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只有当考古学家不断地把一座座古城、一件件古物和一批批古文献发掘出来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与文明才始为人知。而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破解，则要归功于亚述学家。亚述学家成功地释读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之后，人类的文明史便有了最新的开篇。

一、楔形文字与欧洲的“古董热”

真正的考古发掘始于19世纪中期，但人们的兴趣却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事实上，早在12世纪，来自西班牙图德拉城的犹太教教士本雅明（Benjamin）就访问了摩苏尔城（Mosul）的犹太人。他是欧洲第一位穿越近东的旅行家，他正确地把该城附近的遗址认作亚述古都尼尼微[14]，但他的记录直到16世纪才发表。巴比伦古城位置的确定是1616年以后的事。当年，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瓦莱（Piedro della Valle）参观了现代希拉附近的土墩。他具有敏锐的眼光，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巴比伦城遗址，而且还把在那里及乌尔城遗址发现的刻有文字的砖块带回了欧洲，这是楔形文字首次登上欧洲大陆。

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众多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抱着不同的目的涌向美索不达米亚，试图根据《圣经》的记载来寻找埋在这片土地下的一度辉煌的古城。1761年和1767年，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Carsten Niebuhr）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考察，他不仅抄录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铭文（成为释读楔形文字的重要材料），还第一次借助草图向其同时代人阐述了关于尼尼微古都遗址的具体见解。几年以后，法国生物学家A.米考克斯（A.Michaux）向法国国家图书馆出售了一块发现于巴格达以南的泰西封附近的界碑，这是第一块到达欧洲大陆的有价值的铭文。几乎与此同时，驻巴格达副长官、科学院记者阿贝·比彻姆普（Abbe Beauchamp）仔细勘察了巴比伦遗址，并进行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次考古发掘。但他也只是雇用了几个当地的工人，委托一位工头负责。他第一次描述了著名的伊什塔尔神门，他还提及了一些刻有细小文字的坚固印章，并认为这些文字与发现于波斯波利斯的铭文相似。他于1790年发表的游记很快便被译成了英文和德文，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图1.10 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

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人是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1821年），1811年他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的身份考察了巴比伦遗址，绘制了地图并部分地进行了简单发掘。1813年他发表了《巴比伦遗址报告》，1818年又发表了第二份报告。随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摩苏尔，他对尼尼微的大土墩进行了勘察和描述，搜集了许多刻有文字的泥板、砖块、界碑和圆筒印章等，其中包括新巴比伦王国著名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的圆筒印章，这些文字由其秘书卡尔·贝里诺（Carl Bellino）抄录后，送给文字释读家格罗特芬德（后面对其成就有详细介绍）进行研究。里奇所获得的这些古物成为大英博物馆大量美索不达米亚藏品的核心。不幸的是，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却于1821年英年早逝，年仅34岁。

在里奇去世20多年以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上层社会对古文物的普遍兴趣大大增强。早在16世纪，人们就对古文物产生了兴趣，如果说这时期还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18世纪人们对此的兴趣已经很普遍了，到18世纪末期，收集古董在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因素。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都争先恐后地在印度进行殖民活动，它们要寻找一条与印度沟通的陆上捷径。因此，英、法两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它们对相关地区，尤其是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影响。在19世纪中期它们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进行考古发掘。

二、亚述学之父——博塔和莱亚德

1842年，法国政府在摩苏尔建立了领事馆，任命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1802—1870年）为领事。博塔是位学识渊博之人，他不仅是位出色的阿拉伯学专家，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曾周游世界进行植物学考察。位于巴黎的亚洲学会在里奇所获成果的吸引下，许诺对博塔所从事的考古发掘工作予以全力支持。1842年12月，博塔开始在库云吉克发掘，库云吉克土墩是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一个宫殿遗址，尼尼微的另一个宫殿遗址是内比尤努斯（Nebbi Yunus）。但由于挖掘深度不够，博塔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博塔还曾提议发掘内比尤努斯，但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反对，因为他们的礼拜寺就建在宫殿遗址之上。1843年3月，博塔把发掘工作转向了霍尔萨巴德（Khorsabad），它位于摩苏尔西北10英里处。几天之内他就发现了一座亚述宏伟宫殿的遗存，内有巨大的雕刻石板和楔形文字的铭文。博塔据此认为，里奇把库云吉克—内比尤努斯遗址当作尼尼微是错误的，霍尔萨巴德才是尼尼微。于是他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巴黎，声明“尼尼微已重新发现”。但事实证明博塔的论断是错误的，霍尔萨巴德实际上是杜尔-沙鲁金，是亚述帝国最强大的国王之一萨尔贡二世修建的都城，博塔所发现的是萨尔贡二世在此城修建的宫殿。在此之前，博塔一直是自费进行挖掘，他获得成果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政府决定给他以资金，使其能继续工作，此外还派遣了一位技艺超群的画家M.E.弗朗丹（M.E.Flandin）去从事记录考古发现、绘图和雕刻的工作。博塔和弗朗丹回到法国后，以《尼尼微古迹》为题于1849—1850年在巴黎发表了其在霍尔萨巴德的考古发现。在这部五卷本的巨著中，文字只占一卷，其余四卷都是弗朗丹绘制的草图。博塔在霍尔萨巴德的发掘成果，大部分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Louvre）。博塔由于其开创性的工作，被尊为“亚述学之父”。

图1.11 年轻时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另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掘的巨人是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年）爵士。他出生于巴黎，12岁以前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后来在其叔父的建议下，他决定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他将能成为一名律师。在动身以前他学习了许多有关航海、交通路线、民风民俗及医学方面的知识，学习了阿拉伯语及波斯语。此外，他还阅读了所有他能获得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资料及已经发表的关于楔形文字的论文。途中他历经磨难，险些丧生，终于在1840年4月到达摩苏尔，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爱德华·米特福德（Edward Mitford）的人。莱亚德还考察了库云吉克土墩。1841年8月，莱亚德放弃了去锡兰的计划，来到了巴士拉。1842年《皇家地理学会杂志》发表了他所写的游记的梗概。他进一步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邻近的波斯进行考察，考察古代遗迹和商业前景，1842年夏他决定返回伦敦。如果他的决定付诸实践，那么无论对他还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无疑都是巨大的损失。这时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Sir Stratford Canning，1786—1880年）在伊斯坦布尔接见了莱亚德。在此之前，当莱亚德在摩苏尔逗留期间，他与博塔变成了熟人，博塔还陪他去了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遗址。1845年11月至1847年，莱亚德对尼姆鲁德（Nimrud）进行了发掘。尼姆鲁德位于摩苏尔东南约32千米处，就是《圣经》上所称的加拉。莱亚德起初也以为自己所发掘的遗址是尼尼微遗址，后来才知道尼姆鲁德不是尼尼微，而是卡尔胡城（Kalhu）。该城在亚述国王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统治初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莱亚德的第一个探方就挖掘出了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的一座宫殿（后称“西北宫”）的墙壁和雕像。他还确定和考察了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西宫”和埃塞尔哈东的“西南宫”。他还发现了著名的“黑色方尖碑”和那件著名的巨型带翼牛浮雕（两件宝物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方尖碑上刻着携带贡物的队列，其中有以色列王耶户的名字。此外，莱亚德还在库云吉克和亚述城做了一次短期发掘。大英博物馆曾向英国政府建议为莱亚德提供4000英镑，资助他把所取得的考古发掘成果发表出来，公之于世。遗憾的是，这一数额并不算大的请求，却遭到了财政部的拒绝。1849年，约翰·穆雷（John Murray）个人出资把莱亚德的成果出版为图册《尼尼微古迹》，并出版了对莱亚德发掘工作的介绍《尼尼微及其遗存》（1848—1849年）。这部考古学方面最早的书籍很快便成为畅销书，其影响非常大，它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古文物和考古学的兴趣，莱亚德也声名鹊起。1848年，当他刚满31岁时，牛津大学就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

图1.12 沙尔马纳赛尔三世的黑色方尖碑。此碑刻画和记载了四方朝贡的场面

图1.13 亚述浮雕：人头、牛身和鸟翅合为一体的巨兽

1849年10月至1851年4月，莱亚德在大英博物馆的鼓励和资助下，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次他选择的是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等遗址，他还再一次光顾了尼姆鲁德。由于健康原因和资金短缺，这次发掘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1851年春，他决定停止考古发掘，并返回英国，这时他早已成了名人。尽管他的许多朋友都劝说他开展第三次发掘，但他不为所动。1853年莱亚德成为伦敦的荣誉公民。1855年他出任阿伯丁大学校长。1853年他发表了《尼尼微古迹》（第2卷）和《尼尼微与巴比伦城遗址的发现》。莱亚德由于其卓越的成就，亦被尊为“亚述学之父”。

莱亚德返回英国后，其助手霍尔姆兹·拉萨姆（Hormuzd Rassam）接替了他的工作。1852年，拉萨姆与法国驻摩苏尔的新领事维克多·普雷斯（Victor Place）同时在库云吉克遗址的不同区段进行了发掘。相比之下，拉萨姆的成就更大一些。他不仅发现了亚述末王亚述巴尼拔的许多狩猎的浮雕，还发现了属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许多楔形文字泥板。它们不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骄傲，而且构成了亚述学的基础。

图1.14 亚述古城遗址挖掘现场

普雷斯和拉萨姆还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在亚述城遗址[15]展开了竞争，但两人在此均未取得满意的成果。普雷斯在一座亚述宫殿里发掘出了186个小房间，这还不算其前任博塔发现的14个。与莱亚德不同，普雷斯的目的不在于搜寻多少古物，他的兴趣在于建筑的结构和内部设计，他在霍尔萨巴德发现的一座亚述宫殿就是保存较好的一例。拉萨姆和普雷斯的挖掘工作都结束于1854年。拉萨姆返回英国后，大英博物馆没有在库云吉克遗址再进行大的发掘。接替他工作的W.K.洛夫图斯（W.K.Loftus）把目标转向了南部诸遗址。他对乌鲁克[16]和拉尔萨[17]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许多楔形文字泥板及太阳神沙马什神庙和塔庙的砖砌平台。

在英国和法国竞相在美索不达米亚挖掘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后，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899年，德国东方学会主持了在巴比伦遗址的发掘，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17年。德国人对亚述古城遗址的挖掘更为重视，发掘工作由W.安德烈（W.Andrae）主持，时间是从1903年至1914年。虽然安德烈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泥板和其他古文物之上，而是注重从考古学的科学角度考察城市的规划，包括各历史时期的城墙、建筑物及其相互关系等，但还是出土了许多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亚述的历史、宗教和法律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三、乌尔王陵与马里文书的出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体现在对南部苏美尔诸城遗址的发掘上。1922年至1934年，列奥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对乌尔进行了挖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代苏美尔名城的风貌。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拥有椭圆形城墙的城池，最大尺寸为半亩（1亩约为666.67平方米）以上。它的北边和西边有幼发拉底河古河床环绕，并有两个船用码头。他还发现了属于较早时期的神庙台基及埋在地下的小型塔庙等。不过伍利最引起轰动的发现是著名的乌尔王陵。他在这里发现了上百座小墓，其中有一群属于乌尔的“王陵”。“王陵”大约有16座墓，墓穴由石筑而成，有时一个墓穴有几个墓室。墓顶是由托梁支撑的由石或砖砌成的拱顶，其中还有一座圆顶墓。乌尔王陵中豪华的随葬品和众多的人殉令世界震惊。墓主居于墓室的主要位置，常常被放置在木棺**，随葬品数量众多，品种齐全，有装饰品、武器、乐器和其他珍宝等。其中用锡和铜熔化铸成的青铜器，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制品之一；黄金头盔造型端庄优美；一个由黄铜和天青石制成的公牛头，形象逼真，工艺精巧，是世界上古史上著名的艺术珍品。这些精美的艺术杰作不仅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见证，而且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设计能力和高超的手工业技艺在古代世界堪称一大奇迹。墓内的殉葬者有死者的妻、妾、仆从、士兵和奴隶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苏美尔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状况。

图1.15 乌尔王陵出土的铜牛首。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

1926年至1931年，一支美国考古队在基尔库克（Kirkuk）附近的遗址进行挖掘，揭开了公元前第二千纪亚述历史的新篇章。在这里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整个近东古代社会史都具有较高的价值。1930年至1938年，美国考古队还对位于摩苏尔东北约12英里处的两个遗址，即比拉丘（Tell Billa）和高拉丘（Tepe Gawra）进行了发掘，这两个遗址对研究史前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保持连续性的居住层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时期，高拉丘甚至可溯源到新石器时代。此外，其他一些重要的史前遗址也相继被来自不同国度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如英国人M.E.L.马洛温（M.E.L.Mallowan）1933年在阿尔帕契亚（Arpachiya）的挖掘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马里宫殿和马里文书的出土。1933年年底，法国考古学家开始对位于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哈里里遗址（Tell Hariri）进行发掘，整个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底。这个遗址很快就被证明是著名的马里古城遗址，其名声早已通过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而为人们所熟知。1936年，法国考古学家终于在此取得了巨大的收获，由13000份泥板文书组成的档案馆重见天日，它们成为亚述学家和历史学家难得的珍宝。另一个巨大的发现是一座宫殿的遗址，它占地6英亩（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包括300多间房屋。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座近4000年以前的建筑而言，其墙壁保存状况良好，有的部分甚至保存下来达16英尺（1英尺为0.3048米）之高，有些门还完整无损。考古学家们还惊奇地发现，宫殿内的很多家庭设施，如厨房、浴室和食品储藏间等，即使不加维修也可以照常使用。在一些石膏墙上，还保存有原始的壁画。

图1.16 乌尔王陵出土的“树丛中的山羊”。它可能是祭品架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物件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46年至1949年，英国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Seton Lloyd）和伊拉克考古学家福阿德·萨法尔（Fuad Safar）对埃利都进行了挖掘，出土了一座坟墓、一座大型宫殿建筑、一座属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塔庙，以及一系列达十七八层的神庙遗址。1949年，马洛温代表英国考古学会对尼姆鲁德进行了再一次发掘，发掘工作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63年。法国考古学家也对马里古城进行了再一次的发掘。

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使湮没了两千多年的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大部分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现在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的考古队仍在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定期地把他们的发掘报告传往世界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手段的不断丰富，必然会有更多的古城、文献和文物呈现于世。无论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什么，都不会再令世人感到震惊，因为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人之创造力及其文明的璀璨早已令人叹服。

[1]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3.

[2] 参见[美]S.N.克莱默：《文明的摇篮》，纽约，1982年（中文版），第31～33页。

[3]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p.14.

[4]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p.8.

[5] 参见[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杨建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2页。

[6] I.E.S.Edwards，C.J.Gadd and N.G.L.Hammond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part 2，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632.

[7] 巴比伦城在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时期由一位恩西（ENSI，苏美尔城邦中对“王”的一种称谓）统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它的苏美尔语名字为KA.DINGIR.RA，阿卡德语的名字为Bab-ilim，两者的含义均为“神之门”。现在的名称巴比伦（Babylon）源于希腊人的称呼。

[8] H.W.F.Saggs，Babylonians，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22.

[9] 阿拉米人（Aramaeans），又译阿拉美亚人。西亚古代民族。约公元前第三千纪从阿拉伯半岛进入叙利亚，故又称“叙利亚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期向幼发拉底河推进。他们学习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在古代东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0] 现在的帕尔米拉（Palmyra）。

[11] 《圣经·阿摩司书》（1：5）称其为伯伊甸（Beth-Eden），本义为“伊甸家园”（the house of Eden）。

[12] 参见《圣经·列王纪》Ⅰ，20：34。

[13] 即《圣经》中的歌散（Gozan）。

[14]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把摩苏尔误认为古亚述城，参见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84，p.291.

[15] 亚述城也是亚述国家的首都，其遗址位于摩苏尔以南、现在伊拉克的谢尔格特堡（Qal’ah Shergat）。

[16] 乌鲁克（Uruk），今天的瓦尔卡，《圣经》中的以力城。

[17] 拉尔萨（Larsa），今天的森科拉，《圣经》中的埃拉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