是把被征服地区作为臣属国。亚述帝国允许其保持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在政治上要服从于亚述帝国，在经济上要每年向亚述帝国纳贡，统治者保持着独立的统治地位。第二种形式是傀儡国。傀儡国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都与臣属国一样，但统治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傀儡国的统治者是由亚述帝国的国王任命，以使其对亚述帝国更加忠心。人选也来自当地人，这个人通常与亚述有着很深的渊源，甚至从小就在亚述的宫廷里长大。第三种是行省制。亚述帝国把被征服地区纳入自己的行政版图，使其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行省。其统治者成为行省总督，直接听命于亚述国王。这三种形式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了亚述帝国在被征服地区的管理和统治上越来越严、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这也是亚述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经常性反叛的回应。

应该指出的是，亚述帝国的行省制度不是僵硬的，而是有弹性的，其指导方针就是怎样有利于亚述帝国的整体利益。也就是说，是把被征服地区纳入行省还是作为臣属国对待，还取决于亚述帝国的整体战略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例如，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行省范围就到地中海沿岸为止，而对于菲力斯丁人的城市则仍然让它们保有独立的地位。

三、帝国的行政与意识形态管理

亚述人所创立的庞大帝国需要大规模的、运转良好的管理体系。随着行省制度的膨胀，原有的地域或区域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行省之外，还有臣属国和傀儡国，可以说，整个近东都处于亚述帝国的控制之下。总体说来，亚述帝国的管理结构呈金字塔形，国王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广大的人民群众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处于中间的是帝国的各种官员，他们是连接国王与人民大众的中间纽带。

（一）行政管理

亚述的官员头衔有很多，级别最高的包括军事领袖（turnanu）、宰相（ummanu）和司库或财政官（sha mu??im ekallim），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低级别的官员。虽然官员们拥有不同的称呼，但实际上，在亚述帝国他们的职权范围远没有那么界限分明。亚述帝国官僚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官员们只有级别的区分而较少有职责范围的区分。具体来说，一名官员的职位可能同时兼具行政职能、军事职能和宗教职能，一名军事指挥官可能同时也是行省的总督。国王持杯人（rab shaqe）的地位略微有些特殊，他主要负责外交事务。在官员职责不那么明确，更没有法律文件加以界定的情况下，在亚述国王与其官员的关系中，忠诚是最重要的。国王往往信任那些值得信任或自己认为更可靠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也以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加以回报。例如，国王通过书信的方式要求某一官员缴纳赋税，就好像这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私人之间的事情一样。同样，国王要免除某一官员的赋税，就像这是国王对他的特别恩惠一样。这样的制度需要维持一支书吏队伍，以保持国王与官员们之间沟通的畅通。在尼尼微和卡尔胡发现了大量的书信，大约有2300封，这可能只是国王与官员通信的一小部分。所有官职都不是世袭的，不可以传给其子孙，其任命与撤职全凭国王的好恶。亚述国王们还任命了很多宦官担任重要职务，其目的就是保证在他们死后或退休之后官职不世袭。作为对大臣们的奖励，亚述国王通常赠送他们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归国王，大臣们享有使用权。

亚述帝国的中央管理体制在行省的管理体系中也得到了复制或贯彻。每一个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总督（shaknu），他在行省的官邸与亚述国王在首都的王宫相类似。行省总督在亚述帝国的管理体系中，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统帅，还是国王最为倚重的持杯人，等等。行省必须为帝国创造资源，提供劳动力和兵源等。他们有时还必须为帝国生产某种物品，如在菲力斯丁地区组织生产橄榄油以便提高供应量等。行省的管理当局是其人民与帝国获取联系的唯一渠道。同样，位于亚述中心区的城市，如亚述城和卡尔胡等，由最高行政长官市长（hazzanu）执掌，他们的职责是代表那些不直接依赖于宫廷的人们。一些大一点儿的城市通常安排不止一名市长，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大。

（二）意识形态管理

亚述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主要是为帝国的统一制造思想舆论，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思想统一进一步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上，根本宗旨是为亚述帝国的统治和统一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首先是忠诚和效忠思想。对亚述国王忠诚的思想传播到了所有亚述人民和臣属的统治者中间。有时在接受一项皇家政策或决定时，全体人民要在神面前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或者至少国王们要宣布，所有人都进行了宣誓。例如，埃塞尔哈东在宣布他的小儿子亚述巴尼拔作为他的王位继承人之时，就曾经让亚述人民举行过宣誓。据亚述巴尼拔自己说：“埃塞尔哈东召集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大大小小的亚述人民，让他们在神面前宣誓效忠，一致同意在全亚述保护我的储君地位和未来的王权。”[91]如果有人反对新国王，将打破自己的誓言，必然会遭到神的惩罚。臣属国也同样要对亚述国王进行宣誓效忠，臣属国对亚述国王本人拥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如在战争时提供军队等，逃避这些责任意味着对由神主持的誓约的践踏和破坏。

图5.11 亚述浮雕：亚述宫廷侍从。约公元前865—前860年。出自尼姆鲁德

其次是秩序和正义思想。亚述的统治者们在全帝国进行宣传，称亚述国王是阿淑尔神在人间的代表，他是秩序的象征。凡是亚述国王所控制的地区，那里就充满着和平、安定和正义；凡是他的控制所达不到的地区，那里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所以外国的都是敌对的，所有外国人都类似非人类的动物。亚述国王的职责就是为整个世界带来秩序，所以他的军事征伐和扩张符合神意，是正当的，是符合正义之道的。因此，所有亚述人都深信，军事征伐是符合正义的，是对所有亚述人都有好处的。

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们通过各种手段在全帝国内宣传这些思想，反映出他们对意识形态或思想工作的重视。通过皇家铭文进行宣传是通常的手段，他们甚至把石碑竖立到了边远的埃及。然而，这种手段对当时大多数不识字的人民来说，是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们无法读懂铭文的内容。因此，亚述国王发明了更为直观，可能也更有效的方式，即举行庆祝战争胜利的盛大游行，在游行当中进行宣传。他们还在城市当中对战争的记载进行大声的朗读。更有甚者，在新的城市进行建设时，就事先把这些宣传思想纳入设计中，在城墙和城门上安排带有安全和秩序思想的内容，让居民和来访者学习。另外，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进入亚述王宫，但外国的使节和访客却经常有机会进出，因此在王宫的墙壁上安排有浮雕或壁画，把亚述国王描绘成整个世界的主人，强化对外国人的教化。

[1] Stephen Bertman，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3，pp.65-66.

[2] 1阿卡德古尔约相当于300升。

[3]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66.

[4]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68.

[5]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79.

[6]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1，A，part 1，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 University，1964，pp.379-391.

[7] 参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8]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1，A，part 1，p.379.

[9]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1，A，part 1，p.380.

[10]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1，A，part 1，p.381.

[11] CAD，Vol.1，A，part 1，p.390.

[12] 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2页。

[13]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1，A，part 1，p.383.

[14] 本书在引用《汉谟拉比法典》时采用了三种办法：其一，引用中译本，未加任何修改时，在注释中直接列出原书的相关信息；其二，引用中译本，略加修改时，在列出的原书前加“参见”二字；其三，不赞同中译本的条款，系根据E.伯格曼《汉谟拉比法典，原始文献》（E.Bergman，Codex ?ammurapi，Textus Primigenins）的楔形文字原文译出，则不注明出处。

[15] 参见《汉谟拉比法典》，杨炽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页。

[16]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Istanbul：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1975，p.59.

[17] AbB，9：50，Leiden：Briefe aus dem British Museum，1979.

[18] AbB，9：52.

[19] AbB，9：49.

[20] CAD，Vol.17，?，part Ⅱ，pp.392-393.

[21] AbB，9：268.

[22] CAD，A，part 1，p.383.

[23] CAD，?，part 2，p.393.

[24] 参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31页。

[25] CAD，?，part 2，p.393.

[26] CAD，?，part Ⅱ，p.394.

[27] CAD，?，part Ⅱ，p.394.

[28] CAD，?，part Ⅱ，393.

[29]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59.

[30] AbB，9：194.

[31]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p.64-67.

[32] LIH，Ⅲ：8.

[33] H.W.F.Saggs，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p.216.参见[美]T.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第70页。

[34] W.F. Leemans，King ?ammurapi as Judge，Leiden：Symbolae et Historicae，1968，pp.117-118.

[35] CAD，K，pp.231-239.

[36] 关于商人塔木卡的社会经济地位，参见于殿利：《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论古巴比伦时期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37]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71.

[38]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8，K，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8，pp.234-235.

[39] A.L.Oppenheim，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K，8，p.235.

[40] W.F.Leemans，King ?ammarapi as Judge，p.120.

[41] 伊沙库（I??ākkum），古巴比伦时期耕种王室和神庙土地的农民，应属于纳贡人（Na?biltim）。

[42] AbB，Ⅱ：73.

[43] 参见于殿利、郑殿华：《巴比伦古文化探研》，第219～222页。

[44] Maria DeJ.Ellis，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Ancient Mesopotam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6，p.32.

[45] LIH，I：12.

[46] LIH，I：16.

[47] LIH，Vol.3，p.39.

[48] LIH，I：13.

[49] R.Harris，“Some Aspects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Realm under ?ammurapi and His Successors”，JAOS，（88）1968，p.730.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69.

[50]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69. W.F.Leemans，Hammurapi’s Babylon，p.93.

[51] LIH，I：23.

[52] LIH，Ⅲ：2.

[53] LIH，Ⅱ：3.

[54] CAD，Vol.K，p.237.

[55] CAD，Vol.K，p.237.

[56] CAD，Vol.K，p.235.

[57] CAD，Vol.K，p.235.

[58] A.L.Oppenheim，“The Seafaring Merchants of UR”，JAOS，74（1959），p.12.

[59] CAD，Vol.K，p.238.

[60] CAD，Vol.K，p.239.

[61] CAD，Vol.K，p.236.

[62] LIH，Ⅲ：I.

[63] LIH，Ⅱ：5.

[6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6～87页。

[65]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138.

[66] A.L.Oppenheim，“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JESHO，10 （1967），p.6.

[67] A.L.Oppenheim，“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JESHO，10（1967），pp.6-7.

[68] A.L.Oppenheim，“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JESHO，10（1967），p.7.

[69]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138.

[70]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71.

[71]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60. A.L.Oppenheim，“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JESHO，10（1967），p.6.

[72] CAD，Vol.1，A，part 1，p.382.

[73]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138.

[74] A.L.Oppenheim，“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JESHO，10（1967），p.9.

[75] CAD，Vol.1，A，part 1，p.390.

[76] CAD，Vol.1，A，part 1，p.388.

[77] CAD，Vol.1，A，part 1，p.388.

[78] W.F.Leemans，“?ammurapi's Babylon，Centre of Trade，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Sumer，41（1985），p.94.

[79] 参见于殿利、郑殿华：《巴比伦古文化探研》，第219页。

[80] LIH，Ⅲ：3.

[81] W.F.Leemans，King ?ammurapi as Judge，pp.107-129.

[82] W.F.Leemans，King ?ammurapi as Judge，p.121.

[83] AbB，21，11，and 74.

[84] W.F.Leemans，“?ammurapi’s Babylon，Centre of Trade，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Sumer，41（1985），p.94.

[85] W.F.Leemans，“?ammurapi’s Babylon，Centre of Trade，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Sumer，41（1985），p.94.

[86] Benno Landsberger，“Remarks on the Archive of the Soldier Ubarum”，JCS，Vol.9，No.4 （1995），p.122.R.Harris，“Some Aspects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Realm under?ammurapi and His Successors”，JAOS，88（1968），pp.730-731.

[87]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39.

[88] R.Harris，“Some Aspects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Realm under ?ammurapi and His Successors”，JAOS，88（1968），p.231.

[89] Benno Landsberger，“Remarks on the Archive of the Soldier Ubarum”，JCS，Vol.9，No.4（1995），p.128.

[90] Benno Landsberger，“Remarks on the Archive of the Soldier Ubarum”，JCS，Vol.9，No.4（1995），p.126.

[91]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ca.3000-323 BC，p.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