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共和政体的衰亡

一、奴隶和农民的抗争

罗马的奴隶制出现很早，但把奴隶大规模地使用于农业等生产领域，那还是大征服以后的事。由于在农业中大量使用奴隶，这样就为奴隶起义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96年，埃特鲁里亚的乡间奴隶发动起义，旋即遭到罗马军队的镇压。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描述这次事件时说：“此次事件，许多人被杀戮，有些或被鞭笞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公元前185年，一个类似的起义发生在阿普利亚，有7000名奴隶被抓。到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西南的西西里终于爆发了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的奴隶起义。

西西里是罗马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行省，享有“罗马的谷仓”之美称。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雨量适中，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经过罗马人和当地居民100年左右的经营，西西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庄园。几十万名奴隶在这里艰苦劳动，为奴隶主创造财富。然而，奴隶主们为了增加收入，节省支出，甚至常常不给奴隶以最基本的衣食，奴隶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狄奥多鲁斯对西西里爆发的奴隶战争曾有过这样的记录。他说：

自迦太基人第二次被罗马人击败以后，西西里大约有60年时间处于国泰民安的状态。此后便出现了奴隶战争。奴隶战争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原因：西西里人在生活富裕并拥有大量钱财以后，就开始购买大量奴隶。他们从奴隶市场上购买成批奴隶，并立即在奴隶们身上打上烙印。他们将年轻的奴隶用作牧人，其余的则按需使用。他们对奴隶十分苛刻，很少关心奴隶的生活，也很少供给衣食。结果，多数奴隶只得靠行盗维持生活，由此便时常出现流血事件。行省总督曾试图对他们进行镇压，但因慑于强盗所有者的权威和声望而只得罢休，默认强盗在行省各地的劫掠。因为大部分土地占有者（强盗们的主人）是罗马骑士（equites），他们是审理有关行省事务案件的法官；因为行省案件常常涉及总督本人，所以总督对骑士们十分敬畏。

受尽苦难的奴隶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状况了，他们一有机会就聚集起来，一起讨论暴动的可能性，直到最后付诸行动。[2]

导致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恩那城一位名叫莫菲拉斯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残暴行为。公元前137年，有一些奴隶从莫菲拉斯的农场来到他家，要求他发给一些必需的衣服。这位奴隶主不但没有答应，而且还鞭打他们，这引起了奴隶们的强烈不满。是年夏天，莫菲拉斯农场的奴隶联络其他被奴役的400名同伴，发动起义。一位叙利亚籍的奴隶优努斯被推举为首领。优努斯是一位巫师。起义军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占领恩那城，杀死奴隶主莫菲拉斯。与此同时，西西里西南部的阿格立根特也发生了西里西亚籍奴隶克勒翁领导的奴隶起义。不久，两支起义军在恩那城会合，起义军力量进一步加强。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西西里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许多奴隶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一时间，起义人数达20万。这是有史以来历史上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这次起义的一大特点是起义军在恩那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取名为“新叙利亚王国”。优努斯被推荐为国王，克勒翁为副手和统帅。国王之下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政府机构，其中设有人民会议、人民法庭和由若干名“智者”组成的议事会。起义军的另一个特点是打击对象非常明确，他们关注自由农民的利益，不损害他们的财产。狄奥多鲁斯说：“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很理智地关注着未来，他们没有把小庄园烧掉，没有破坏其中的财产以及储藏的果品，也没有侵扰那些继续从事农作的人。”[3]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所以有许多贫民参与起义军的活动，他们成了起义队伍的一部分。

公元前132年，罗马派重兵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克勒翁率部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失败。克勒翁阵亡，优努斯被俘，后死于狱中，在恩那城的2万多起义军被杀。起义军在西西里坚持了5年之久，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力量。这次起义表明，奴隶已经成为罗马必须重视的一支社会力量。

在罗马社会中，农民公民一直是罗马国家的栋梁，共和的支柱。是他们挡住了外族的一次次入侵，是他们击垮了强大的皮洛士和汉尼拔，是他们打出了一个罗马的地中海世界，支撑起了罗马的崛起。他们是罗马成功对外扩张的主力，他们是缔造罗马地域性帝国的主人。然而不幸的是：崛起的罗马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相反还使其饱尝失去土地的苦涩和面临破产的困境。“付出”与“回报”之间的严重失衡终于导致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格拉古兄弟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古罗马共和国的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兄长叫提比略·格拉古，弟弟叫盖约·格拉古。兄弟俩的改革内容虽有不同，但其侧重点都是土地改革。

西西里起义后不久，罗马内部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矛盾的焦点是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罗马和意大利的农民大量破产，丧失土地。普鲁塔克说：“罗马人在战争中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得来的土地，一部分卖掉了，还有一部分作为公有地指定佃给贫穷的公民使用，他们只要向国家交纳少量的租金就可以了。当富人们开始用高租金排挤穷人时，罗马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人占用500犹格以上的土地。有一个短时期这条法令抑制了富人的贪婪，并且有助于穷人，因为他们仍旧可以在他们所租佃的土地上继续耕作，并继续拥有他们最初所分的份地。但是，后来相邻的富人用伪造的人名将这些租佃的土地设法转到自己手里，到最后索兴（性）把大部分土地公开地放在自己的名下。”[4]破产失地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处栖身，只能到处流浪。他们在罗马的柱廊上、在纪念性建筑物上，甚至在房屋的墙上都张贴了标语，要求国家把大土地所有者侵占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平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公元前133年的保民官。

提比略·格拉古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父亲老格拉古是罗马有名的政治家，历任西班牙总督、执政官和监察官等要职。母亲是罗马著名将军大西庇阿的女儿。提比略·格拉古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报效国家的雄心，曾参加罗马人与努满提亚人的战争，解救了2万余罗马士兵的生命。

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不久，他便提出了土地改革法案。按照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的说法：“当提比略·格拉古到努满西亚去时候，途经托斯坎尼，看到那里居民稀少，耕地或放牧的都是外来的蛮族奴隶，于是他第一次想到了这个日后招致两兄弟（指格拉古兄弟）无穷灾祸的公共政策。”[5]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规定：任何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500犹格，如果他有儿子的话，长子和次子可以各占250犹格，但每家占有公有地的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凡超过这一总数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土地按每块30犹格的标准，分给无地公民。此外，法案还规定，公民分得的土地必须世袭。提比略·格拉古建议由公民大会选出三人委员会，具体负责公有地的收回和分配。

提比略·格拉古法案不但规定了占有公共土地的最高数额，而且还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来具体处理土地的丈量和分配，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提比略·格拉古为使自己的法案得到通过，一方面积极做反对派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特里布斯大会上发表演说，争取更多的公民的支持。他说：“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游**的野兽尚且有洞穴可供栖息，而为意大利奋斗捐躯的人却除了空气和阳光外别无他物，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在战斗中督促士兵为保卫祖宗宗庙而战，但这却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自己的祖坟，他们只是为别人的富贵荣华而奋斗牺牲。虽然他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他们没有一小块土地可以说是自己的。”[6]他还说：“罗马人所占有的土地大部分是从征服得来的，他们还有占领世界上其他可以居住的土地的希望；但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他们是要有许多勇敢的士兵去征服世界上其他地区呢，还是要由于他们的衰弱和互相嫉妒，使敌人把罗马人已经取得的土地夺去呢？”[7]在提比略·格拉古的不断努力下，法案终于获得通过。

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法案虽然通过了，但由于这一法律涉及对土地的重新审核、收回和分配，所以情况十分复杂。为了使法案得以实施，提比略·格拉古竞选连任下一届的保民官。贵族们趁机对他进行攻击，污蔑他想当国王。在选举下一年度保民官时，大祭司长那西卡带领部分元老冲入特里布斯大会会场。提比略·格拉古及其300名拥护者被杀，尸体被抛入第伯河。[8]土地委员会虽然被保存下来，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提比略·格拉古被杀后10年，农民的土地问题再度成为罗马内政的焦点。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担任保民官职，他重提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并恢复了三人委员会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采取一系列扩大支持者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给城市公民提供较多福利的粮食法；打破元老院贵族司法权垄断的审判法；把亚细亚行省的包税权交给骑士的亚细亚行省包税法；用国家资金支持修筑公共道路的筑路法；在迦太基等地设置罗马殖民地的殖民法；等等。这些法律旨在保护平民的利益，减轻罗马公民的就业压力，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领导和建设作用，深受平民的欢迎。

公元前122年，盖约·格拉古顺利当选为保民官。在这期间，他提出了给被征服的罗马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的法案。应该说，这一法案对于罗马同盟者来说是公正的，对于罗马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完全符合罗马的长远利益。但就罗马人而言，因为涉及眼前利益，所以对这一法案皆持否定态度。盖约·格拉古也因此落选公元前121年的保民官职。

盖约·格拉古卸任后，一部分对盖约·格拉古政策不满的贵族和骑士趁机对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拥护者进行攻击。他们要求废除盖约·格拉古的迦太基移民法，并将其送到特里布斯大会上进行表决。在讨论这个提案的会场，双方发生争执，盖约·格拉古的拥护者打死了一位执政官的扈从，元老院乘机宣布紧急状态。盖约·格拉古及其拥护者退至阿汶丁山，罗马元老院派遣军队镇压。盖约·格拉古及其追随者3000余人被杀，其尸体被抛进第伯河内。格拉古兄弟改革就这样失败了。

格拉古兄弟改革是崛起后的罗马内部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它的失败表明，罗马的“共和原则”已经为上层集团的“利益原则”所替代，公民“生命至上”的理念开始动摇，公民内部的裂痕明显加深，共和国的内战业已到来。

二、军事改革与军事独裁

罗马的崛起，领土的扩大，大大地增加了罗马政府管理国家的难度；遍布各地的起义以及被征服者反抗罗马的斗争，给罗马的公民兵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兵源匮乏越来越成为当时罗马人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罗马出现了马略改革。

马略出身贫寒，曾是执政官麦铁鲁斯家的食客，出任过保民官、行政长官和西班牙总督。由于长期从军，他对罗马军队的利弊了如指掌。

导致马略改革的主要导火线是朱古达战争。朱古达是北非努米底亚的国王。努米底亚一直是罗马的同盟国，对罗马战胜迦太基、维护北非的安全起过重要的作用。公元前118年，努米底亚国王去世，王国陷入混乱状态。公元前112年，朱古达夺取契尔塔城，杀死在契尔塔居住的大批意大利商人。罗马元老院被迫向朱古达宣战，朱古达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后，朱古达利用罗马军队将领贪财的心理，以黄金为武器，不断贿赂指挥官，从而使这场战争一直处在朱古达而不是罗马的掌控之中。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具体负责指挥朱古达战争的任务。

马略上任后，对罗马的军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以募兵制替代征兵制。马略放弃了传统的财产限制，“不过不是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按照阶级征募，而是允许任何人征募军队”[9]，从而使大量的无产者进入罗马军队的行列，改变了罗马传统的只有有产公民才能参军的习惯。其次，延长士兵服兵役的年限。规定士兵服役的年限一般为16年。为保证士兵服兵役期间的生活，马略实行固定的军饷报酬制，由国家来供给士兵的薪饷和武装。普通步兵每年可领取1200阿斯，百人队队长2倍，骑兵则为3倍。罗马的公民兵开始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此外，马略还在改革军团组织、改进武器装备和严肃军队纪律等方面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马略的军事改革为解决罗马的兵源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同时也因为加强训练和组织协调而提高了罗马军队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其直接的后果是通过这次改革，罗马迅速地结束了朱古达战争，摆脱了由北方侵袭意大利的森布里亚人和条顿人的威胁，成功地镇压了公元前104年爆发的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但它也给罗马带来了严重后果，这场改革改变了军队的性质，即由一支从农忙中抽出时间为国服务的农民军队，变成了一支效忠将军甚于效忠国家的职业武装力量。士兵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被士兵和将领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发财致富”已经替代“保家卫国”成了士兵参军的主要目标，训练有素的士兵业已成为罗马社会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既有可能成为共和国政权的保卫者，也有可能成为共和国政权的颠覆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略的军事改革在为国家消灭了一些敌人的同时又为罗马制造了另一些新的敌人。

在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爆发后的第33年，西西里再次爆发大规模奴隶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由西西里总督涅尔瓦停止释放奴隶事件所引起的。

公元前104年，罗马两面临敌。一面是北非的朱古达，另一面是北部的条顿人、森布里亚人的入侵。罗马被迫两线作战，兵力明显不足。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元老院“允许马略在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民族中寻求军事援助。于是，马略便送信给比提尼亚的国王尼科美达斯，请求他的援助。国王回答说，比提尼亚的大多数人已为收税人控制，他们现在正分散在罗马各行省充当奴隶。元老院随即颁布一项法令，同盟国的公民不应在罗马行省充当奴隶。各省总督应当释放他们。遵照元老院的指示，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涅尔瓦这位当时在任的西西里总督马上组织了听证会，并释放了一些奴隶。结果，不到几天，在西西里就有800多人获得了自由。全岛的奴隶都急切地等待着自由的到来。面对这种情况，富人们匆忙聚会，恳请总督停止这一活动”[10]。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认为：“或许是因为受了富人的贿赂，或许是他愿意偏袒他们，无论如何，在法庭上审讯这些案件的时候，当有的奴隶要求他使他们获得自由时，他斥责他们，并命令他们回到自己的主人那里。”[11]面对毫无希望的前途，奴隶们愤然起义。首先举起起义大旗的是西西里西部赫拉克里亚城附近的80名奴隶。起义发生不久，他们就推举其领导者萨维乌斯为王，取名“特里丰”（是叙利亚国王常用的名字）。起义军以特里奥卡拉为中心，屡次击败罗马军队。

公元前103年，罗马元老院不顾北方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把一支新征募的1.7万人的正规部队调入西西里战场。公元前101年，起义遭镇压。此后，罗马对西西里的统治更加严厉，西西里奴隶的地位更趋恶化。

与此同时，相当多的罗马同盟者也参加了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应该说，同盟者在罗马崛起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马的军队几乎一半以上都来自同盟者。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公民权，不能参与罗马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与罗马官吏无缘；在经济和军事上，他们得不到罗马士兵应得的份地以及相等的战利品。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这些意大利同盟者都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获取罗马公民权，但都没有成功。公元前122年，盖约·格拉古提出给罗马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的法案，遭到失败。公元前100年的保民官萨图尔乌斯和公元前91年的保民官德鲁苏斯再次提议将公民权赠予意大利同盟者，同样遭受挫折。德鲁苏斯还为此惨遭暗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公元前90年，意大利中部阿斯库伦城的居民打响了武装反抗罗马的第一枪。他们杀死了罗马驻守该城的官员。起义马上得到了其他意大利同盟者的响应。除了埃特鲁里亚、翁布里亚等罗马附近地区以外，整个意大利特别是中部和南部的民众都参加了暴动。罗马政府在武力镇压无效的情况下，被迫采用分化政策，并宣布：凡未参加暴动，忠于罗马的“同盟者”将获取罗马公民权；接着又宣布：在两个月内放下武器的暴动者可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些措施迅速瓦解了反抗者的力量，加速了同盟战争结束的步伐。公元前88年，罗马取得了同盟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盟战争在罗马历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打破了罗马公民对政府特权的垄断地位，实现了意大利人多年的梦想，加速了意大利广大地区和罗马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罗马意大利民族的形成。就眼前利益而言，罗马公民似乎有所损失，但从长远的角度看，罗马还是最大的赢家。

就在罗马人忙于同盟战争之时，在东方发生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又译为“米特拉达梯”）进攻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事件。米特里达梯是晚期希腊化东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早在其11岁时，他就失去了父亲，过了7年的流浪生活；18岁时，他成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目标是在东方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为此，他必须把罗马的势力赶出小亚细亚。公元前189年，他命令小亚细亚官员和居民“攻击他们城市中所有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出身于意大利人的被解放的奴隶，杀害他们，抛弃他们的尸体，不要埋葬，和国王米特拉达梯共分他们的财产”[12]。他声称：“将惩办那些埋葬死者，或隐藏活人的人；悬赏给那些告密或杀害隐藏者的人。杀害或出卖主人的奴隶们可以得到自由；债务人杀害或出卖债权人的，可以豁免其债务的一半。”[13]在米特里达梯的鼓动和胁迫下，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当地罗马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的活动。“以弗所人把那些躲在阿特密斯神庙中，还紧紧地抱着女神神像的人用力扯开，把他们杀害了。帕加马人用箭射杀那些逃往挨斯叩雷彼神庙的人，当时他们还紧紧的抱着挨斯叩雷彼的神像。阿德拉密丁人在海上追逐那些想游泳逃跑的人，把他们杀死，把他们的子女们淹死。原属于罗得斯的考那斯人是在和安提阿的战争之后，最近由罗马人解放了的；他们追逐那些躲在元老院办公厅中维斯塔神像旁边的意大利人，把他们从神龛中拖出，首先把小孩们当着他们母亲的面杀死，然后杀害母亲本人，最后才杀害他们的丈夫们。特拉利斯的野蛮的、穷凶极恶的巴夫雷哥尼亚人来干这件事。他把要加害的人们引导到和谐神的庙中，在那里杀害他们，把有些还抱着神像的人的手砍掉。”[14]这就是在亚细亚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命运。据说，在亚细亚地区，一天之内被杀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就达8万人之多。这些都表明亚细亚人不但畏惧米特里达梯，而且对罗马人也怀有深深的仇恨。

面对米特里达梯的挑衅，罗马决定出兵征讨，并任命苏拉为东征军总指挥，负责东征事务。不过，这一任命立即遭到了骑士、新公民、城市平民及马略老兵的反对，他们希望马略出任总指挥。公元前88年，苏拉刚离开罗马不久，马略的支持者就召开公民大会，并在会上做出了任命马略为东征军总指挥的决议。苏拉在“交权与抗争”之间，选择了后者，亲率东征军攻打罗马。双方在罗马城发生了激战。“没有武装的群众从屋顶向他们（指苏拉的军队）投掷石头，阻挡他们向前推进，并将他们赶回到城墙边。正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赶到现场。见此情景，他大喊放火烧房，并亲自拿着燃烧的火把，冲向前面；同时下令弓箭手把带火的箭射向房顶。”[15]罗马城最后被苏拉的军队占领。用罗马自己的军队攻打罗马自己的首都，这在罗马历史上是第一次。

苏拉攻占罗马城后，大肆捕杀马略党人，宣布马略及其支持者为“罗马人民的公敌”，他们的财产被充公。[16]此外，他还迫使公民大会通过几项法令，宣布元老院为最高权力机关，并从自己的拥护者中补充300名元老成员；不经元老院批准，公民大会不得通过任何法案。公元前87年，苏拉离开罗马，正式率军东征。

苏拉的东征军先到达希腊，击败米特里达梯主力。这时，马略党则在罗马复辟，宣布苏拉党为“公敌”，捕杀苏拉党羽。公元前85年，苏拉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匆忙与米特里达梯订立一个并不苛刻的和约，宣告米特里达梯战争的结束。[17]

公元前83年春，苏拉以胜利将军的姿态，回师意大利。苏拉党和马略党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一年间，大约有10万人死于内战。公元前82年冬，苏拉进入罗马，大肆屠杀马略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元老院又宣布苏拉为无限期的独裁官。第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开始在罗马历史上出现，罗马的共和制原则遭到破坏。在其独裁期间，苏拉改组元老院，从自己的亲信中选拔300人为元老。此外，他还把司法权再次从骑士手中夺回给元老院，以加强元老院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他还规定：对于公民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元老院都拥有否决权。不过，苏拉的独裁政权并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他为自己口授了墓志铭。其大意为：

我是幸运的苏拉！我的生活历程，超过了我的朋友和我的敌人！于前者，我报之以善；于后者，我待之以恶。[18]

随着苏拉的去世，他的各项强制性政策也逐渐为后来的政治家所废弃。但他所推行的独裁制度形式对罗马共和政治影响巨大。

三、共和政制的灭亡

罗马的崛起给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使意大利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意大利出现了大批外来的奴隶。“斯巴达克起义”就是这些外来奴隶领导和参加的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奴隶起义。

“斯巴达克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斯巴达克（Spartacus）。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曾当过雇佣兵，后因多次逃亡被出卖为奴，在卡普亚一所角斗士学校做角斗士。

公元前73年，有70余名卡普亚角斗士在斯巴达克的率领下逃往附近的维苏威山。他们以维苏威山为据点，不断接受许多逃亡的奴隶和一些来自农村的自由民，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先后击败克劳狄和瓦列里乌斯率领的罗马军，起义力量达到7万人。

公元前72年秋，元老院派2名执政官率军镇压。斯巴达克率大部起义军绕罗马而北行。一路上连续打败罗马执政官及山南高卢总督率领的军队，成功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起义人数亦达到12万之众。此后，起义军又南下意大利。对于斯巴达克的突然南下，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著者认为主要还是阿尔卑斯山的阻挡无法使大规模的起义军迅速离开意大利。

面对斯巴达克的南下，元老院非常惊慌，马上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选定克拉苏为军事统帅，与起义军作战。克拉苏上任后，加强纪律，整顿军队，恢复早先的“什一抽杀律”，增强罗马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公元前71年，克拉苏和斯巴达克的军队在阿普利亚会战。斯巴达克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被罗军击败。余部为庞培所剿灭。[19]起义最后失败。

公元前70年，剿灭斯巴达克起义有功的克拉苏和庞培被选为罗马执政官。他们颁布了一系列废除苏拉体制的法令，从形式上恢复了被苏拉破坏的共和国。克拉苏和庞培因此而深得罗马人民的拥护。

公元前67年，为了镇压海盗，保民官奥路斯·盖比尼乌斯向公民大会提交法案，提议授予庞培特别的军事统帅权：他在赫尔古利斯石柱以内的全部海面和离海岸50千米以内的陆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获准拥有15个副将，可以自由地征集他所需要的兵力，统领200艘船只，并可随意从国库中提取他所需要的资金。[20]不久，公民大会授予庞培“海上独裁官”的大权，具体负责剿灭地中海世界的海盗，任期3年。庞培就任后，采用分段清剿的方法，集中精力攻击一点，效果很好，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消灭地中海海盗的任务。罗马恢复了与各行省之间的正常海上交通，地中海交易网更趋稳定。

公元前66年，庞培获得与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作战的指挥权。经过3年苦战，庞培彻底击败本都军队，结束了米特里达梯战争。罗马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了本都和比提尼亚行省。

图4.1 庞贝壁画

公元前64年，庞培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灭亡叙利亚王国，并把叙利亚领土归并罗马，建立叙利亚行省。

公元前62年，庞培凯旋。一时间庞培成了罗马城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其他的政治家皆因为庞培的出色表现而黯然失色。

克拉苏是当时罗马最富有的政治家，渴求财富是其一生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说：

罗马人肯定都说，克拉苏的许多美德皆因为一个缺点而变得黯然失色了，这就是对于利润的渴求。而我以为，这一缺点比起他的其他缺点更为明显。它只会使其他缺点更不引人注目。他的贪婪的最好证明，是他用来获取金钱和大量产业的那些方法。因为在起初，克拉苏的财富还不到300他连特，而当他成为执政官的时候，则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赫尔古利斯，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并从自己的财产中给每一位罗马人三个月的粮食……这些财富的较大部分（如果讲老实话）都是从火灾和战争中捞来的，他把民众的灾难作为个人敛财、获取最大利润的手段。[21]

克拉苏的财产主要来自被苏拉没收的政敌财产的拍卖以及罗马火灾后被烧房子的低价购买，他做的是房地产生意。

恺撒（公元前100？—前44）是罗马共和国末叶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过，他的成功并不依赖于财富，而主要依靠他对平民的接近和与苏拉及其党人的势不两立。作为罗马的政治家，恺撒从政的时间相对较晚。公元前63年，恺撒才当选为大祭司长。次年，他担任行政长官，期满后出任远西班牙总督。因恺撒平时慷慨好施，负债累累。在他将要就任远西班牙总督之时，债主们因为怕恺撒死于行省，所以联合起来不让他离开罗马。后来幸亏得到克拉苏的担保，债主才放他就任。恺撒和克拉苏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密切。一年后，恺撒从远西班牙归来，这时的恺撒相比一年前的恺撒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凯旋式，积极参与下一年度执政官的竞选活动。

图4.2 伟大的庞培像

图4.3 恺撒头像（一）

而当时的形势又对恺撒十分有利。公元前62年，庞培从东方回来后，元老院惧怕他功高独大，所以一直不批准他在东方的各项政策。恺撒趁此机会与庞培和克拉苏合作，共同挑战罗马政制。公元前60年，他们3人秘密结成军事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为巩固这一同盟，恺撒还把14岁的女儿嫁给近50岁的庞培。依靠3人的协作，恺撒顺利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

恺撒就任执政官后，马上提出3项法案：建议把坎佩尼亚的公有地分配给庞培的老兵和有3个孩子的贫困公民；建议元老院批准庞培在东方的一切命令；建议把包税人的税金降低1/3。这些法案无论对庞培还是对克拉苏都十分有利，因此很快获得通过。执政官任期结束后，恺撒出任山南高卢（内高卢）和伊利里亚总督职位，任期5年。那尔旁·高卢总督死后，他又获得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权。这样，恺撒名副其实地成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个享有两个行省总督头衔的人。

公元前58年，恺撒在罗马的代言人克劳狄被选为保民官。克劳狄立即提出针对西塞罗的放逐法案，西塞罗被迫远离罗马政治，流亡马其顿（公元前58年3月至公元前57年8月）。同年，恺撒赴山南高卢任总督。他以罗马治下的山南高卢为据点，向西不断入侵当时并不属于罗马的山北高卢地区。经过3年的苦战，恺撒占领了大部分山北高卢领土，并把罗马西北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岸。为协调“三头”之间的关系，公元前56年，恺撒、庞培、克拉苏以及200多名元老在埃特鲁里亚北部的路卡城聚会。会议决定，恺撒在高卢总督任期结束后，续任5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期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5年，克拉苏出任叙利亚总督5年。不久，公民大会通过了“三头”在路卡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公元前55年，庞培和克拉苏就任执政官。克拉苏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就来到了叙利亚，谋划与安息人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卡雷与安息人的战斗中阵亡，“三头”变成了“两头”。

图4.4 西塞罗半身像

在“两头”中，恺撒的发展显然超过庞培。庞培在公元前55年执政官任满后，并未离开罗马到西班牙任职，而只派他的副将去经营西班牙。相比之下，恺撒则凯歌高奏，将势力推进到山北高卢全境，并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居住区。著名历史学家兰克认为：恺撒完成的对高卢的占领，“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因为后来整个西方的形态都是以高卢为基础的”，“恺撒不仅夺取了高卢，而且还使高卢变得罗马化和文明化”。[22]此外，他还分别于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两度入侵不列颠，将罗马帝国的领土通过英吉利海峡扩大到不列颠。塔西佗认为，恺撒是“罗马人中最先率军进入不列颠的”[23]。

面对恺撒在高卢的巨大成功，庞培公开与元老院联合，共同阻止恺撒势力的发展。公元前49年1月1日，元老院做出决定：恺撒在高卢总督任满后（公元前49年3月1日）必须解散军队。如果不解散军队，他将被宣布为公敌。恺撒面临着“要么交权、要么顺从”这一非常痛苦的抉择。

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做出最后决定：亲率第13军团渡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恺撒的这一举动一直是中外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从恺撒的角度而言，这是出于无奈；而从元老院的角度而言，这是对共和国的挑战，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面对恺撒的快速挺进，庞培和元老贵族因准备不足，弃罗马而逃。恺撒占领罗马。公元前49年冬天，恺撒被宣布为独裁官。但他随即放弃这种权力，就任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此后，他便开赴东方与庞培作战。

图4.5 庞培头像（局部）

图4.6 “垂死的高卢人”头像

公元前48年，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发生激战，恺撒获胜。庞培带领部分手下逃至埃及，为托勒密廷臣所杀。恺撒追踪庞培至埃及，以埃及国王杀害庞培为由，干涉埃及王位之争，立克娄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开了罗马政要干预埃及事务的先河。

公元前45年9月，恺撒回到罗马，长达4年之久的罗马内战至此结束，恺撒成了罗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恺撒在内战中取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共和制的破坏。此后，他从罗马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头衔。公元前46年，恺撒被元老院任命为任期10年的独裁官，有权拥有侍从72人。公元前44年，元老院再次通过决议任命他为终身独裁官，这一行为完全否定了共和政府由行政官员定期负责的制度。此外，他还拥有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元帅、风俗长官、大祭司长等头衔。名义上，罗马的共和国依然存在，但实际上，罗马共和制度已不起任何作用，它的一切权力都已集中在恺撒手里。共和国几乎成了恺撒的代名词。

图4.7 恺撒像（二）

恺撒独裁期间，全面进行改革，内容包括：安置老兵，保护老兵的利益；改革元老院，把一些非元老贵族出身的奴隶主选进元老院，并将元老的人数增加至900；将公民权扩大至一些行省，如高卢和西班牙等；改善行省条件，严惩贪污勒索的行省总督，剥夺行省总督的军权，改革行省税收制度，规定直接税由国家征收，间接税仍采用包税制，由骑士承包征收。

恺撒的独裁触及了罗马贵族的传统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元老院舆论和武力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暗杀。公元前45年3月15日，共和派集团在元老院议事厅刺杀了毫无防备的恺撒。恺撒的死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共和制的依恋。恺撒的死亡表明，他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共和国危机的方法。

恺撒死后，罗马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恺撒的亲信安敦尼（又译为安东尼）、骑兵长官雷必达和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在混乱中逐渐掌握权力。他们于公元前43年10月在意大利北部的波诺尼亚城附近举行会议，并一致达成协议：“三头”共同执政5年，三分行省，安敦尼统治高卢，屋大维控制阿非利加、撒丁尼亚和西西里，雷必达统治西班牙；意大利由他们3人共同治理；亚德里亚海以东地区尚在共和派的控制之下，由安敦尼和屋大维负责征讨。历史上常常将安敦尼、雷必达和屋大维3人公开结成的同盟，称作“后三头同盟”。如果说前“三头”还要照顾到共和国的形式的话，那么后“三头”则完全是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政治联盟。

图4.8 带有恺撒头像的银币

公元前43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法律，任命屋大维、雷必达和安敦尼为“建设共和国的三头”，授予他们在5年内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在同盟执政期间，“三头”大肆捕杀政敌，大约有300位元老和2000名骑士被杀。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大文豪西塞罗也被“三头”列为“公敌”，惨死于后“三头”的屠刀之下。

公元前42年，安敦尼和屋大维越过亚德里亚海，出兵巴尔干，在马其顿的腓力比附近打垮共和派。腓力比战役之后，“三头”重新分工。安敦尼前往东方，处理东部事务；屋大维返回罗马，负责老兵的安置工作。

公元前40年夏，“三头”再次达成协议，规定：安敦尼掌管东方行省，负责对帕提亚的战争；屋大维掌管西方行省；雷必达掌管阿非利加行省；意大利仍由3人共管。

公元前36年，屋大维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只留给他一个大祭司长的空头官衔。“三头”实际上只剩下了“两头”。

公元前40年夏天以后，安敦尼一直在东方行使权力。他为埃及女王所惑，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的一些土地让给埃及；他还与埃及女王克娄奥帕特拉结婚，育有3个儿子，在埃及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样，安敦尼与意大利民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屋大维乘机发展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公元前32年，整个意大利向屋大维宣誓效忠，并要求屋大维领导“后来在亚克兴获胜的那次战争”。此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向埃及宣战。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率领军队与安敦尼和克娄奥帕特拉会战于希腊西海岸的亚克兴海角，克娄奥帕特拉和安敦尼率先逃离战场，克娄奥帕特拉和安敦尼军大败。对于罗马人来说，亚克兴海战是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历史学家也一直把它视作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在这次战争中屋大维消灭了安敦尼的主力，奠定了他在罗马内战中最后胜利的基础。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军进入埃及，安敦尼和克娄奥帕特拉双双自杀。从此，埃及这个地中海东部的最后一个国家也失去了主权，成了罗马帝国的一块属地——一个由屋大维直接管理的特殊行省。屋大维还因此从埃及获取了10亿塞斯退斯的财富，其富裕程度超越了罗马国家。[24]

图4.9 奥古斯都头像

图4.10 奥古斯都像（一）

屋大维成功了，屋大维胜利了，屋大维终于赢得了战争，结束了内战。屋大维的胜利表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过时了，必须有一种新的制度来替代它。而这一制度的真正创立者恰恰不是别人，正是屋大维本人。